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盈儒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4748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吳盈儒知悉現今社會詐欺案件層出不窮，詐欺分子經常利用面交取款車手收取詐欺犯罪所得再以迂迴隱密方式將款項交付上手製造金流斷點用以掩飾來源及去向，惟仍基於縱與「林建群」、「昌懋」、「李佩茹」等成年人及渠等所屬詐騙集團（下稱本案詐騙集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間接故意犯意聯絡（起訴書記載為直接故意，然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為間接故意），先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於民國114年4月15日10時前某時許，向李家珍佯稱：可投資獲利云云，致李家珍陷於錯誤，而與本案詐騙集團相約於114年4月15日10時許，在屏東縣○○市○○路000號「屏東縣立大同高中」門口面交新臺幣（下同）30萬元款項。吳盈儒遂依照本案詐騙集團指示，於上開時間、地點，出示偽造之「同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據1張以及偽造之工作證1張予李家珍而行使之，並向李家珍收取上開款項，足生損害於同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楊文湖及李家珍。吳盈儒收取款項後，旋依本案詐騙集團指示，於不詳時間、地點，將款項交付予本案詐騙集團某成員，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二、案經李家珍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按被告吳盈儒所犯均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卷第34頁），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事，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本件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34頁、第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家珍於警詢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見警卷第4至5頁、第6至7頁），並有同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告訴人與本案詐騙集團之對話紀錄等件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4頁、第19反面頁至23反面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1000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同條例第47條規定之減輕刑責部分：

⑴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新法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⑵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未有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以及須於6個月內支付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之要件，且係「必」減輕其刑，而非「得」減輕其刑，是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即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併此敘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為偽造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上印文之行為，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而其等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罪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㈤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洗錢等舉動，自然意義上雖非單一行為，然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行，而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洗錢之舉，實屬被告實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罪歷程中之一環，而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揆諸前揭說明，各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較符合公平原則。從而，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與一般洗錢罪間，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被告不得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見偵卷第39頁），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併予敘明。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領取贓款之車手工作，共同從事詐欺等犯行，造成告訴人受有30萬元之財產損失，且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甚鉅，行為顯不足取；惟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本案犯行所分擔之角色、犯罪之手段、目的、動機等情節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6頁），並衡酌偵查檢察官求刑有期徒刑2年之意見（見本院卷第9頁），尚屬過重，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末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採義務沒收主義，固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惟承前說明，仍有上述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

㈡經查：

⒈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持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業據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32頁），雖未扣案，然既為被告於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

⒉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其上有附表「備註」欄所示之偽造印文，惟因該等偽造印文屬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之一部分，而上開印文因上開偽造私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爰不重覆為沒收之諭知。

⒊而被告本案並未獲得報酬，業據其所自陳（見本院卷第34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獲有報酬，本院自無從宣告沒收、追徵。

⒋至被告面交取得之30萬元，雖係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犯第19條之罪之洗錢財物，然審酌被告已將該30萬元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對於該30萬元無所有權或事實上管領權，而依卷內現存資料，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洗錢之財物有何實際占有或支配管領之情，是本院認若再就被告上開洗錢之財物部分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