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CHIU SUNG FONG（中文名：趙崇晃）

賴世偉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21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名稱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並補充、更正如下：

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記載「CHIU SUNG FONG（下稱趙崇晃）、鄭學聰」應更正為「CHIU SUNG FONG（下稱趙崇晃）、鄭學聰（由本院另行審結）」。

㈡證據部分增列被告趙崇晃、賴世偉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為自白（見本院卷第65頁、第103頁、第114頁）、被告2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15頁、第31頁至第36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217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7頁至第60頁）。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趙崇晃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2所為，被告賴世偉就起訴書附表編號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趙崇晃、賴世偉偽造「樂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上印文之行為，為其等偽造上開收據即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不另論刑法第217條之罪，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另本案詐騙集團偽造其等「樂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後由其等持以行使，上開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亦不另論罪。

㈢共同實施犯罪行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定，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倘犯罪結果係因共犯之合同行為所致者，無論出於何人所為，在共犯間均應同負全部之責，並無分別何部分為孰人實行之必要（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265號、95年度台上字第3489號、第373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雖未親自實施詐術以詐騙告訴人劉碧玉，惟其配合本案詐騙集團不詳成員，由被告2人擔任收取告訴人所交付款項之車手，堪認被告2人與本案詐騙集團不詳成員相互間，有彼此利用之合同意思，而互相分擔犯罪行為，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趙崇晃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2「時間」欄、「地點」欄所示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乃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對同一告訴人為之，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

㈤被告2人於本案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刑之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如有犯罪所得」，是指在個案中有如有犯罪所得之情況下，應以自動繳交為減刑之要件，如無犯罪所得者，自無自動繳交之可言，與此相同之立法例亦可見於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就此要件之解釋，最高法院歷來判決意旨均認為：「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指犯該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中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而若無犯罪所得，因其本無所得，自無應否具備該要件之問題，此時祇要在偵查中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9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05號、107年度台上字第516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就本案無犯罪所得（詳後述），而其等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要件，均依法應予減輕其刑。

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罪，復依卷內事證尚難認有犯罪所得（詳後述），自無全部所得財物自動繳交之問題，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減刑，惟其等所犯一般洗錢罪係想像競合犯之輕罪，已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而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2人正值壯年，竟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反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加入詐騙集團擔任收受詐騙款項之車手工作，負責收受贓款，於收受贓款後將贓款交付予詐騙集團內之不詳成員收受，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無視政府一再宣示掃蕩詐欺集團決心，造成告訴人之財產受有莫大損害，同時使不法分子得以隱匿真實身份，減少遭查獲之風險，助長犯罪，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甚鉅，行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加入詐騙集團之時間、在詐騙集團內擔任之角色分工、告訴人受損害之狀況；並考量被告2人之素行（參法院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15頁）、犯後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和解，及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16頁），暨告訴人對本案之意見及檢察官求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1、2項所示之刑，以期相當。另經本院整體評價而權衡被告2人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資力、犯罪所保有之利益等情，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爰不予併科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附此說明。

㈧被告趙崇晃係香港地區人民，據被告供述在卷（參警詢、偵訊筆錄之年籍欄，見偵卷第51頁、第173頁）在卷可明，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4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意旨，被告趙崇晃非刑法第95條所指之外國人，無刑法第95條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另案扣案如附表編號1、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物，均是供被告趙崇晃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未扣案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物，均是供被告賴世偉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於被告2人所犯之罪項下宣告沒收。

⒉至如附表編號2所示偽造之收據上偽造之「張文傑」印文1枚，原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宣告沒收，然上開偽造之私文書既經宣告沒收，即不再贅予就偽造之印文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部分：

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572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綜觀全卷資料，無證據證明被告2人接受指示收受款項之行為已取得任何報酬，且據被告2人供稱：我沒有拿到任何報酬等語（見偵卷第55頁、第175頁、本院卷第103頁），爰均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

㈢洗錢行為標的部分：

⒈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2人於本案雖有隱匿告訴人遭騙所交付款項之去向，而足認該款項應屬洗錢行為之標的，然該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產業經被告交付予詐騙集團不詳成員收受，可認被告2人實際上掌握本案洗錢財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時間非長，倘仍對被告2人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有過苛之虞，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呂宜臻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