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廖本長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824、355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告訴人Ａ０４與證人Ａ０１前為配偶，告訴人因不滿證人與被告廖本長有感情糾紛，竟基於侵入他人住宅之犯意（本院另為判決），於民國113年5月11日14時許，未經被告之同意，趁被告不注意之際，無故進入被告位於新北市泰山區居處（地址詳卷），告訴人與證人在上址因故發生糾紛，告訴人見被告持手機欲進行報案，另基於強制及傷害之犯意，伸手奪取被告之手機，以此強暴之方式，妨害被告行使使用手機之權利，並以徒手方式毆打被告，被告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與告訴人互相拉扯，致被告受有左臉鈍傷、告訴人則受有頸部前側多處抓痕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應於通常一般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致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申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㈡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㈢證人於偵訊時之證述；㈣道路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㈤全民醫院113年5月11日診斷證明書等證據資為論據。

四、得心證之理由：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傷害告訴人，我一直被告訴人壓著，我不清楚告訴人脖子的傷怎麼來的；我沒有傷害告訴人，他把我壓制在下面就開始打了，我連反制的機會都沒有，我沒有傷害的行為，他壓在我受傷的腰部，我連動都不敢動；告訴人為了感情糾紛來我家打我，我還是在家裡，如果在外面就算了，我為何要白白被他打？我連在家裡都會被人家打，我認為我無罪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因為我之前與被告、證人有過感情糾紛，所以我知道被告住所，接著我就上樓理論為何被告與證人會出現在被告住所，因為他們曾經答應過我不會再相處在一起，過程中我有以徒手推證人，被告見狀維護證人，我便抓住被告，被告開始還手接著我們就開始互毆，但我本身只有被抓傷；我跟證人講話時，我準備要對證人動手，被告看不下去，我就跟被告互相拉扯，我只記得被告抓我的脖子，我可能也有抓回去等語（見偵35597卷第12頁，偵30824卷第88頁）。證人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自己衝進來被告家，當時被告家門沒關好，告訴人進來房間對我動手，被告說如果再動手就會報警，告訴人就搶被告手機，告訴人搶完手機後就把被告推倒並壓住被告，我上前看到要拉也拉不開；告訴人衝上來就直接衝到被告2樓的公共空間，告訴人就開始跟我吵架，告訴人有跟我發生肢體衝突，被告看不下去，拿著手機說要報警，但因為手機遭告訴人搶來搶去，手機就掉到一旁床上，所以被告沒有報警成功，我看到他們2人手一直在撥來撥去，拉來拉去，告訴人後來佔上風，我要拉也拉不開，後來我看到告訴人壓著被告，最後告訴人站起來叫我下樓，說要出去外面講，我就跟告訴人一起離開等語（見偵35597卷第41頁，偵30824卷第90頁）。互核告訴人與證人前開證述之主要情節，佐以告訴人受有頸部前側多處抓痕之傷害等情，有全民醫院113年5月11日診斷證明書（見偵35597卷第15頁）在卷可稽，固堪認告訴人受有頸部前側多處抓痕之傷害，係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過程中，因被告之故意傷害行為所致。

㈡惟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係指不法侵害依其情節迫在眉睫、已經開始、正在繼續而尚未結束而言。若不法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至於「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係指防衛行為必須對避免法益受侵害屬必要之手段，因正當防衛是為了避免攻擊行為可能造成法益侵害或權利受損，因此防衛手段必須是足以排除、制止或終結侵害行為之方式為之。判斷防衛行為是否具有必要性，應就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等因素，參酌侵害或攻擊當時，防衛者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08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告訴人與證人前開㈠證述之主要情節，足認先出手之一方係告訴人，並堪認被告係於告訴人無故侵入住宅之期間，見告訴人與證人發生肢體衝突，復遭告訴人徒手奪取手機無法報警，為取回遭告訴人奪取之手機，始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於肢體衝突過程中傷害告訴人成傷。又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請告訴人離開，並且說如果告訴人不出去，我就要報警了，而且我已經把手機拿在手上，告訴人直接把我的手機拿走，當下情況混亂，我也不知道告訴人把我手機放在哪，然後告訴人就對我動手等語（見偵30824卷第89頁），互核被告與證人前開㈠證述之主要情節，亦可徵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之初，係為取回遭告訴人奪取之手機，嗣則因屈居下風遭告訴人壓制，為掙脫壓制始攻擊告訴人，故難認有何與告訴人互毆之意思。從而，被告主觀上應係出於制止告訴人無故侵入住宅、制止告訴人妨害被告使用手機報警之行動自由等繼續犯行，並排除告訴人對證人及自己正在實施之傷害行為等防衛意思，而對告訴人所為之現在不法侵害採取攻擊式之防衛。本院審酌防衛之情狀全然係由告訴人之故意不法行為所引起，且被告及證人遭告訴人實施現在不法侵害之身體、居住安寧及行動自由法益被害之程度均非屬輕微，故被告採取攻擊式之防衛，未與社會倫理相當性顯然失衡；併考量被告行為當下之客觀情狀，如欲遏止告訴人失序之行徑，已無其他較被告立即自行取回手機報警，藉由國家公權力迅速介入之方式更為有效之防衛方式存在，故被告以徒手方式與告訴人互相拉扯試圖取回手機、掙脫壓制，其所採取之攻擊式防衛行為，確係有效且未逾防衛必要性之防衛行為，符合刑法第23條規定之正當防衛要件而阻卻違法。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卷內事證，尚無法說服本院認定被告主觀上係出於報復、互毆之動機而與告訴人互為傷害行為，且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為，該當刑法第23條規定之阻卻違法事由，自難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相繩，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詠涵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兆廷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