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2年度自更（一）字第3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自更（一）字第3號

自訴人

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許文治

自訴代理人

王聰明律師

自訴代理人

周奇杉律師

自訴代理人

鄒志鴻律師

被告

蔡岱均（原名蔡世恩）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後（100年度自字第13號），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02 年度金上訴字第9 號），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審理範圍：本件提起自訴之初，自訴人為唐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唐鋒公司）及周政寬二人，其中自訴人唐鋒公司自訴部分，係自訴被告蔡岱均與同案被告王寶葒二人共同涉犯詐欺取財罪嫌；另一自訴人周政寬自訴部分，係自訴被告蔡岱均、同案被告王寶葒、范佩玲、范家卿、王心慧、邱文星等六人共同涉犯侵占及洗錢等罪嫌，有刑事自訴狀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4 頁以下）。嗣有關自訴人周政寬自訴被告蔡岱均等六人所涉侵占及洗錢等部分，經本院於民國102 年7 月3 日以102 年度自更（一）字第1 號為自訴不受理之判決；另有關自訴人唐鋒公司自訴被告王寶葒所涉詐欺取財部分，則經本院102 年9 月3 日以本件同一案號為自訴不受理之判決（本院卷一第128 頁以下），以上判決，均經確定在案。因此，目前全案尚待審理部分，應為自訴人唐鋒公司自訴被告蔡岱均所涉詐欺取財罪嫌部分，合先說明。

二、自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岱均並無博士學歷，且無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對於案外人禧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禧通公司，後另更名為華立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VCSEL 雷射晶圓之品質，被告也無辨識能力，又被告經營之威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炫公司），亦無「梁博士」之人參與，威炫公司更不存在上百家客戶。然而，被告為向自訴人唐鋒公司取得金錢，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自99年5 月間起至99年12月間為止，接續在威炫公司及唐鋒公司營業處所，向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詐稱：自己有博士學歷，且具備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而禧通公司所生產之雷射晶圓，具有溫度低、壽命長、效果佳等優點，如用於監控設備當中，前景甚佳，監控設備之品質將超出市售產品，可望全面取代目前之LED 監控設備，故自訴人可與被告相互合作，由被告與威炫公司之梁博士負責設計監控設備，再由自訴人向禧通公司購買雷射晶圓，並建立生產線製造監控設備，另由被告提供威炫公司之數百家客戶名單以進行銷售，自訴人之每股盈餘將可達20元之譜，雙方並作成備忘錄記載合作事宜，被告復於99年7 月監控設備尚未設計完成之際，即向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聲稱已經設計完成等情，致使自訴人陷於錯誤，陸續為監控設備之開發、製造及行銷等事項，支付新臺幣（下同）202 萬7508元給威炫公司，並向禧通公司購入VCSEL 雷射晶圓，花費2555萬0543元，但至今卻全無產品推出，因認被告涉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三、按被告未經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且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遽為有罪之確信，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足憑。

四、自訴意旨認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以：被告之陳述、證人王寶葒、簡素珍、周正倫、周武賢、戴震南、李誠、袁玫、張傑生之證詞、蘇美蓉自訴狀、唐鋒公司、禧通公司、威炫公司登記資料、99年7 月16日協議書、被告交付之客戶資料、客戶出具之證明書或說明書、唐鋒公司之付款資料、周武賢之匯款資料、唐鋒公司企業轉型引進項目表、王寶葒隨身碟印製之新聞稿、電子郵件、會計師訪談紀錄表、新聞報導、被告電子郵件所附唐鋒公司財報、被告設計之燈板照片及相關測試照片、被告製作之網頁資料、被告與自訴人總經理周文洪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等事證，為其主要論據。訊之被告蔡岱均堅決否認有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其具備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亦有辨識禧通公司雷射晶圓品質之能力，但並未自稱有博士之學歷，而其所經營之威炫公司，確有梁博士之人參與，並有上百家客戶存在，故其與自訴人合作設計並產銷監控設備，再於99年7 月份已實際將產品設計完成後，由自訴人處獲取金錢，均屬正常執行業務所得，自非詐欺取財犯行等語。

