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孫振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98、2298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行之「孫振豪」，及同欄位㈡關於「孫振豪與少年陳○宇(00年0月生)、林○絡(00年0月生)、李○毅(00年00月生，前開少年均另案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之記載，應分別更正為「孫振豪（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確定）」、「孫振豪與少年陳○宇（00年0月生）、林○絡（00年0月生）、李○毅（00年00月生，前開少年均另案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且均無證據顯示孫振豪知悉其等為少年）」，暨補充被告孫振豪等於本院民國113年7月16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所為之自白（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20號卷【下稱訴字卷】第166、185頁）作為證據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參照）。又所稱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應將行為時之法律與中間法及裁判時之法律，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體之比較，擇其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予以適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27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規定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洗錢防制法亦先後於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則於113年8月2日制定生效，茲就新舊法比較情形說明如下：

⒈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於112年6月2日修正生效部分此次修正僅增訂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加重事由，就該條項第1款至第3款之規定及法定刑均未修正，自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法即修正後之規定。

⒉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新增減刑規定部分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

⒊關於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6日修正生效部分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嗣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則該次修法後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並無較有利於被告。

⒋關於洗錢防制法於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部分

⑴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依該條文之修正理由：「洗錢多係由數個洗錢行為組合而成，以達成犯罪所得僅具有財產中性外觀，不再被懷疑與犯罪有關。本條原參照國際公約定義洗錢行為，然因與我國刑事法律慣用文字未盡相同，解釋及適用上存有爭議。爰參考德國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施行之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下稱德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之構成要件，將洗錢行為之定義分為掩飾型、阻礙或危害型及隔絕型(收受使用型)三種類型，修正本法洗錢行為之定義，以杜爭議」，可知本次修正，目的係為明確化洗錢行為之定義，而非更改其構成要件，是此部分無涉新舊法比較，合先敘明。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刑法第33條之規定，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最重本刑7年）較同法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最重本刑5年）為重。

⑶就偵審自白減輕其刑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增列繳交犯罪所得，作為減輕其刑之要件，尚非有利於行為人。

⒌據上，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被告本件行為後經修正，惟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次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制定之減刑規定部分，因有利於被告，亦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而就洗錢防制法修正部分，因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行，復自述無犯罪所得（見訴字卷第129頁），而無證據顯示其所言不實，自無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繳交犯罪所得始可減輕其刑之問題，經綜合比較之結果，應一體適用裁判時法即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之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工作證部分）、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收據部分）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被告與其餘共犯共同（詳下述）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少年陳○宇、林○絡、李○毅（下稱陳○宇等3人），及其餘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另依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被告雖有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惟被告除本件外，另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下稱前案），經核前案情節與本件相似、發生時間相近（皆為000年0月間），且被告於前案所用假投資詐術之公司名稱「鋐霖公司」，亦據員警自本件同案被告吳志偉處扣得相同公司名稱之印章（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598號卷第75頁下圖編號5），足認被告於本件及前案均係參與同一犯罪組織，而該參與犯罪組織部分行為，已經前案論處罪刑確定，足為充分評價，且檢察官復未於本案論列組織罪名，自無庸另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敘及被告與少年陳○宇等3人共同犯本件（核犯欄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核陳○宇等3人於案發時，均已為青少年，其身形確可能與18、19歲之成年人相去無幾，再遍閱全卷亦無證據足資審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明知或可得而知陳○宇等3人係未滿18歲之少年乙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被告對此既非明知亦無預見，自無庸對被告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㈣按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其餘共犯已著手於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為之實行而未遂，惟究其原因係為員警誘捕而不遂，綜核其主觀惡性及對犯罪行為之貢獻程度（即盯水、確保贓款），實與既遂犯無分軒輊，況被告另有其他相類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見訴字卷第198-233頁），顯見其並非偶蹈法網而係一再心存僥倖，爰裁量不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㈤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詐欺犯行，且其未取得報酬，已如前述，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一般洗錢犯行，且其既未取得報酬，自無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原應就所犯一般洗錢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此項減輕其刑事由。

㈦刑之量定

⒈按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法官為此量刑之裁量權時，除不得逾越法定刑或法定要件外，尚應符合法規範之體系及目的，遵守一般有效之經驗及論理法則等法原則，亦即應兼顧裁量之外部及內部性，如非顯然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此亦為最高法院歷年多起判例所宣示之原則（最高法院80年台非字第473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72年台上字第3647號判例參照）。揆諸上揭意旨，法院在立法者考量各種罪名之保護法益、社會危害性不同，所設下之不同法定刑度框架內，應積極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事由，自中間刑度為基準點酌情增加或減少刑度，務求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符罪刑相當原則。況觀近年政府屢屢宣導勿從事詐騙犯罪，於各大媒體、實體ATM通路亦隨處可見相關法治廣告，如無相當法敵對意識，實無悍然擔從事詐騙犯罪之理。故法院於此類案件為刑之量定時，亦應將上開社會現狀納入審酌，不應一概自法定刑度下限往上酌加數月，否則無異使參與詐騙集團成為可於短期內賺取遠高於社會常態薪資之暴利，縱事後臨訟，亦可隨意供稱未取得報酬、第一次從事詐騙云云，即率皆可獲輕判之終南捷徑，此不啻助長詐騙歪風，更將不斷吸引源源不絕、遊手好閒之徒競相效尤，終將使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蕩然無存，亦加坐實我國屢遭民眾譏為「詐騙天堂」之惡名。

⒉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顯非無謀生能力之人，竟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為圖不法利得，共同參與本件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洗錢等犯行，以投資交易為掩飾而行詐欺之實，所為甚屬不該。況衡以被告及其餘共犯為塑造由投資者入金投資公司，再由投資公司交付收據等合法交易假象，不惜藉出示具有印文、公司名稱，看似形式真正之偽造文書以為誆騙，極易使其他欲利用合法管道進行投資操作之民眾人心惶惶，難辨真偽，蓋因其他常見投資方式諸如期貨、海外證券戶（如Interactive Brokers、Firstrade）之投資流程，亦率皆有「入金」動作，如今竟眼見印文亦不得為憑，其所為嚴重擾亂市場交易安全及經濟秩序，並對法秩序形成強烈震撼，致使社會信任逐步蠹蝕。倘就是類案件仍不假思索而一概因循傳統量刑水準，顯不足兼顧刑罰之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功能，更難符國民法感情，終將使人際間之信賴不復以往，警鐘長鳴，日夜惕厲。惟念及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均坦認犯行，對司法資源之虛耗非無緩解，且本件僅達未遂程度，幸無造成巨額財產損失，再被告亦自述未能取得報酬，已如前述；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其於本院自述高中肄業、從事二手車業務、月收3萬元、與父母同住、未婚無子、需扶養父親等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訴字卷第186頁）暨其他一切刑法第57條所示之量刑因子，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之說明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制定，並於113年7月31日公布，而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而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核該規定係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本案關於犯詐欺犯罪供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即應適用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查被告與其餘共犯共同行使之偽造信康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信康公司）收款收據、信康公司工作證、「信康投資」印章，均非於本件扣案，而均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少護字第994號裁定（即少年李○毅之案件）宣告沒收，有該裁定在卷可稽（見訴字卷第193-196頁），惟該等物品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係義務沒收之物，除已證明滅失或不存在者外，法院均應諭知沒收，是於本案中仍應宣告沒收。

㈡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查被告未因本件獲取報酬乙情，業據其於本院供明在卷，已如前述，既無證據顯示其所述不實，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馬凱蕙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