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六二О號（詐欺）- 2026 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六二О號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乙○○ 選任辯護人　鄭曉東　律師魏緒孟右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八一О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四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續字第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洪秀花（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係夫妻關係，二人於民國八十一年五、六月間，經友人蔡聰德介紹而認識告訴人甲○○，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自己從事古董買賣二、三十年之經驗，明知一般人並無判斷古董真偽之能力，由乙○○出面向甲○○佯稱擁有百年歷史以上之古玉，願以新台幣（下同）八十萬元出售予甲○○，為取信甲○○，乃向甲○○佯稱其捨不得出售予蔡聰德之妻，要求甲○○不可告訴蔡聰德之妻，致甲○○陷於錯誤，以八十萬元購買古玉二件（見該署八十三年度八十三年度偵字第二二七二六號卷內編號十五、十六照片所示）。乙○○、洪秀花嗣自八十一年十二月間起，即一再遊說甲○○，依其收藏古董之經驗，斷言收藏古董可保值，鼓舞甲○○收藏古董，並保證不曾賣過假古董，蔡聰德亦曾向伊買過二千餘萬元之古董，伊不可能出售假古董，甲○○乃興起收藏古董之意念。嗣於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洪秀花得知甲○○之子許景堯在香港，洪秀花乃告知甲○○，乙○ ○目前亦在香港，且有珍貴古董乙批求售，洪秀花乃以電話聯繫乙○○，乙○○ 即於電話中表示伊認識將官，因該將官子女皆在美國，而該批古董無法攜帶至美國，伊遂向該將官購買古董乙批，乙○○並表示願意割愛，甲○○因係透過蔡聰德介紹而認識乙○○，遂相信乙○○，允諾以二百七十八萬八千元購買該批古董，並請乙○○將古董帶至香港住所即銅鑼灣．伊莉莎白大廈Ｃ座十二樓Ｃ３室供許景堯觀看，乙○○即攜帶六件古董（見前述偵卷內編號九、十、十一、十三、五十二、七十九照片所示）供許景堯觀看，並向許景堯表示該古董均係明、清時代之古董。事後，乙○○通知甲○○已將前揭古董載運抵台後，甲○○乃通知其子許景堯、許晉瑜前往潘宅搬運，甲○○旋於八十二年一月五日匯款二百七十八萬八千元予乙○○。嗣甲○○於八十三年五月間，接獲蔡聰德通知，乙○○出售伊之古董係膺品，甲○○遂以布擦拭前揭古董，竟出現釉彩部分有變色或脫落之現象，甲○○始知受騙。經甲○○數度以電話聯絡乙○○、洪秀花要求取回假古董，渠二人假意答應取回，惟迄未出面處理。因認被告乙○○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取財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六號、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意旨足參）；次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四十六年台上字第二六０號、五十二年臺上字第一三００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乙○○涉犯前揭詐欺取財罪嫌，係以後述各節為據：㈠、告訴人甲○○自八十一年五、六月間認識乙○○後始接觸古董行業，此經告訴人陳明在卷，且為被告乙○○所不爭執，則告訴人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提出本件告訴時，衡情應尚無法判斷古董之真偽，則依一般常情，告訴人應不可能向第三人購買其他古董後，再以之充當向被告乙○○購買之古董，並據而提出告訴，況檢察官將告訴人提出之古董全數送請教育部函轉國立歷史博物館（下稱史博館）鑑定結果，其中編號十五、十六之玉器為現代翡翠「真品」，有史博館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博研字第九一００三七八七號函及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社（五）字第０九一０一九九二０一號函為證，苟告訴人有意以第三人出售伊之古董誣指為被告所出售，其怎可能提出「真品」供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送請鑑定？