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邵景婷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36號、第16138號、114年度偵字第11號、第12號、第13號、第14號、第852號、第2960號、第2977號、第2978號、第2979號、第3472號、第3473號）及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7496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本件犯罪事實：　邵景婷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參與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達摩」、「杜月笙」、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翔」、「傑」等成年人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該組織分別招募負責提領詐欺贓款或收受無合理財產來源之「車手」、向車手收取面交上開款項之「第一層收水手」、向第一層收水手收取該等款項之「第二層收水手」及逐層向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達摩」繳回向第二層收水手收取贓款之「回水手」，其中由翁凌哲、夏靖綾（翁凌哲、夏靖綾均經本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383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上訴後，均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上訴字第5877號撤銷改判處應執行5年6月）聽從「杜月笙」指示，擔任「第二層收水手」之工作；由葉騰家（葉騰家經本院以114年度金訴字第383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4年度上訴字第5877號撤銷改判處應執行3年8月）聽從「翔」、「傑」指示擔任「回水手」，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復召集邵景婷、王祐宗（王祐宗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擔任車手後，該詐欺集團成員先於113年9月23日起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黃詩琪」向莊俊雄佯稱：可透過「PgiaPro」APP投資獲利云云，致莊俊雄陷於錯誤，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113年11月28日14時30分許，在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捷運站旁交付70萬元，翁凌哲、夏靖綾、王祐宗、邵景婷遂與前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由王祐宗、邵景婷共同擔任車手，攜帶偽造之「先進全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外派營業員「陳宣」工作證，用以表示外派營業員「陳宣」於113年11月28日14時30分許向莊俊雄收取70萬元之意，並由邵景婷於上開約定時地，向莊俊雄出示上開工作證、交付上開偽造之收據而行使之。待王祐宗、邵景婷取得上開款項後，王祐宗遂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同日15時25分許搭乘計程車，前往上開中興北街停車場，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停放在上開停車場內之翁凌哲、夏靖綾，以百元鈔票編碼確認身分後，欲將上開款項交予翁凌哲、夏靖綾，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㈨）。

二、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偵查隊偵查後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亦非不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於不影響基本事實同一之情形下，更正或補充原起訴之事實，此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92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關於被告邵景婷涉犯本案犯行部分，原起訴書所犯法條欄認尚涉犯刑法第217條之偽造印章罪，惟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更正為誤載（本院卷㈦第70頁至第71頁），是依上開法文說明，自應以公訴檢察官上開更正後之內容作為本案審理之範圍，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併予敘明。

三、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判決以下引用之人證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部分，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於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其所涉洗錢罪，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3977號他卷㈡第141頁至第142頁、第143頁至第144頁、第148頁至第153頁；本院卷㈡第362頁；本院卷㈦第71頁、第81頁至第8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莊俊雄於警詢中之證述（16136號偵卷㈡第27頁至第28頁、第29頁至第30頁、第37頁至第38頁）、證人即同案被告王祐宗、翁凌哲、夏靖綾、葉騰家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調查、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之證述大致相符（同案被告王祐宗部分，見14號偵卷第10頁至第11頁、第13頁至第17頁、第45頁至第52頁、第54頁至第55頁、第57頁至第59頁。同案被告翁凌哲部分，見16136號偵卷㈠第14頁至第18頁、第61頁至第65頁、第171頁至第173頁、第194頁至第198頁、第202頁至第204頁、第213頁；本院卷㈣第207頁。同案被告夏靖綾部分，見16138號偵卷第14頁至第21頁、第117頁至第121頁、第147頁至第151頁、第157頁至第161頁、第184頁至第189頁、第193頁至第194頁、第204頁至第205頁；本院卷㈠第158頁、第320頁至第321頁；本院卷㈣第207頁。同案被告葉騰家部分，見2960號偵卷第14頁至第18頁、第96頁至第99頁、第102頁至第106頁、第122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0頁、第141頁至第149頁；本院卷㈠第321頁至第322頁；本院卷㈣第207頁），並有對話紀錄、偽造之工作證、收據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數張、存摺影本、偽造之存款憑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數張、車輛詳細資料表1份、同案被告翁凌哲手機內照片數張存卷可查（16136號偵卷㈠第230頁至第238頁；16136號偵卷㈡第34頁至第36頁、第39頁至第41頁、第42頁、第43頁、第145頁至第158頁；14號偵卷第25頁至第28頁、第32頁至第33頁、第34頁至第36頁、第37頁；3977號他卷㈡第161頁至第196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觀諸本案犯罪手法，被告所參與之該集團，有使用通訊軟體向告訴人行騙者，有收取詐得財物者，有將贓款或無合理來源財物交付上游者，且反覆對外行騙，堪認其集團成員至少3人以上，彼此分工合作以共同達成詐欺取財之犯罪目的，並朋分贓款牟利，顯係以實施詐欺取財為目的，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況被告自承其係在友人「楊鎮宇」介紹下加入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拿假識別證「陳宣」之工作證向被害人出示，拿到錢後再拿去交給「幣商」等語（3977號他卷㈡第149頁至第150頁），則其顯係以規避真實身分之方式移交詐欺集團所騙取之贓款，應可預見其所參與者，為以分層負責手法洗錢之犯罪組織，仍聽從指示收受詐欺贓款，並交付財物予其不認識之人，其具有參與犯罪組織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至為灼然。

