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方任元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緝字第3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方任元可預見如將金融機構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不相識之人使用，可能幫助他人利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時指示受詐騙者匯款及行騙之人提款之工具，且受詐騙者匯入款項遭提領後，即遮斷資金流動軌跡，達到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至4月間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戶資料，交付予某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容任他人作為詐騙不特定人匯款及取得贓款、掩飾犯行之人頭帳戶。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3年4月8日某時許，以「假買賣」之方式，詐騙程彥豪，致其陷於錯誤，而於同年4月9日12時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6,200元至本案帳戶後，旋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法追查贓款之去向，而隱匿該等犯罪所得。

二、案經程彥豪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文。本判決以下引用各項被告方任元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內容，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91頁），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經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前揭法條意旨，均得為證據。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交給網友使用，惟否認有何幫助洗錢或幫助詐欺之犯行，辯稱：伊也是被騙的等語（見本院卷第91、93頁）。經查：

㈠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與他人，前開帳號後續經詐欺集團使用，而告訴人程彥豪因詐欺集團施用之詐術而陷於錯誤並將款項匯入該帳戶等情，有附件所示之證據等件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未自承交付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密碼，然依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6298號卷，下稱偵卷第13頁），在告訴人遭詐騙，依指示匯款進入被告之本案帳戶後，隨即有人以跨行提款方式將款項領出；且依上開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於113年4月8日前之存款餘額為30元，此與實務上一般詐欺集團之幫助犯或共同正犯通常係將較少使用或餘額甚低之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之情形相同，且若非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何以他人能順利使用該帳戶供匯款、提領之用。是依告訴人遭詐騙以及其後款項以ATM領出等客觀情況，可知本件是有人負責對告訴人實施詐術，告訴人不察陷於錯誤後，即要其匯入指定之金融帳戶內，之後再透過款項提領流出，此即常見之詐欺集團組織，此等分工之縝密，最終目的就是在取得告訴人遭詐騙款項以朋分獲利，故詐欺集團過程中既需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避免遭查緝犯罪，也兼具作為收取騙得款項之工具，則若非是該集團能據以確實掌控，以集團縝密分工之犯罪模式，要無可能選擇非他人同意使用之帳戶，否則將隨時遭帳戶所有人掛失而無法使用，甚或遭帳戶所有人逕自提用，該集團先前縝密分工之詐騙取財犯罪計畫豈非徒勞無功、一無所獲，其理甚明。綜上，足徵詐欺集團使用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本案帳戶資料，確係被告交付與他人使用無疑，合先敘明。

