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王玉如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9066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判決以下引用之人證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部分，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前開說明，於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就其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等罪，則不受此限制。又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

三、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另增列被告王玉如於本院民國114年6月18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30、35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犯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現今詐欺集團分工細膩，非少數人所能遂行，諸如謀議成立詐欺集團、提供資金並招募成員、架設機房及電腦網路設備、收集人頭帳戶與人頭門號、向被害人施詐、領取被害人匯入或交付之款項、將詐欺款項交付予負責收款者等工作，是以，詐欺集團除首謀負責謀議成立詐欺集團並招募成員外，成員中有蒐集帳戶與門號者、有擔任領款車手者（通常設置車手頭以管理車手），有提供詐欺集團運作所需資金之金主、有於機房內以網路電話負責向被害人施用詐術者（且機房內通常亦設有管理者），或有負責提供或維護詐欺所用器材、設備者，有專責收取詐欺款項並統籌分配者，成員間就其所擔任之工作分層負責。經查，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係由3名以上成年人所組成，以施用詐術為手段，且組成之目的在於向被害人騙取金錢，具有牟利性。另該集團之分工，係由被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佯稱可下載註冊投資軟體APP參與投資，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同意交付投資款項，嗣由擔任面交車手之被告依指示持偽造文書前往與被害人面交取款，再依上游指示將所詐得之現款繳回，被告則獲取詐得或提領金額之一定百分比或特定金額作為報酬；據此，堪認該集團之分工細密、計畫周詳，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從而，本案詐欺集團核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誤。是被告自114年4月15日某時起，加入該詐欺集團，並為如起訴書事實欄一所載之詐騙行為時，自屬參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所稱「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無訛。

㈡按詐欺防制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之加重條件，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查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逾5百萬元之處罰條件，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要件不符，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

㈢按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或第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主觀有詐欺之故意，惟因本件係被害人配合警員查緝犯罪，誘使被告外出交易以求人贓俱獲，是被害人並無交付財物予被告之真意，而被告亦無法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僅止於詐欺取財未遂階段。又被告雖著手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所得款項，伺機轉交上手，惟因為警當場查獲，遂不及由被告將詐欺所得款項轉交上手，致未造成資金斷點以阻斷追查之洗錢目的，應止於洗錢未遂階段。

㈣按刑法上所謂私文書，係指不具公務員身分的一般人製作的文書或公務員於職務外製作的文書；所謂特種文書，係指能力、資格的一般證明文件。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所持以向被害人詐騙之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之「收據」1張，其上蓋有其上蓋有偽造之「志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核屬私文書無訛；另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貼有被告照片之「志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係屬資格的一般證明文件，自屬特種文書無誤。

㈤核被告王玉如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㈥共同正犯：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之角色，負責持該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之文書，向被害人詐騙金額，嗣將所詐得之款項繳回上手，與其他向被害人施用詐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有所認識，被告就上開犯行，分別與其他共犯相互間，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上開全部的行為階段，仍應就其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與暱稱「Eral 林」、「陳夢媛」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各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未遂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㈦罪數：

⒈吸收犯：被告與所屬上開詐欺集團內成員偽造印文、署名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再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並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想像競合犯：被告所犯上開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未遂罪間，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㈧刑之減輕：

⒈未遂減輕部分：被告尚未向告訴人詐得財物，隨即為警當場查獲，僅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加重詐欺自白減輕部分：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已坦承加重詐欺未遂犯行，且被告因無犯罪所得，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依前開說明，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遞減其刑。

⒊想像競合犯輕罪是否減輕之說明：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犯同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第8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復有明文。經查，被告於該詐欺集團係負責面交車手，於詐欺集團中之地位不高，影響力有限，犯罪情節尚屬輕微，非不得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又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迭於偵訊及本院均坦承不諱，是其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依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遞減其刑；再被告就洗錢未遂行為，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不諱，自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遞減其刑。惟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未遂等犯行，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論處，然就被告此等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㈨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具有勞動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為圖謀一己私慾，竟與暱稱「Eral 林」、「陳夢媛」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共同詐欺本案告訴人，並負責持偽造之文書及證件向告訴人詐取財物後，再上繳詐欺集團，就犯罪集團之運作具有相當助力，亦造成檢警機關追查其他集團成員之困難，助長詐騙歪風熾盛，破壞社會交易秩序及人際間信賴關係，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及其係擔任基層面交車手，尚非最核心成員，且犯後坦承犯行，並於本院與告訴人周國淵達成和解，同意賠償5萬元，並以分期方式給付，而獲得告訴人之諒解，此有本院和解筆錄1份附卷為憑（見本院審訴卷第39至40頁），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尚未獲得報酬，參與犯罪組織、洗錢未遂及自白部分均得減輕，暨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育有1名就讀大學之子女、職業為臨時工，月入約1萬元之家庭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3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㈨洗錢輕罪不併科罰金之說明：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想像競合輕罪釐清（封鎖）作用，固應結合輕罪所定法定最輕應併科之罰金刑。然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可基於「充分但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決定是否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法院遇有上開情形，於科刑時雖未宣告併科輕罪之罰金刑，惟如已敘明經整體評價而權衡上情後，不予併科輕罪罰金刑，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自不得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6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3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本院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並以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7年有期徒刑」為科刑上限，及最輕本刑「6月有期徒刑」為科刑下限（經自白減輕後之處斷刑上、下限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若減刑係以月為單位〉、3月），因而宣告如主文所示之刑，顯較洗錢未遂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有期徒刑3月及併科罰金，經自白減輕後之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又15日）為高，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經整體觀察並充分評價後，認被告科以上開徒刑足使其罪刑相當，認無再併科洗錢罰金刑之必要，俾免過度評價，併此敘明。

㈩附條件緩刑之說明：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法院前科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罪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終能坦承犯行，堪認有所悔悟，審酌被告與告註人達成和解，同意賠償5萬元，並以分期方式給付，而獲得告訴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等情（見本院審訴卷第37頁），本院認被告經此論罪科刑之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上損害賠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院審酌告訴人同意被告分期賠償，爰命被告於緩刑期內應依附表二所示條件分期支付，以彌補告訴人所生損害，且如有違反上述負擔而情節重大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為撤銷緩刑宣告之事由，應併指明。

四、沒收：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之規定，上揭制定或增訂之沒收規定，應逕予適用。次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係刑法第38條第2項「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所指之特別規定，是以，供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即犯罪物，而非犯罪所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又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所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洗錢標的」，其法律效果為絕對義務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得以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加以調節，而不予宣告沒收或僅就部分宣告沒收，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適用刑法第38條第4項關於犯罪物追徵價額之規定，諭知追徵其價額。又該等「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若亦為詐欺犯罪（即洗錢所指特定犯罪）之不法利得，且被告具有事實上之支配管領權限，而合於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犯罪所得」相對義務沒收規定（普通法）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同應適用新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具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限之不法利得，苟無上述競合情形（即該等不法利得並非「洗錢標的」），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或追徵，自不待言。復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之物，係供本案加重詐欺犯罪所使用之物，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文書上之偽造印文及署押，已隨該偽造之文書一併沒收，自無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犯罪所得部分：查被告供稱本案尚未取得報酬；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現金5,000元係其私人財物，與本案無關等語（見本院審訴卷第31頁），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因本件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已實際獲有犯罪所得，亦無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但書、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第48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11條、第25條第2項、第28條、第216條、第210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富棋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