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羅文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37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羅文鴻於民國112年11月28日前某時許，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哥」等成年人所組成至少3名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羅文鴻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內），擔任面交車手。嗣羅文鴻即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11月間，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手法，對傅秀玉施以詐術，致傅秀玉陷於錯誤，而先後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天上鑫商行」約定以現金交易虛擬貨幣。嗣羅文鴻即依「陳哥」之指示，分別於附表編號1、2所示面交時、地，向傅秀玉收取現金新臺幣（下同）140萬元、500萬元，復依「陳哥」之指示，分別於附表編號1、2所示之收水時、地，將上開款項交與上游指定之人收受（過程均詳如附表所示），以此方法製造金流斷點，而共同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因傅秀玉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傅秀玉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該條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被告羅文鴻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金訴卷第144至145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為適當，均應認於本案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金訴卷第144、147、14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傅秀玉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卷證出處詳附表），復有附表所示之證據（卷證出處均詳附表）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刑度之輕重，以主刑之比較為先，其輕重則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係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而言，亦即至多僅能減其刑二分之一，至於應減輕若干，委諸事實審法院依具體個案斟酌決定之，並非必須減至二分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經查：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條例）部分：

⑴被告行為後，詐欺條例先後於113年7月31日、115年1月21日經公布及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13年8月2日、115年1月23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詐欺犯罪」，包含被告本案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而該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修正前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同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本案犯行（見他字卷第179頁），故無論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均無從依該條規定減刑，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併此說明。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113年8月2日施行。經查：

⑴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而參照該條立法理由，上開修正係參照德國立法例，並審酌我國較為通用之法制用語進行文字修正，並未縮減洗錢之定義，就本案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

⑵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則將該條次變更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比較新舊法之輕重，應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必其高度刑相等者，始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最高度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高度法定刑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縱使新法最低度刑高於舊法最低度刑，仍以新法較輕而較為有利被告。

⑶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則將該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全部犯行，已如前述，是對其而言此部分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

⑷經綜合比較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規定，本案應適用被告行為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被告之洗錢犯行自應一體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記載被告「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等語，然觀諸起訴書核犯法條欄已明確記載「被告羅文鴻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16968號、第20816號提起公訴」等語，足認此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前開記載應顯屬贅載，附此敘明。

㈢被告多次收受本案告訴人遭詐欺之款項，係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就被告對同一告訴人所交付款項之多次收受行為，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應僅論以一罪。

㈣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就上開對告訴人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本案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全部犯行，直至本院審理時始自白，已如上述，自無詐欺條例第47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等減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近年我國治安飽受詐欺集團威脅，民眾受騙案甚多，受騙者辛苦積累之積蓄於一夕之間化為烏有，社會對詐騙犯罪極其痛惡，而被告於行為時，具備一定智識，非毫無社會歷練之人，竟未能戒慎行事，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猶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貿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助長詐騙犯罪風氣之猖獗，非但使告訴人財物受損，更造成一般民眾人心不安，危害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惟因另案在監執行中而無賠償能力（見金訴卷第148頁），迄未取得告訴人諒解，亦未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失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情節、參與程度、所生危害程度與主觀惡性，及前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各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且現尚有其他詐欺案件偵審中，目前在監服刑中等前科素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暨斟酌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高職畢業、入監前從事殯葬業、無需扶養之人、經濟狀況普通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金訴卷第148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略以：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該等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又上開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洗錢防制法並無明文規定，應認仍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相關規定之必要。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規定之過苛調節條款，係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27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集團向告訴人所詐得之附表所示現金，固為被告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查，上開款項未據扣案，且業經被告交付上游指定之人收受，非屬被告所有，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款項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故難認被告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集團之核心、上層成員藉由洗錢隱匿鉅額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容有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4,000元（見金訴卷第147頁）。其上開之犯罪所得，既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或用以賠償告訴人，復查無其他不宜宣告沒收、追徵事由存在，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於檢察官執行沒收時，被告如已賠償告訴人而有其他實際發還部分之款項，自應由檢察官另行扣除，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伯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