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秀珍

選任辯護人

陳穎賢律師

唐樺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2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9至10行「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意聯絡」補充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證據部分並增列被告黃秀珍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以詐欺集團成員為例，當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實際管領權，並施用詐術，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與犯罪行為人無關之人頭帳戶時，即已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亦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此時即應認已著手洗錢行為，倘嗣發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成立一般洗錢既遂罪。至行為人已著手實行特定犯罪，然未有犯罪利得發生（如已施用詐術指示被害人匯款至人頭帳戶，但被害人因故未匯款），或已產生犯罪利得，但未置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如人頭帳戶遭圈存凍結，無法提領，或行為人已遭查獲而不可能提領）等情，導致金流上仍屬透明易查，無從合法化其所得來源，而未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結果，則仍應論以一般洗錢罪之未遂犯，尚不得謂未達於洗錢之著手階段，而不構成洗錢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6至1683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073、2410、3197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7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告訴人黃永龍行使詐術，指示其於約定之時間、地點將款項交付與依「陳國寶」指示到場之被告黃秀珍，其情況類似於上開說明中所謂「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實際管領權，並施用詐術，指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與犯罪行為人無關之人頭帳戶」，即已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亦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應認已著手洗錢行為而構成一般洗錢未遂罪。實務上雖有認為於面交車手出面向被害人取款之際，即遭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則行為人即取款車手並不成立一般洗錢未遂罪，其理由主要係以：被害人未陷於錯誤，行為人前去向其取款，尚未對洗錢罪所欲保護之客體，形成任何之危險等旨（例如：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9號之甲說）。然上開說法似對於著手之判斷採取完全、絕對客觀之標準，而未考量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與學者通說所採之主客觀混合理論有異，亦非我國司法實務向來所採之判準，故為本院所不採（且若採取上開說法，是否亦應認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客觀上並無危險，故行為人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應適用刑法第26條不能未遂之規定而不罰？）。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及共犯偽造印文（即現金收據憑證「公司印鑑」欄所示印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加重條件，惟詐欺取財之方式多端，本案既乏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對訛詐者係採上開加重手段為之乙節有所認識，僅得認定被告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另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條件，容有未洽，然此部分僅涉及加重條件之增減，尚非罪名有所不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詐欺集團為實施詐術騙取款項，並蒐羅、使用人頭帳戶以躲避追緝，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係需多人縝密分工，相互為用，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雖各共犯僅分擔其中部分行為，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本案被告雖未直接對告訴人施以詐術，然其既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分工行為，所為係該詐欺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且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並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而屬共同正犯至明。是被告與共同被告游植筌、「陳國寶」、「劉欣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其各罪之實行行為有部分合致，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㈤公訴意旨雖漏論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惟該二罪名與已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所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之罪名，使其知悉及答辯（見本院卷第61頁），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㈥本案告訴人並未陷於錯誤，被告加重詐欺犯行仍屬未遂，依學者通說所採之印象理論，被告固已顯示其法敵對意志而具應罰性，然其犯行對於社會大眾之法律信賴影響程度較低，故刑罰必要性也降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㈦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詳後述），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㈧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係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為裁量之準據，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外，若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為最高法院一貫所採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第2840號、第34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既已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依上開說明，爰不再論述被告所犯輕罪部分，有無相關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而僅於量定宣告刑時將之合併審酌，以為適當之評價，附此敘明。

㈨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

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在旅行社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無人需其扶養之生活狀況、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見本院卷第75頁）。

⒉被告犯行對告訴人財產法益（加重詐欺未遂部分）及社會法益（參與犯罪組織、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一般洗錢未遂部分）造成之危險。

⒊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已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當庭給付告訴人1萬2,000元（見本院卷第121頁調解筆錄）之犯罪後態度。

⒋另參以被告就本案犯行與共犯間之分工情節及階層地位，併考量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未遂罪，亦分別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刑法第25條第2項等減刑規定），兼衡以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雖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仍應將輕罪即參與犯罪組織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即學理所稱想像競合之釐清作用），以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

⒌末審以法院判決有其社會意義，刑事庭法官就個案判處罪刑，不僅直接影響到被告的財產、自由甚至生命，也間接向社會大眾宣示哪些行為是不能做的，以及如果做了，必須付出什麼代價。我國詐欺案件猖獗，不僅嚴重危害社會大眾的財產安全、損及共同體成員間的信賴（因此帶來整體社會交易成本的大幅提升），也造成檢察署和法院沉重的負擔（案件變多影響的不只是檢察官、法官，也影響到每一個納稅人接近使用法院的權利），更可能造成年青一代價值觀的偏差（收取款項就可以輕鬆賺取高額報酬，誰還願意腳踏實地地工作？）。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繁多，金融、電信及網路的管制不足可能是主要原因，但司法系統恐怕也無法置身事外。如法院就詐欺犯罪者所科處的刑度過輕，恐使被告日後食髓知味再犯另案（特別預防之角度），亦可能使有心人士興起效仿之念頭（一般預防之角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⒍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未遂罪部分，雖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依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輕罪併科罰金刑部分亦擴大成為形成宣告「有期徒刑結合罰金」雙主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然本案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復經本院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偽造之文書已依法沒收，至於其上偽造之印文、署押部分，因文書既已沒收，印文、署押即屬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因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另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708號判決意旨參照）。扣案如附表編號1、4、6、7、9、10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見本院卷第72頁），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現金收據憑證上之印文，因屬於該文書之一部分，依前揭說明，已因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須再重複為沒收之諭知。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本案其尚未取得報酬（見本院卷第75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因本案犯行分得任何犯罪所得，自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追徵之問題。至被告雖於偵查中稱「10月我跑了第1單成功後，有拿到3000元」等語（見偵字卷第261頁），公訴意旨亦據此聲請宣告沒收被告之不法報酬3,000元，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確供稱：該3,000元係伊於113年10月9日到臺中市北屯區收取100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足見其所稱已分得之3,000元並非本案即詐欺告訴人黃永龍所分得之犯罪利得，自無從於本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㈢其餘扣案物核與本案被告詐欺告訴人之犯行無關，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琇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