㈢被告具有不確定故意之認定：

⒈按刑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所規範之犯意，學理上稱前者為確定故意或直接故意，後者稱不確定故意或間接故意，二者之區隔為前者乃行為者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故對於行為之客體及結果之發生，皆有確定之認識，並促使其發生；後者為行為者對於行為之客體或結果之發生，並無確定之認識，但若其發生，亦與其本意不相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為人究竟有無預見而容認其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是以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而基於申辦貸款、應徵工作、投資等原因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給對方時，是否同時具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並非處於絕對對立、不能併存之事，縱使係因上述原因而與對方聯繫接觸，但於提供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給對方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及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有供作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罪行為之工具使用可能性甚高，但為求獲取貸款或報酬等利益，仍心存僥倖、抱持在所不惜或聽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而將帳戶資料交付他人，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無論其交付之動機為何，均不妨礙其成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28號、第831號、第166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請領金融卡，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而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工具，且金融卡與存摺亦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親誼關係者，難認有何正當理由可交付予他人，稍具通常社會歷練與經驗法則之一般人亦均應有妥為保管該等物品，防止被他人冒用之認知，縱偶因特殊情況須將該等物品交付予他人，亦必深入瞭解該他人之可靠性與用途，再行提供使用，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犯罪工具，係吾人日常生活經驗與通常之事理；兼以邇來利用人頭帳戶以行詐騙之事屢見不鮮，詐欺集團以購物付款方式設定錯誤、中獎、退稅、家人遭擄、信用卡款對帳、金融卡密碼外洩、疑似遭人盜領存款、網路購物、網路交友、應徵工作、求職、收取佣金、購買遊戲點數、投資虛擬貨幣等事由，詐欺被害人至金融機構櫃檯轉匯，抑或持金融卡至自動櫃員機或由網路銀行依其指示操作，使被害人誤信為真而依指示操作轉出款項至帳戶後，施行詐術之人隨即將之提領一空之詐欺手法，層出不窮，且業經政府多方宣導，並經媒體反覆傳播，而諸如擄車勒贖、假勒贖電話、刮刮樂詐財、網路詐騙、電話詐騙、借貸詐騙、求職詐騙、感情詐騙等，多數均係利用他人帳戶，作為恐嚇取財或詐欺取財所得財物匯入、取款以逃避檢警查緝之用之犯罪工具，是依一般人通常之知識、智能及經驗，均已詳知向陌生人購買、承租或以其他有償、無償方法取得帳戶者，多係欲藉該帳戶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且隱匿帳戶內資金之實際取得人之身分，以逃避追查，並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是避免本身金融機構帳戶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財產犯罪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學歷為國小畢業，曾從事陶瓷業之工作（見本院卷第95頁），可見被告受有一定之國民教育程度，且非毫無工作經驗之人，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對上情自難諉為不知，詎其竟仍將上揭金融帳戶提供不詳人士使用，足認被告之行為，將對實際支配本案帳戶之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資以助力乙節，主觀上有所預見，而其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⒊存款帳戶為個人理財之工具，該帳戶之存摺及金融卡，僅係供使用人作為存款、提款、匯款或轉帳之工具，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自行向銀行自由申請開立存款帳戶，僅需依銀行指示填寫相關資料並提供身分證件即可，極為方便簡單、不需繁瑣程序，而領取帳戶存摺及金融卡使用，並無任何特定身分之限制，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存款帳戶使用，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苟非意在將該存款帳戶作為犯罪之不法目的或掩飾真實身分，本可自行向金融行庫開戶使用，實無蒐集他人存款帳戶存摺或金融卡之必要，足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開戶，反以其他方式向不特定人蒐集、收購或借用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衡情應能懷疑蒐集、收購或借用帳戶之人，其目的係在於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轉匯，並掩飾或隱匿本案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被告於偵訊中自承：伊是把本案帳戶提供給交友軟體認識之網友，伊不知他的真實年籍，他騙伊說他在日本，在臺灣沒錢用叫伊戶頭給他，他叫伊去ibon印1張紙，貼上去就可以寄了，但伊不知道寄去哪裡，他也沒說要拿提款卡做什麼，只說要把錢寄在這個帳戶裡面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緝字第3808號卷，下稱偵緝卷第19至20頁），是其提供本案帳戶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網友，縱已得悉本案帳戶可能作為上開犯罪用途，卻又容任該項犯罪行為之繼續實現，足徵前揭犯罪行為自仍不違其本意，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殆無疑義。

⒋再參以被告自陳其借本案帳戶與網友之原因係因網友要將錢放進該帳戶，可見被告確實知悉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人後，會有其無法掌控之金流流動，足認被告雖無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必引發他人犯罪之確信，然其主觀上之心態當係縱有人利用上開帳戶實施詐欺取財犯罪之用，帳戶內款項如遭提領，資金流動軌跡即遭遮斷，亦容任其發生，而具有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該項規定係105年12月洗錢防制法修正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者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本案被告所為幫助洗錢犯行，其所涉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之法定最高本刑（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最高本刑（有期徒刑7年）為輕，然本案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係刑法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其宣告刑即不得超過前揭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5年。

⒊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變更條次為第23條，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行為時法：「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行為時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被告於本院並未自白犯罪，經比較之結果，無論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法律對被告均無有利或不利可言。

4.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幫助犯為「得」減輕其刑，經綜合比較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規定，自整體以觀，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為「1月以上5年以下」，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5年以下」，觀諸兩者處斷刑之最高度刑及最低度刑，係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為有利，故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被告係基於幫助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可預見任意提供個人專屬性極高之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將間接助長詐騙集團詐騙他人財產犯罪，造成被害人受有金錢損失，並幫助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增加追查幕後正犯之困難，對社會治安及金融交易秩序均造成相當危害，竟漠視該危害發生之可能性，率然提供本案帳戶之帳戶資料予他人，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之損害、被告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國小畢業、曾從事陶瓷業、經濟狀況貧寒、母親無法行走、未婚、沒有要扶養之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9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沒收之說明：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被告固提供本案帳戶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惟本案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因本案犯行曾取得報酬，是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犯罪所得。

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查被告僅提供本案帳戶幫助他人洗錢，並未實際支配占有或管領被害人匯入之款項，如對被告宣告沒收正犯已移轉之洗錢財物，實有過苛之情，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本案實行詐欺之人所洗錢之財物。

㈢又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等物予詐欺集團成員，雖是供犯罪所用之物，惟未經扣案，且該等物品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該等物品並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參、退併辦部分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5年度偵字第37124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移送本案併案審理被告之犯罪事實，認與本案之犯罪事實係同一案件，而移送本院併案審理，然因併辦係於本案於115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此有本院收狀戳章附卷可查，自應退由檢察官另行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偵查起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