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98年度上易字第759號

• 裁判案由: 詐欺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 裁判日期: 98 年 12 月 03 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98年度上易字第759號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丙○○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464 號中華民國98年8 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28159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丙○○知悉乙○○遭羈押且欲聲請交保，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下同）94年8 月某日，前往臺灣高雄看守所會客，向乙○○佯稱：「其有朋友認識高雄地檢署的檢察官可以幫忙關說」云云，乙○○遂信以為真。於同年9 月上旬某日，丙○○與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為「許桑」之成年男子（下稱「許桑」）再前往會客，並向乙○○佯稱與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之相識、來往情形，乙○○即請丙○○與「許桑」向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轉告其願意帶警察去找販毒之源頭。同年10月，丙○○與「許桑」再前往會客，並向乙○○佯稱：「要借提出去找源頭比較困難，但是可以幫你交保，交保須要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乙○○因而陷於錯誤，於其母吳秋菊前來會客時，交代其母交付20萬元與丙○○及「許桑」，其母即提領20萬元交付丙○○，並囑託丙○○將20元萬交給「許桑」，然因乙○○未獲交保始知受騙，因認被告丙○○涉有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犯行，無非係以證人乙○○、吳秋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及乙○○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監查詢資料各1 份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上揭詐欺犯行，辯稱：伊與乙○○認識已逾8 年，情同手足，伊去探監時，因乙○○主動詢問伊有無認識有力人士，可以幫忙關說讓他借提或交保出去，伊因之前罹患口腔癌，曾經受「許桑」（即「洲仔」）幫忙，伊認為「洲仔」很夠力，詢問「洲仔」後，「洲仔」稱有辦法可以先辦交保，因此就帶「洲仔」一起去會客，介紹「洲仔」與乙○○認識接觸，當天都是乙○○與「洲仔」談，伊只是把「洲仔」帶去看守所，介紹「洲仔」與乙○○接觸而已；其後，乙○○有請他媽媽吳秋菊拿20萬元給伊，要伊轉交給「洲仔」，伊向吳秋菊拿20萬元後，就到「洲仔」在成功路的店轉交給「洲仔」，伊後來也有載吳秋菊去「洲仔」成功路的店內跟「洲仔」認識，確認伊確實有轉交該20萬元；由於乙○○一直受羈押，還被起訴，並未交保，吳秋菊問乙○○為什麼沒有交保，伊就找「洲仔」到伊位在十全、中華路的店內，也請吳秋菊來到伊店內，伊有跟「洲仔」說20萬元要還給吳秋菊；整個過程伊只是出於好意幫忙乙○○，所以介紹「洲仔」與乙○○認識，並幫忙轉交20萬元給「洲仔」，伊並無詐欺乙○○的意思，伊也沒有拿到半毛錢等語。
四、經查：
㈠乙○○因販賣毒品案件，於94年6 月29日為警查獲，並於同年月30日起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羈押；嗣於同年8 月22日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同年月26日繫屬原審法院；嗣經該法院以94年度重訴字第88號判決有罪；乙○○提起上訴後，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乙○○再上訴後，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96年5 月22日送監執行；乙○○因該毒品案件，自94年6 月30日起至96年5 月22日送監執行之該段期間內，均一直受羈押中，均無交保出所等情，有乙○○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各1 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審易卷第18至22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伊94年6 