五、經查：

（一）被告為文化大學經濟系畢業，擔任威炫公司負責人，威炫公司登記營業項目為電子資訊產品製造及販賣業務；而自訴人唐鋒公司從事家電產品製造及販賣業務，曾由周武賢擔任公司負責人；另禧通公司則為雷射晶圓製造商。被告與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於99年間認識以後，自99年5 月間起迄至99年12月間為止，二人曾在威炫公司及唐鋒公司之營業處所，論及合作事宜，雙方商議將禧通公司所生產之VCSEL 雷射晶圓，運用在監控設備上，由被告設計監控設備，並由自訴人唐鋒公司建立生產線製造監控設備，另由被告提供客戶名單以便日後銷售，二人談妥合作內容後，即於99年7 月17日簽訂協議書，唐鋒公司又與威炫公司另於99年8 月20日簽訂產品服務契約書，記錄彼此之合作條件，而自訴人為執行上開合作事項，遂陸續支付威炫公司202 萬7508元，又向禧通公司購買2555萬543 元之雷射晶圓，但至今為止，被告與自訴人或所屬各該公司之合作結果，並未製成監控設備產品得以在市場販售等情，業據被告自承屬實（本院卷一第108 頁至第109 頁、第115 頁背面），且經告訴人陳明無誤（本院卷一第107 頁背面至第108 頁、第115 頁背面），又經證人簡素珍、戴震南、袁玫證述在卷（本院卷一第219 頁至第223 頁、卷二第9 頁至第11頁），並有威炫公司、唐鋒公司、禧通公司相關公司登記資料、99年7 月17日協議書、99年8 月20日產品服務契約書、唐鋒公司之付款憑證附卷可稽（審自20卷第32頁至第36頁、第112 頁至第115 頁、本院卷一第79頁至第105 頁、第126 頁至第127 頁）。因此，被告與自訴人之間，就監控設備之設計、製造及銷售事宜，彼此曾有合作協議，自訴人並為此支付金錢，但該合作協議卻無具體成果等事實，為雙方所是認，自屬無疑。

（二）自訴人主張與被告合作並支付金錢一事，係遭受被告詐欺所致云云。經向自訴人反覆確認遭受詐欺之情節（本院卷一第107 頁背面、第115 頁背面至第116 頁、第138 頁背面），自訴意旨認被告詐欺之方法有六：其一為被告僅大學畢業卻冒稱自己有博士學歷；其二為被告並無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卻宣稱有此能力；其三為被告不能辨識禧通公司生產雷射晶圓之品質卻宣稱品質良好；其四為威炫公司並無上百家客戶卻聲稱有此等客戶；其五為威炫公司並無梁博士卻誆稱梁博士存在，其六為被告於99年7 月尚未將監控設備設計完成卻謊稱已經完成等情。對於自訴人上開指訴，被告辯稱：被告從未自稱有博士學歷，但被告具備具備監控設備之設計能力，亦具備晶圓品質之辨識能力，而威炫公司確有數百家客戶，亦有梁博士之人存在，且其於99年7 月間業已將監控設備設計完成，並未施用詐術等情（本院卷一第116 頁）。茲就自訴人所指被告之六項詐欺情節，逐一認定如下：

1.被告與自訴人代理人周武賢討論雙方合作事宜時，從不曾自稱有博士學歷一節，業據證人周武賢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195 頁背面）。證人周武賢雖又證稱：案外人王寶葒於99年4 月間引薦被告時，王寶葒曾表示被告為博士等詞（本院卷一第181 頁）；自訴人所屬員工簡素珍、李誠、戴震南並證稱：周武賢於99年6 月、7 月間介紹被告時，稱呼被告為「蔡博士」等情（本院卷一第219 頁、卷二第4 頁背面、第9 頁）。然則，被告既未直接向周武賢謊報學歷而有不實說詞，案外人王寶葒之說法又無積極證據足認與被告有關，自不能單憑周武賢及自訴人員工一系列之誤導或誤認，率認被告自身謊報學歷之詐欺犯行。至於證人周武賢之子周正倫另證稱：被告於99年10月間曾自稱為光學博士等情（本院卷一第212 頁背面），但被告當時早與自訴人談妥合作關係，且自訴人所指被告詐欺之對象，又非周正倫，則被告對周正倫之說辭，即與本案自訴情節欠缺關聯。因而，自訴意旨以被告冒充博士而詐欺自訴人云云，要無可取。

