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楊哲瑋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81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楊哲瑋自民國113年8月15日起，參與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Qoo」等3人以上成年人成員所組成，對不特定被害人實施詐術、以詐取被害人之金錢財物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本案非楊哲瑋參與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經起訴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擔任「車手」工作，負責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向被害人出具偽造之收據等以收取詐欺贓款，藉此獲取該詐欺集團所應允之報酬。而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早於113年8月間某日某時許起，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將呂麗莉加入通訊軟體LINE群組「U14稅龍升騰」、「X19學習小組」內，對呂麗莉誆稱略以：可投資獲利云云，並教導呂麗莉下載名為「沃旭投資」之不詳APP，致呂麗莉陷於錯誤。迨楊哲瑋於前揭時間參與上開詐欺集團後，即與承前揭同一犯意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單一犯意聯絡，由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對呂麗莉誆稱略以：需面交投資款項云云，致呂麗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後述時間、地點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240萬元；楊哲瑋旋依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揮，先於113年8月20日上午11時35分前之同日某時許，在某便利商店內，將上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先偽造之「沃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沃旭公司）收據（其上已載有上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事先偽造之『沃旭公司』大、小章印文各1枚）」1紙列印為紙本，並在其上偽簽「王詳翰」之署押1枚後，於113年8月20日上午11時35分許，至新竹市○區○○路00號2樓，假冒「沃旭公司」之員工，向呂麗莉表示欲收取上款，復將上開偽造之「沃旭公司收據」1紙交予呂麗莉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呂麗莉、「沃旭公司」及「王詳翰」，並致呂麗莉陷於錯誤，當場交付240萬元予楊哲瑋。楊哲瑋取得上款後，再依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揮，於113年8月20日上午11時35分後之同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停放之不詳車輛內，將上款交予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楊哲瑋即以此等方式與「Qoo」及上開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共同對呂麗莉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並自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處取得報酬2萬4,000元。嗣呂麗莉察覺遭騙後報警處理，並將上開偽造之「沃旭公司收據」1紙提供予警方，經警方送請指紋比對鑑定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呂麗莉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案被告楊哲瑋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均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判決所援引被告楊哲瑋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開說明，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哲瑋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坦承不諱（見新竹地檢署114年度偵緝字第816號卷【下稱偵緝卷】第35頁及背面、本院卷第89頁至第9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呂麗莉於警詢時之證述（見新竹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7178號卷【下稱偵卷】第3頁至第8頁）大致相符，且有新竹市警察局114年2月10日竹市警鑑字第1140005623號函暨所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2月7日刑紋字第1146011685號鑑定書、鑑定人結文影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含照片、勘察採證同意書）、前揭偽造之「沃旭公司收據」影本等附卷可稽（見偵卷第9頁至第25頁、第52頁背面至第5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楊哲瑋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⑴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億元以下罰金」。

⑵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第47條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⑷觀諸本案之犯罪情節及被告於偵審時之態度，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均自白（見偵緝卷第35頁背面、本院卷第91頁、第97頁），然並未繳交犯罪所得（詳後述），亦未與告訴人呂麗莉達成調解或和解，是無論依修正前、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均無從減輕其刑。又被告本案詐欺犯行獲取之財物即告訴人交付之財物金額達240萬元，若依被告行為時即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因尚未達該條例第43條第1項所規定之加重構成要件即「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而無該規定之適用，應逕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罪名論處，且無從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規定，故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年至7年；而若依115年1月21日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因符合該條例第43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加重構成要件即「使人交付之財物達100萬元」，而應依該加重之罪名論處，且無從依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故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年至10年。是經二者比較結果，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對被告並未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此部分即應適用行為時即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逕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

㈡論罪：

⒈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偽造「王詳翰」署押1枚之行為，屬其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嗣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按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參與前揭詐欺集團、共同詐騙其他被害人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819、820號判決處刑（114年2月17日繫屬於法院），而本案係114年9月2日繫屬於本院，此有新竹地檢署114年9月1日竹檢貴良114偵緝816字第1149037346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章、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案件刑事判決之網路列印資料各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頁、第13頁至第23頁、第59頁至第75頁）。是本案並非被告參與前揭詐欺集團後，經起訴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自無從就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併予評價，附此敘明。

㈢共同正犯：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再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詐欺集團成員，以分工合作之方式，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詐欺取財之目的，即應負共同正犯責任，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犯意之聯絡，亦不以直接發生者為限，其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屬之。經查，本案被告雖非親自向告訴人實行詐術之人，亦未於每一階段均參與犯行，然其參與前揭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工作，並於取款後轉交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其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既為詐騙告訴人而彼此分工，堪認其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與「Qoo」及該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有上開犯行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刑之加重、減輕事由：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行，業如前述；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陳稱其有意願繳回犯罪所得2萬4,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然迄本案宣判前仍未繳交，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㈥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反而貪圖不法錢財，率然加入詐欺集團，價值觀念偏差，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又被告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進而轉交上手以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屬詐欺集團中不可或缺之重要角色，其所為除造成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受損外，亦增加政府查緝此類犯罪之困難，並助長原已猖獗之詐欺歪風，應嚴予非難。惟審酌被告自始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然告訴人於本案就被告取款部分所受之財產上損害達240萬元，被告犯後並未與告訴人積極協談或達成和解，亦未有何具體賠償告訴人損失之舉，當難以其自白為過度有利之量刑。再酌以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之112年間，曾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9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確定，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3頁；於本案未構成累犯，僅作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因素予以審酌），堪認其一再涉犯詐欺相關案件，素行非佳。爰綜合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所生危險及損害、告訴人表示之意見，及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另兼衡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暨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亦有明定。經查，未扣案之偽造「沃旭公司收據」1紙（見偵卷第52頁背面），係被告楊哲瑋持以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雖經被告交予告訴人呂麗莉收受，而已非被告所有或持有之物，然既經告訴人嗣後提供予警方，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應沒收，復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上開偽造收據1紙上之「沃旭公司」大、小章印文及「王詳翰」署押各1枚，雖均屬他人或被告偽造之印文或署押，然既為上開偽造收據之一部，自毋庸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再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因本案犯行已自前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處取得報酬2萬,4000元，此業據被告所自承（見偵緝卷第35頁背面、本院卷第93頁），是該2萬4,000元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雖陳稱有意願繳回犯罪所得等語，然迄未繳回，業如前述，復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自應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

⒈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要旨參照）。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採義務沒收主義，而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然依上開說明，仍有上述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再者，倘為共同犯罪，因共同正犯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原則，有關犯罪所得，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併為沒收之諭知；然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齟齬，故共同犯罪，所得之物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實際分得者為之。

⒉經查，被告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萬4,000元，業如前述，考量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即被告共同洗錢之財物，最終已繳回前揭詐欺集團上游而由其他不詳成員取得，非屬被告所有，其對該等財物亦無事實上處分權，如認本案全部洗錢財物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上開規定對被告就本案洗錢財物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沛螢提起公訴，檢察官陳芊伃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