㈢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罪名：

⒈「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規定甚明。洗錢防制法制定之目的，在於防範及制止因犯特定犯罪（即所稱「前置犯罪」）而取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藉由製造資金流動軌跡斷點之手段，去化不法利得與犯罪間之聯結，使之回流至正常金融體系，而得以利用享受等各階段之洗錢行為，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以掩飾或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犯罪之關聯性。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嗣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規定之一般洗錢罪與同法第3條所列之特定犯罪係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各別行為是否該當於一般洗錢罪或特定犯罪，應分別獨立判斷，特定犯罪僅係洗錢行為之「不法原因聯結」，即特定犯罪之「存在」及「利得」，僅係一般洗錢罪得以遂行之情狀，而非該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特定犯罪之既遂與否與洗錢行為之實行間，不具有時間先後之必然性，只要行為人著手實行洗錢行為，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得以成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19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係由被告擔任詐欺集團中之車手，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擔任收水手，其等分層將詐欺贓款交付上層詐欺集團成員等情，經本院認定如前，可見依照被告、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犯罪計畫，係因被告、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並無可追溯之關係，由被告分層收取贓款，縱其事中或事後遭抓獲，亦可形成金流斷點，避免溯及上游。則依照被告、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犯罪整體計畫而言，由與其他集團成員並無關連之被告分層收取贓款之時，即已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即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並妨礙國家調查該等犯罪所得之效果，即應認已為洗錢行為。又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⒉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㈡被告與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實行上開犯行而彼此分工，堪認其等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從而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與詐欺集團成員偽造私文書、工作證之特種文書後，復持以向告訴人莊俊雄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行為，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㈤又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749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為同一事實，屬同一案件，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㈥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於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經整體比較結果，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增加減刑之要件，是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甚明；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亦有明文；犯第三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亦明。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犯行不諱，且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始終供稱其未領到報酬等語明確（3977號他卷㈡第149頁；本院卷㈡第362頁；本院卷㈦第71頁、第81頁至第82頁），此外亦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因參與本案犯行，獲有任何報酬或利益，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是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部分，僅由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非無工作能力賺取所需，然不知守法慎行正道取財，為圖暴利而擔任車手工作，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助長原已猖獗之詐騙歪風，所為非是，應予嚴厲非難，被告雖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尚非詐欺集團之核心成員，然被告為圖自己私益，擔任詐騙集團之取款車手，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於本案之客觀犯罪情節並非輕微，又考量被告犯後自始均坦承犯行，並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亦非詐欺集團之核心成員，考量其犯罪情節，並兼衡被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飲料店工作，家庭經濟狀況普通，離婚無子女，入監前與母親同住等一切情形（本院卷㈥第83頁），固然公訴人具體求刑有期徒刑2年以上刑度，併科罰金等語（本院卷㈥第83頁），然被告擔任車手固有非是，然屬該詐欺集團之末端成員，且被告有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適用，是應考量個案情節量刑，又被告所受自由刑之宣告，已經充分評價被告的行為，而尚無併科罰金之必要，故本院參酌上開一切情形，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將洗錢之沒收改採義務沒收。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採義務沒收主義，固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惟依前說明，仍有上述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

㈡再者，倘為共同犯罪，因共同正犯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原則，有關犯罪所得，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併為沒收之諭知；然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齟齬，故共同犯罪，所得之物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實際分得者為之。經查，被告為本案收取詐欺款項之犯行，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本件未領到相關報酬等語，業如前述，且其所收取之財物均交付予同案被告翁凌哲、夏靖綾收受，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其洗錢之財物，已非被告支配之財物，自無庸就被告未保有之洗錢財物宣告沒收、追徵。

㈢又被告供犯罪所用之「先進全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外派營業員「陳宣」工作證，雖均屬被告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據扣案，本院審酌該偽造之收據、工作證僅屬事先以電腦製作、列印，取得容易、替代性高，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縱宣告沒收所能達到預防及遏止犯罪之目的甚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啟村提起公訴及移送併案審理，檢察官李昕諭、蔡沛螢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