2.自訴人認被告欠缺監控設備之設計能力，並稱被告結合VCSEL 雷射晶圓設計之監控設備，全無被告所謂穿透力佳之優點，投射範圍甚至呈現類似甜甜圈之形狀，投射範圍中央黑洞之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根本無從取代市面一般LED 監視器等情，自訴人並聲請傳喚證人周武賢、周正倫、李誠、張傑生證述上情（本院卷一第181 頁背面至第182 頁、第188 頁背面、第210 頁背面至第213頁、本院卷二第5 頁至第8 頁、第23頁），自訴人尚提出監控設備之燈板照片、測試光碟、自訴人經理周文洪與被告間之對話光碟及譯文為證（本院卷一第229 頁至第247 頁、第259 頁至第268 頁），復經本院勘驗上開監控設備測試光碟，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本院卷二第7 頁背面至第8 頁），因此，被告設計之監控設備，未符自訴人期待之事實，應堪認定。然而，被告曾多次交付結合VCSEL 雷射晶圓之燈板給自訴人一節，業據自訴人以書狀陳明在卷，並經自訴人提出若干燈板及其測試照片存卷足憑（本院卷一第227 頁以下），足見被告絕非全然欠缺監控設備之設計能力，否則無從多次交付燈板，故自訴人指稱被告不具設計能力云云，主張已非切實。同時，雙方合作過程中，被告雖未交付符合自訴人期待之燈板，但自訴人亦遲延交付99年10月份以後每月應付之技術支援服務費一節，有自訴人提出之付款明細可稽（本院卷一第79頁），則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各自有所保留，相互制約，均未依最大善意履約，有種種可能之緣由，實難因被告交付之燈板不符自訴人之期待，即行推論被告欠缺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再者，被告曾向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展示監控設備之原型機，當場測試結果，周武賢感覺有點技術性，產品還不錯等情，業據證人周武賢證述在卷（本院卷一第181 頁背面），亦可佐證被告具備監控設備之設計能力。況且，被告提交自訴人之燈板未獲認可，多次被要求改善，被告即多次變通，提供不同效果之燈板一節，亦據證人周正倫、李誠證述無誤，並有自訴人提出之測試光碟及勘驗筆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11 頁至第217 頁、卷二第6頁至第8 頁），更足以認定被告具備設計監控設備之能力。由於自訴人與被告之合作歷程中，被告曾經向自訴人展示、交付並改善所設計之監控設備，實不能謂為欠缺監控設備之設計能力，雖然被告設計能力之表現，未符自訴人之期待，但雙方合作內容，意在研發以雷射晶圓製成之監控設備，試圖取代市場早就投入大量人力、時間、資金研發後技術業已成熟之LED 產品，則自訴人盼望被告完成之任務，本屬困難，自訴人投入之資源，亦屬有限，實不能強令被告必然研發成功，故自訴人輕忽商業過程中必然存在之行銷手段與風險管理，僅因研發結果不如預期，遽行主張被告欠缺研發設計能力，再據以推論被告有詐欺犯行，亦無可取。

3.自訴人另稱：被告對禧通公司所生產VCSEL 雷射晶圓之品質，欠缺辨識能力云云。惟被告曾於99年4 月至5 月間，向周武賢展示禧通公司VCSEL 雷射晶圓所製成之原型機，當時已將禧通公司產品有光斑、亮度不平均之問題，明白告知周武賢等情，業據證人周武賢證述在卷（本院卷一第181 頁背面），顯見自訴人一再詬病之燈板投射範圍有黑洞之缺陷，被告早有掌握，並無辨識能力欠缺之問題。同時，自訴人日後轉投資成立克萊美斯機電科技有限公司一節，業據證人簡素珍證述屬實（本院卷一第224 頁），該公司即運用禧通公司生產之VCSEL雷射晶圓，製造監控設備，並在市場行銷之事實，則經證人周正倫證述無誤（本院卷一第214 頁），且有該公司網站中產品介紹之網頁影本附卷可稽（本院卷二第44頁至第49頁），足見禧通公司之VCSEL 雷射晶圓，其品質應非不堪，被告推薦該雷射晶圓品質，即無不當，不能謂為被告對該雷射晶圓品質之辨識能力有所欠缺，更無從據此認定被告詐欺自訴人。