月30日進入看守所後，同年7 月11日，被告有載伊母親到看守所看伊，伊有問被告有否認識警察或朋友有管道可以幫忙，看能不能把伊借提出來，伊要供出毒品來源；後來被告有帶一個朋友即「洲仔」來，會客時外面有兩個話筒，所以被告與「洲仔」各拿1 支講，「洲仔」就透過話筒跟伊說他與「水仔」檢察官之交往情形，伊本來是懷疑「洲仔」到底夠不夠力，有沒有辦法關說，後來伊聽到「洲仔」所說的上開與「水仔」之相處情形，與伊所知道之情形是一樣的，因此伊才相信「洲仔」確實有辦法；認識「水仔」檢察官之交往情形都是「洲仔」講的，被告只有在旁邊聽而已，當天「洲仔」就說關說處理需要20萬元；因此，下次被告又載伊母親到看守所探監時，伊交代伊母親交20萬元給被告，並跟被告說要轉交給「洲仔」；「洲仔」總共至看守所看伊2 次，第1 次是上開講20萬元那次，第2 次則是伊被起訴後隔沒多久，第2 次「洲仔」跟誰來伊忘記了，伊問「洲仔」為什麼錢已經拿了伊還被起訴，檢察官還求刑這麼重，「洲仔」說「水仔」檢察官出國考察，還沒回來等語（見原審卷第46、47頁），復有94年7 月1 日至11月4 日之乙○○接見登記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審易卷第39至42頁）。證人吳秋菊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有次伊去探監，拜託被告載伊去，乙○○要伊拿20萬元給被告，當天伊就帶被告一起回伊位在中華五路之住處，請伊二兒子陳世笙去拿放在家裡的20萬元，然後就在住處樓下交給被告，當時有伊、陳世笙與被告3 人在場；隔幾天後，被告有帶伊去「洲仔」成功一路之店（即高雄市○○○路210 之2
號5 樓之威霆企業社）與「洲仔」認識，跟伊說20萬元已經給「洲仔」等語（見原審卷第39、43頁）；其於檢察官偵查中結證稱：伊一開始不知道被告有帶「許桑」去會客，乙○○只說被告帶了一個朋友去會客，該朋友可以幫他，所以要伊拿20萬元給被告，請被告拿給該朋友。伊請伊二兒子陳世笙將20萬元拿到伊住處樓下，由伊交給被告，請其代轉給該朋友等語（見他卷第33、34、44頁）。由上述證述內容可知，被告乃在乙○○詢問其有無認識有力人士可幫忙後，始帶「洲仔」一起探監，並介紹「洲仔」與乙○○認識，由「洲仔」與乙○○洽談關說處理等事；嗣被告與吳秋菊一同探監時，並依乙○○之囑託，先自吳秋菊處取得關說處理之20萬元後，即轉交予「洲仔」等情，應堪認定。
㈢證人吳秋菊又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稱：伊交給被告20萬元後，才明確知道那些錢是要請「洲仔」幫忙關說的，但後來乙○○還是被起訴，也沒有交保，伊馬上打電話給被告，請被告打電話給「洲仔」，被告當時就馬上打電話給「洲仔」，也約伊到他十全、中華路的店內，後來伊有去，「洲仔」也去，現場就有伊、陳世笙及乙○○之前交往之女朋友；後來被告因接到似是收貨或估貨之來電，就先離開店裡，離開前跟伊說要向「洲仔」拿錢回來，「洲仔」當時有說20萬在他那邊，他會還錢，但現在要緊的是先請律師，伊就跟「洲仔」先去請律師（即乙○○案件第一審之辯護人）；之後伊打電話給被告，告訴他「洲仔」有答應要還錢，會把錢轉交給他，他再把錢還給伊。後來伊問「洲仔」有無交錢給被告，「洲仔」說對方現在很忙，沒有時間還錢，必須等到新曆過年，但一直到有次伊打給「洲仔」，「洲仔」說他人在臺東，沒辦法回來，之後「洲仔」電話就不通了等語（見原審卷第41頁）。足見被告於轉交20萬元予「洲仔」後，得悉乙○○並未借提或交保，並已於同年8 月22日經檢察官依法起訴後，尚還積極聯繫「洲仔」與吳秋菊接觸，並非置之不理，且在其店內尚要吳秋菊將錢要回等情，應堪認定。
㈣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又結證稱：認識被告大約7 、8 年，認識的程度跟親兄弟一樣，伊當初寫控訴狀不是針對被告，伊只是想把「洲仔」找出來，20萬元是被「洲仔」拿走，被告只是好意幫忙，以伊與被告之交情，被告不會落井下石，趁機詐財等語（見原審卷第49頁）；證人吳秋菊亦結證稱：伊藉由乙○○認識被告，被告也跟伊家裡很熟，被告也依伊兒子對伊的稱呼，稱伊「阿娘」，被告只是好心要幫忙乙○○，甚至還貼油錢載伊去看守所會客等語（見原審卷第43頁）。足見被告與乙○○相識已久，2 人同叫吳秋菊「阿娘」，乃情同手足之朋友。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之前得口腔癌時，曾受「洲仔」之幫忙，「洲仔」帶伊去長庚醫院，直接進去醫院裡面的辦公室，而非在外面等候掛號，伊發現「洲仔」怎麼這麼夠力，伊才會請「洲仔」問看看有沒有管道可以幫忙，看能不能幫乙○○交保；伊才會帶「洲仔」一起探監等語（見原審卷第54頁）。且被告嗣因罹患口腔癌接受手術，此有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審易卷第12頁）。由上情可知被告係在乙○○主動詢問其有無認識有力人士可幫忙時，本於其認為「洲仔」是很「夠力」人士之認知，始介紹「洲仔」與乙○○認識，相信「洲仔」確有管道疏通而幫助被告交保，參以上開被告與乙○○之交往情形，其並無趁乙○○遭受羈押而詐財之動機。且被告僅介紹「洲仔」與乙○○認識，其後乃由「洲仔」一人與乙○○說明其與「水仔」檢察官之交往情形，而使乙○○相信「洲仔」確實很夠力，嗣被告則依乙○○囑託，確有代為轉交20萬元給「洲仔」，於被告被起訴後，尚還積極聯繫「洲仔」與吳秋菊接觸，並非置之不理，被告所為僅有先前之介紹與其後之幫忙轉交20萬元而已，是依卷內之證據，縱令「洲仔」涉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亦不能僅憑被告先前之介紹與其後之幫忙轉交20萬元等行為，即認其與「洲仔」就詐欺犯行有何犯意聯絡。綜合上開情節，被告應係出於好意，介紹「洲仔」與乙○○認識洽談及受乙○○囑託轉交20萬元與「洲仔」，尚無詐欺之犯意，是被告上揭所辯，核與事證相符，應可採信。