應認告訴人提出之八十件古董（含二件古玉）均係被告乙○○出售之器物。㈡、國際知名之拍賣公司即蘇富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蘇富比公司）、太古佳士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古佳士得公司）縱然不保證拍賣古董之真偽、日期、年代、出處等情，惟此係拍賣市場之慣例，核與一般私人間之交易有別，尚難以拍賣市場不保證拍賣古董之真偽等情，即認私人交易亦不保證買賣古董之真偽，私人交易中賣主對於古董真偽等事項之保證，對於買主是否購買，居於重要地位。㈢、告訴人既是第一次接觸古董，若非被告乙○○保證前揭古董係明、清古物，告訴人怎可能花費三百餘萬元購買？況被告乙○○前於七十九年間向案外人翁木端、林礽廷、蔡聰德、黃鵬國等人，誘使向其購買古董（事後均證明其出售之古董係膺品），其詐騙手法與本案相同，有自訴狀在卷（按翁木端、林礽廷、蔡聰德、黃鵬國自訴乙○○詐欺案件，業經本院八十三年度上易字第一九三七號判決無罪確定），足見被告乙○○出售前揭器物予告訴人時，確有保證其出售之器物（含古玉二件）係明、清時期之古董。㈣、被告乙○○售予告訴人之器物，經告訴人及檢察官分別送教育部轉請國立歷史博物館鑑定結果，均認前揭器物係「現代仿古品，非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古物」、「陶瓷為現代仿古物，編號十五、十六號玉器為現代翡翠真品」，有教育部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台（86）社（三）字第八六一四六三一八號函 (下稱前函）及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台社（五）字第０九一０一九九二０一號函附卷可按；而前函所稱之「現代」應指民國年間之謂，史博館係邀集專家，依據前揭器物之質材、形制、繪彩等特徵，獲致共識認定其為「現代仿古品」之結果，歷史博物館九十一年九月三日台博研字第九一００二四七０號函及教育部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台（九一）社（五）字第九一一三五九八五號函在卷，雖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古物」，其範圍與通稱之「古董」不同，惟一般通稱之「古董」，是以具有一定年代之歷史為必要之要素，而前揭鑑定結果均認送鑑定物陶瓷為現代（即民國年間）之仿古品，玉器為現代翡翠真品，其均非明、清年代之器物，惟檢察官勘驗前揭器物底部，分別有落款大明弘治、(清)嘉慶、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宣統、光緒等字樣，足見上揭器物（不含古玉二件），均係仿製之膺品。又被告乙○○售與告訴人之其餘陶瓷器（約八十件）售價共二百七十八萬八千元，平均每件售價竟僅有三萬四千八百五十元，衡以被告乙○○從事古董買賣二、三十年之經驗，其怎可能不知該批器物係「現代仿古品」？其怎可能相信該批器物係明、清時代之製品？四、訊據被告乙○○否認被訴前揭詐欺犯行，辯稱：告訴人甲○○提出告訴之古董，其中僅有十六件（含古玉二件）是伊所出售，另伊售與甲○○的古董，是伊在香港向李玉標所買，依其在古董買賣之經驗，不可能向甲○○保證是真品，伊只是說是早期東西，亦告知甲○○古董年份可能也有出入，伊沒有詐騙告訴人犯意；另在國際交易上，除蘇富比公司明確表示不保證所拍賣古董之真偽外，太古佳士得公司之「供賣家及買家參閱之資料」中，亦有「不提供保證之通知」，被告自不可能向甲○○保證其出售古董之年代、真偽等情。告訴人雖舉前述鑑定機構回函為據，惟古董之鑑定實非易事，連蘇富比公司於拍賣古董時，均無法保證其所拍賣之古董之真偽，是蘇富比公司回函所陳「告訴人提出向被告所購之古董均為後期仿製，無拍賣價值」等語，亦無法證實古董之真偽。另教育部所鑑定者僅在於古代文物是否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標準，至於不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文物，其真偽與否，則非屬教育部之鑑定範圍，則教育部回函亦無法證明被告所出售之古董即屬膺品等語。五、經查：㈠、告訴人雖指其向被告乙○○所買古董共有八十件（含二件古玉）等語，然經檢察官會同被告、告訴人現場勘驗結果（見偵續二號卷第一四七、一四八頁），被告僅承認其中十六件為其所售與告訴人之物，至於雙方所交易之其他古董，均未留有任何足以辨識交易物品之記錄，自難認定告訴人所指「出現釉彩變色或脫落之古董」，即屬被告所售與告訴人之物，何況前開「物品變色或脫落」等情，已為被告所否認在卷（見九七七四號偵卷第二十頁反面），此部份又無其他證據佐認，自難遽信告訴人此部份之片面陳述。