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童羱泰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823、1082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童羱泰於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本院114年度附民移調字第360號調解筆錄」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童羱泰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一）、（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合作，使用如本判決附表一「偽造之印文」欄所示之偽造印文於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現金收據憑證」、「東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上，均係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等偽造私文書後由被告持以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被告就本案2次犯行，與通訊軟體Telegram「蠟筆小新」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被告就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2所犯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罪，俱有部分行為重疊之情形，為想像競合關係，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從而，被告所犯2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詐騙對象、施用詐術之時間與詐騙方式皆屬有別，且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應予分論併罰。

（五）刑之減輕事由：

1.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且無證據證明本案已取得約定之報酬而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故就其所犯2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均減輕其刑。

2.被告就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已實際取得犯罪所得，原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等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就上開犯行係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所犯一般洗錢犯行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是就該得減輕其刑部分，由本院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併予衡酌上開減輕其刑事由。

（六）量刑與不定應執行之說明：

1.爰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為貪圖不法利益，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與其他成員各司其職、分工合作，以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工作證等手法向告訴人陳淑媛、林思妤分別收取詐欺贓款新臺幣（下同）30萬、150萬元，足見被告價值觀念有所偏差，影響社會秩序，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同時危害社會治安與文書之公共信用，並使告訴人2人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殊值非難；惟考量被告始終坦承犯行，詳實交代分工情節，已見悔意；復衡以被告犯後與告訴人林思妤達成調解，願分期賠償75萬元，然迄今尚未依調解條件實際履行賠償，此有本院114年度附民移調字第360號調解筆錄、刑事陳報狀可資查考，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犯罪手段、前科素行、本案尚未實際獲取報酬（詳後述）、分工角色與參與程度、告訴人之損失，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之刑。又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立法意旨，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恐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就本案犯行供認不諱，犯後與告訴人林思妤達成調解，非無悔悟之心，復斟酌其於本案詐欺集團中僅係聽從上手指示，擔任轉交偽造憑證、收據而出面取款之底層角色，參與之情節尚非甚深，且尚未獲取實際報酬，以及本院所宣告有期徒刑刑度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爰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

2.另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是就被告本案所犯2罪，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其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以保障被告權益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併此說明。

三、沒收部分：

（一）犯罪工具：

1.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經查，未扣案如附表一所示之「現金收據憑證」、「東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納款項收據」，為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至附表「偽造之印文」欄所示之「泓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東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東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鄭澄宇公司專用章」、「鄭澄宇」等印文，雖均屬偽造之印文，惟已因上開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再就偽造之印文重複沒收。另現今電腦影像、繕印技術發達，偽造印文非必須先偽造印章，亦可利用影印或描繪等電腦套印、製作之方式偽造印文，故依卷內事證尚難認上開印文係偽刻之實體印章所蓋印而成，故就此不生沒收實體印章之問題。

2.又被告固有蓋用偽刻之「許哲凱」印章1顆於附表一編號1至2所示之文書上，惟該偽造之印章業經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928號判決宣告沒收，此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並有該判決可資查考，爰不在本案重複宣告沒收；至被告與告訴人陳淑媛、林思妤會面時，固有配戴偽造之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2人，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本案我使用的2張工作證我都丟棄了等語，審酌該等工作證並未扣案，無證據證明是否尚仍存在，且價值低廉，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如予沒收，徒增加執行機關之負擔，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說明。

（二）洗錢財物：次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亦有明定，故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核屬義務沒收之範疇，自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此即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所指「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始回歸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實際合法發還優先條款、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等規定。經查，本案被告向告訴人陳淑媛、林思妤收取之詐欺贓款30萬、150萬元，固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惟該等款項已經被告將詐欺贓款放置在指定汽車上，以此方式交予到場收取之不詳成員而全數轉遞予上手收受，故該等洗錢財物已非屬被告所有或在其實際掌控中，審諸被告於本案要非屬主謀之核心角色，僅居於聽從指令行止之輔助地位，並非最終獲利者，復承擔遭檢警查緝之最高風險，且本案並未實際取得約定之報酬，並與告訴人林思妤達成調解，已如前述，故綜合其犯罪情節、角色、分工情形，認本案倘對被告宣告沒收及追徵全數之洗錢財物，非無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犯罪所得：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的報酬是收款金額的1.5％，但我只做一天就被查獲了，所以還沒拿到任何報酬等語，審諸被告確實僅有於113年8月13日依指示收款，此經本院核閱卷附之各該判決無訛，卷內亦無事證可資證明被告已實際獲取報償，故不生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之問題，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子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芊伃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