㈤證人乙○○雖於檢察官偵查時結證稱：被告於94年8 月間第1 次來會客，即表示有朋友認識高雄地檢署井天博檢察官（綽號「水仔」），可以幫忙關說；被告於94年9 月初第2 次來會客，這次即帶「洲仔」一起來，被告與「洲仔」一起把他們跟「水仔」互動之情形告訴伊，且說可以幫忙關說讓伊借提出去找販毒源頭；被告於94年10間第3 次來會客，這次也帶「洲仔」一起來，他們表示借提比較困難，但可以交保，交保處理需要20萬元；當時伊母親常常去會客，伊要她交20萬元給被告；後來伊母親打電話聯絡被告，一起到「洲仔」家裡，把錢交給「洲仔」與被告等語（見他卷第8 、9 頁）。惟其上開證述情節與其及證人吳秋菊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述關於「洲仔」與被告一起探監之次數、時間、會客之情形、交付20萬元之時間、方式、地點等均不相一致；況乙○○於94年8 月22日即經高雄地檢署井天博檢察官提起公訴，且於同年月26日即繫屬於原審法院，已如上述；該案件既已與偵查檢察官無關，乙○○焉有可能於起訴後之同年9 、10月，在與被告及「洲仔」會客後，於其母吳秋菊到探監時，再告訴其母「因為案件的關係，要請他們（按即被告與「許桑」）跟檢察官講一下」等語（見他卷第9 頁），而遭受被告與「洲仔」詐騙而交付20萬元？又被告早於98年7 月11日即有至看守所探監，此觀上揭乙○○接見登記表（見審易卷第39至42 頁 ）即明，已足認證人乙○○上開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確與真實情況有別，顯難僅因其上開證述中所為「他們兩個人」一語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又「洲仔」確有其人一節，迭據被告、證人乙○○、吳秋菊證述在卷，檢察官認或係幽靈抗辯，顯屬無據。再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伊當初寫控訴狀不是針對被告，伊只是想把「洲仔」找出來等語，已如上述；其於本院審理時亦結證稱：「其實我會具狀請求檢察官上訴，是因為我想捉甲○○，並不是要對被告上訴」、「（以你的看法，被告有無分到你母親所交付20萬元中的一部分？）不可能」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足認證人乙○○於檢察官偵查中之上開證述確與被告參與犯罪之事實不符，故乙○○此部分證述既有上揭瑕疵可指，自不能以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至「許桑」究係卷附之甲○○或許崇洲或其他之人，原審依其等陳述調取許崇洲、張文志、柯禾家、林濬哲、甲○○等人之個人戶籍、相片影像資料等供被告與證人乙○○指認後，其等陳述不一，難以確認「許桑」係何人，而難以調查；且衡諸常情，該「許桑」係本件犯罪嫌疑人，案發後逃匿難以傳拘，亦難期其願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而自承己罪；況公訴人亦未提出「許桑」係何人之證據資料以供本院審酌，本院亦難以依職權進行調查。本件事證已明，已無再行傳拘「許桑」之必要，至「許桑」是否涉犯本件詐欺罪嫌，應由檢察官依法處理，附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上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之上述詐欺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循告訴人乙○○具狀請求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其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2　　月　　3 　　日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蕭權閔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林水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2　　月　　3 　　日書記官 林佳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