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羅家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626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臺灣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羅家榮」等詞後，應補充「（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故不在本院審理範圍）」等詞、第6至7行所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等詞，應補充更正為「基於三人以共同上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等詞、第12至14行所載「列印偽造之『利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張，再於114年10月30日10時1分許，前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39巷內（石牌公園門口），向林彥伶收款40萬元」等詞，應補充更正為「列印偽造之『利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及收據各1張，再於114年10月30日10時1分許，前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39巷內（石牌公園門口），向林彥伶出示工作證後收款40萬元」等詞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另增列被告羅家榮於本院民國115年7月28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見本院審訴卷第28、33頁），核與起訴書所載之其他證據相符，足見被告之自白與事實一致，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13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茲說明如下：

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新法將「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文字，修正為「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文字，僅係說明該法原文所稱「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被害人因詐欺犯罪所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非犯罪行為人因詐欺犯罪所獲取之個人報酬，係屬定義之解釋，並未更動原條文之構成要件事實，非屬法律變更，尚無新舊法律比較適用問題，惟新法將詐欺犯罪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害數額由「500萬元」及「1億元」等層級，修正為「100萬元」、「1,000萬元」及「1億元」等層級，而分別提高其相對應之刑罰，自屬法律變更，是新法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

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係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係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是原條項第1款、第2款並未修正，僅增訂第3款：「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處罰規定，是新法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

⒊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係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將原條文前段修正為「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新法將原條文「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之減輕條件刪除，改採增加「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之減輕條件，並將自白「必」減輕其刑，修正為「得」減輕其刑，而改列為第1項，是新法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

⒋經綜合比較結果，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其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逾100萬元之加重條件，與新、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要件不符，逕行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惟因有犯罪所得未繳交，復未於115年4月13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均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之自白減輕要件，自無新舊法律比較適用問題。

㈡按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或第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向告訴人林彥伶收取詐欺所得款項後，嗣轉交其他上游詐欺集團成員，以製造成資金斷點以阻斷追查之洗錢目的，因而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自屬洗錢行為無訛。

㈢按刑法上所謂私文書，係指不具公務員身分的一般人製作的文書或公務員於職務外製作的文書；所謂特種文書，係指能力、資格的一般證明文件。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所持以向被害人詐騙之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之「收據」1張，其上蓋有偽造之公司及代表人之印文，核屬私文書無訛；另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有被告照片之工作證1張，係屬資格的一般證明文件，自屬特種文書無誤。

㈣核被告羅家榮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公訴意旨漏論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尚有未洽，惟與起訴部分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業經檢察官當庭補充更正在案，並經本院當庭告知所犯法條及罪名（見本院審訴卷第28至29頁），無礙於被告防禦權行使，本院自得擴張審理之。

㈤共同正犯：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其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合同意思所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之角色，負責向告訴人詐騙金額，嗣將所詐得之款項繳回上游詐欺集團成員，與其他向被害人施用詐術之詐欺集團成員間所為之犯罪型態，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有所認識，被告就上開犯行，分別與其他共犯相互間，各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雖未參與上開全部的行為階段，仍應就其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所為犯行，負共同正犯之責任。是以，被告與暱稱「李知恩」、「Xuan」等人及所屬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就各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㈥罪數：

⒈吸收犯：被告與所屬上開詐欺集團內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屬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再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並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想像競合犯：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罪間，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㈦刑之減輕：

⒈不依加重詐欺自白減輕之說明：查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惟因有犯罪所得而未繳交，復未於115年4月13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均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及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之自白減輕規定，爰不予減輕其刑。

⒉想像競合犯輕罪是否減輕之說明：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復有明定。經查，被告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惟因有犯罪所得未繳交，自不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㈧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具有勞動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為圖謀一己私慾，竟與暱稱「李知恩」、「Xuan」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共同詐欺本案告訴人，並負責向告訴人收取財物後，再上繳詐欺集團，就犯罪集團之運作具有相當助力，亦造成檢警機關追查其他集團成員之困難，助長詐騙歪風熾盛，破壞社會交易秩序及人際間信賴關係，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所受財產損害程度、尚未獲得報酬，暨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職業為製造業，月薪約3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卷第3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㈨洗錢輕罪不併科罰金之說明：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之想像競合輕罪釐清（封鎖）作用，固應結合輕罪所定法定最輕應併科之罰金刑。然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可基於「充分但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決定是否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析言之，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法院遇有上開情形，於科刑時雖未宣告併科輕罪之罰金刑，惟如已敘明經整體評價而權衡上情後，不予併科輕罪罰金刑，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自不得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院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並以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7年有期徒刑」為科刑上限，及最輕本刑「1年有期徒刑」為科刑下限，因而宣告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顯較洗錢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為高，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經整體觀察並充分評價後，認被告科以上開徒刑足使其罪刑相當，認無再併科洗錢罰金刑之必要，俾免過度評價，併此敘明。

四、沒收：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係刑法第38條第2項「供犯罪所用……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所指之特別規定，是以，供犯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即犯罪物，而非犯罪所得），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所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洗錢標的」，其法律效果為絕對義務沒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72、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得以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加以調節，而不予宣告沒收或僅就部分宣告沒收，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適用刑法第38條第4項關於犯罪物追徵價額之規定，諭知追徵其價額。又該等「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若亦為詐欺犯罪（即洗錢所指特定犯罪）之不法利得，且被告具有事實上之支配管領權限，而合於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犯罪所得」相對義務沒收規定（普通法）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同應適用新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定宣告沒收。至於被告具有事實上支配管領權限之不法利得，苟無上述競合情形（即該等不法利得並非「洗錢標的」），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或追徵，自不待言。復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犯罪物部分：

⒈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係供本案加重詐欺犯罪所使用之物，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宣告沒收。至該偽造文書上之偽造印文，業經一併沒收，自無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諭知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⒉未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雖係供本案加重詐欺犯罪所使用之物，原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不論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宣告沒收。惟該文書未據扣案，復可隨時取得，價值甚低，並權衡估算追徵所造成之勞費，亦與訴訟經濟有違，堪認此部分之沒收、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附此敘明。

㈡洗錢客體部分：被告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雖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惟該款項業經轉交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而未據查獲扣案，且無證據證明被告仍有可支配之財產上利益，如仍予宣告沒收，恐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

㈢犯罪所得部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216條、第210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芷翎提起公訴，檢察官詹于槿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