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03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103號

上訴人

即被告

林峯山

上列上訴人因恐嚇取財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9年度簡上字第336 號中華民國99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撤緩偵字第31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又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刑事訴訟法第362 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361 條第2 項、第367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62 條規定：「……所稱具體理由，係指須就不服之判決為具體之指摘而言，如僅泛稱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或採證違法、判決不公等，均非具體理由。……」亦即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92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案原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林峯山犯恐嚇取財罪，累犯，而量處有期徒刑7 月（原審判決被告詐欺取財罪部分，係屬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3 項、第455 條之1 第1 項簡易處刑案件之第二審判決，原審判決後即確定，不得再上訴）。被告雖於民國100 年1 月12日上訴期間屆滿前提出上訴狀，然上訴理由係稱：「懇請鈞長考量被告犯後態度良好，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提供本案眾多關鍵證詞，協助檢警偵辦此案，於本案犯行中並非基於主導之地位，且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罪金額、行為分擔等一切情狀，網開一面，從輕發落，以啟自新，記取教訓，永不再犯。」等語。惟查，被告犯恐嚇取財罪部分，事證明確，業經原審說明認定理由，原審因而據以論罪科刑，並無不合。又原審判決已說明被告係累犯與緩刑要件不符，更無給予緩刑之理由，本院認並無違誤，原審判決理由又說明：「審酌被害人葉品辰本因婚姻不睦，尋求協助，委託一力聖公司處理離婚等相關事宜，被告等人竟利用葉品辰之困境，從中詐欺取財達新臺幣（下同）40萬元，更杜撰『得罪四海幫』之事，使葉品辰心生畏懼，交付150 萬元以委曲求全，被告等人之行徑，實令人不予苟同。而被告林峯山前坦承犯行，擔任污點證人換得緩起訴，於原審自白而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後，因嫌判決結果過重，又翻異前詞，視司法為可任由其操弄、利用之工具，亦不足取，惟被告林峯山前已賠償被害人葉品辰，且取得被害人葉品辰之原諒，其於上開犯行中並非基於主導之地位，及被告高中畢業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等語，亦即原審判決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審酌後而為量刑，且已審酌被告上訴理由所指之犯後態度情狀，而被告上訴狀所載之理由，並未具體指出原審判決所為之判斷及量刑，有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之處，亦即並未就原審之採證及判斷具體指出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處，依上開說明，實難認本件被告之上訴係上開法條所規定之具體理由，亦即被告上訴並未具體敘述原審判決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處，其上訴即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三、再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之情形，雖依刑事訴訟法第367 條但書規定：「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先命補正。」，惟該條但書規定係指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原審未命補提理由書狀之情形。換言之，應認僅於被告或檢察官上訴未敘述理由時，原審法院可命其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第二審法院審判長始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苟被告或檢察官提起上訴時，上訴書狀已載理由者，即不適用。被告上訴狀敘述之上訴理由是否具體，既非原審法院可命補正之事項，即毋庸先命補正。從而，上訴人即被告之上訴理由狀未敘述具體理由，且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20日（即100 年2 月8 日）內，亦未補提上訴具體理由，依上開規定，顯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由本院依同法第367 條前段、第372 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