㈡、古董真偽之鑑定困難，此有前開史博館回函足佐，又被告所供告訴人提出之類似古物中有部分為其所售，雖經史博館、教育部為前述鑑定，惟參以太古佳士得公司中國陶磁器、繪畫、玉刻品及鼻壺拍賣目錄第三條第一項所載：「在目錄內對任何拍賣品之作者、來歷、日期、年代、尺寸、介質、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情況或估計售價之說明或聲明，僅屬意見而已」，及蘇富比公司拍賣目錄第二十五條：「本公司於型錄中之敘述，（包含創作者、性質、真偽、起源、日期、年代、出處、狀況或估價）僅係意見之表達。有意者，對該等意見應運用必依賴其自己之判斷，本公司．．．不對其意見之正確性負擔任何責任」（見前開偵卷第四二頁），是國際知名拍賣公司於拍賣古董時，均無法保證所拍賣古董之真偽，則被告依其主觀就古董之認知，而對告訴人為買賣古董要約，在尚乏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明知係屬偽品，而故意售與告訴人之情，無從逕以被告出售類似古物所印製朝代年份經鑑定有所不符，即認被告主觀上有以贗品對告訴人施詐之不法所有意圖。㈢、查古董物品之作者、年代及附加價值等，均屬古董交易之重要事項，又古董買賣係屬專業、高利潤之業，伴隨之乃相對之高風險，如買方在收購前有充裕之時間自行或委託了解、深究古董之作者、年代及附加價值，且在購買與否之決定權乃屬於買方之情況下，買方經自行評估後所為之購買，自難逕認有何陷於錯誤可言。本件告訴人向被告購買古董，無非看重古董收藏及增值之利益，而其於付款購買前，先經告訴人之子許景堯看過部分陶瓷，而運抵台灣後，告訴人亦自行看過該批陶瓷等情，業據告訴人及其子許景堯證述在卷（見前開偵卷第五十頁，偵續二號卷第一四九頁），何況告訴人決定購買前，亦有一段時間可自行評估該批陶瓷之價值一節，亦為告訴人所陳明（見偵續二號卷第四八頁反面，原審卷第八八頁），則告訴人經其評估後決定購買，自難僅以告訴人對於古董交易經驗未豐，遽認被告則有對告訴人施詐而使其陷於錯誤之情。㈣、公訴人所指「被告前向案外人翁木端、林礽廷、蔡聰德、黃鵬國等人，以與本件同一手法誘使向伊購買古董之案件」，固有卷附翁木端、林礽廷等人筆錄（見偵續二號卷第二０四、二一０頁），然被告被訴該詐欺部分，業經本院八十三年度上易字第一九三七號判決無罪確定，有該判決書及被告前科表足佐，是被告被訴前案情節，不足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又被告事後雖有與告訴人談及以其他古董更換或向告訴人買回等情（見原審卷第四四頁之和解書），然被告與告訴人先前因其他物品交易，亦有被告事後退還交易款項情事，亦經告訴人陳明在卷（見九七七四號偵卷第二一頁，一０四四六號偵卷第五十頁），是不能以被告於審理中與告訴人和解以免訟累之舉，推論被告係有畏罪心虛之詐欺犯意。至於卷附之告訴人匯款與被告之匯款回條（見二二七二六號偵卷第五頁），僅足以證明雙方確有買賣之事實，無從佐認被告有何不法所有之詐欺意圖，雙方對於買賣物品之品質事項縱有爭執，亦屬買賣關係之糾葛，應循民事程序解決，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乙○○有何被訴詐欺取財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要旨，原判決關於被告乙○○部分，因而為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確向告訴人保證係真品，否則告訴人豈會以鉅款買受，而被告嗣與告訴人和解，足徵有詐欺犯意；且被告曾以同一手法售與案外人林祁廷等人；又經鑑定僅其中二件係屬真品，餘均屬贗品，而拍賣公司與被告之出售方式不同，被告自難據此以免刑責」等語，指摘原判決關於被告乙○○部分不當，為無理由，均如前述，上訴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方娜蓉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郭雅美法官凃裕斗法官張意聰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法院書記官張文斌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二年度上易字第一六二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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