4.自訴人又指稱被告浮報威炫公司客戶數量為百家以上云云，並提出被告交付之客戶資料及部分客戶出具之證明書或說明書為證（審自卷第48頁至第53頁、自13卷一第168 頁至第185 頁）。而自訴人所提上開事證，係證明被告曾將十數家客戶引介給自訴人，各該客戶雖配合被告出具有意採購監控設備之文件，但均未實際向自訴人執行採購之事實。故此等事證，核與自訴意旨所涉威炫公司客戶數量如何？被告有無浮報客戶數量？俱無直接關連。由於自訴人在監控設備尚未研發完成又未量產之情況下，所能掌握之客戶名單有限，事所當然，無從因客戶無意向自訴人執行採購，率予推論被告浮報客戶數量之舉，自訴人指稱被告浮報客戶數量而有詐欺犯行一節，不能認定。

5.自訴人尚指稱被告虛捏「梁博士」之人云云，惟被告與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洽談合作事宜時，從未提及「梁博士」之人，被告係向周武賢之子周正倫討論鏡片設計事宜時，始提及「梁博士」，且時間點應在100 年3 月間等情，業據證人周武賢、周正倫證述在案（本院卷一第196 頁、第213 頁），並有被告與周正倫於100 年3 月間彼此往來之電子郵件影本附卷可查（自13卷一第158頁）。準此，有關「梁博士」之人存在與否，核與自訴人與被告99年間之合作內容，或與自訴人於99年間付款給威炫公司之事實，皆無關聯，自訴人以之作為被告詐欺之情節，顯屬無據。

6.自訴人另指稱被告於99年7 月間尚未將監控設備設計完成，卻謊稱已經設計完成云云。惟自訴人所稱「設計完成」一事，其工作內容所要求之完成度如何？自訴人不曾特定，自訴人就被告當時尚未設計完成之待證事實，又未舉證證明，尚難率予推認被告詐欺行為。且根據前述自訴人與被告間之合作過程，被告於99年4 月、5 月間，已經製作原型機在周武賢面前進行測試，被告於99年9 月、10月間，又交付燈板設計圖及電子設計圖予自訴人等情，分據證人周武賢、李誠證述明確（本院卷一第181 頁背面、卷二第5 頁），足認被告對於監控設備之設計開發，有一定之進程與腹案，被告縱然於99年7月間向自訴人代表人周武賢表示監控設備已經設計完成等詞，但被告之表示，既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虛妄，即不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7.總結以上情節，被告與自訴人建立合作關係之際，或有高估自己能力及預期成果之情形，但此為商業活動尤其在研發工作中，自訴人所應評估之投資風險。因自訴人所提以上諸般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之行為，到達自訴人所謂欺罔方法之程度，即難認定被告有施用詐術之行為，而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相符合。

（三）綜上所述，被告與自訴人於99年5 月間至99年12月間，雙方曾有共同設計、生產並銷售監控設備之合作意願，自訴人並為此支付被告所屬威炫公司202 萬7508元，有自訴人所提付款明細及相關憑證可查（本院卷一第79頁以下）。惟自訴人所支付之金錢，除三期技術支援服務費各31萬5千元外，其餘均具備實體產出而屬真正開銷，故自訴人支付該等費用，本難指為遭受詐欺，至於自訴人支付技術支援服務費之同時，被告同有勞力、時間之相應投入，已如上述，亦難指為被告詐欺取得技術支援服務費。況且，參照前述法律規定及判例意旨，被告就被訴之詐欺犯行，本受無罪推定，不負無罪之舉證責任，自訴人所提事證，又不足以證明所舉詐欺事實，在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確信被告犯罪之情形下，即不能對被告以詐欺取財罪名相繩，故本案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 條、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