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包芠瑄

選任辯護人

陳仲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647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次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證人即告訴人李美紅於警詢中之陳述，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就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部分，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至於就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部分，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本件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補充如下：被告包芠瑄於本院民國115年3月26日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2、36頁）。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要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新修正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公布，同年1月23日施行，其中第43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本件告訴人李美紅因詐欺所交付被告之財物為200萬元（不包含未遂部分之金額100萬元），如依新修正之第43條前段規定，法定本刑將提高至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依修正前之規定則尚不須因此加重，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並未較有利，應逕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規定論處。

3.修正前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本案詐欺犯行自白犯罪，且未因本案而獲有犯罪所得（詳後述），得依修正前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但被告未與告訴人李美紅達成調解或和解並支付款項，不符合修正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之減刑要件，故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故本案就上述自白減刑部分，依刑法第2條第1項，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

㈡所犯罪名及罪數：

1.按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參照）。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後所實施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為其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依上說明，被告於本案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即應併論參與犯罪組織罪。

2.被告114年11月5日將告訴人李美紅遭詐所交付之200萬元交付集團上游時，係由「XUAN」現場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指揮被告與不詳收水手碰面，並以唸鈔票編號的方式核對身分，業經被告於警詢時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8頁)，則被告當已就參與本件詐欺取財犯行之行為人，至少有「XUAN」、不詳收水手以及被告本人等3人之構成要件有所認識，被告所為自應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3.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條第1款之洗錢罪。

4.本案被告先後於114年11月5日對告訴人李美紅詐騙200萬元既遂、同年月13日對告訴人詐騙100萬元未遂，而對於告訴人所為數次詐取財物之行為，係於密接時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進行，為接續犯，應論以加重詐欺既遂一罪。5.又被告所犯之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行，既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地，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共同正犯：除參與犯罪組織之犯行外，被告就其餘犯行與暱稱「Xuan」之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1.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規範之案件類型，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時自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見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32、36頁），被告供承並未因本件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見偵卷第137頁，本院卷第37頁），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所言非實，依卷內資料亦無從認定被告確實有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任何利益或報酬，是以就被告之詐欺犯行，核與上開減刑規定相符，而有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2.又按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件被告於偵、審中就其所為洗錢犯行均自白不諱（見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32、36頁），且其未有犯罪所得，已如前述，尚無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問題，依上說明，就被告洗錢部分之犯行，原應依上述規定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則就其所為洗錢部分犯行即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即應併予審酌。

3.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審中就其所為參與組織犯行均自白不諱（見偵卷第139頁，本院卷第32、36頁），應認與上開規定要件相符，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審酌此項事由。

4.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說明：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現年64歲，須背負小兒子經商失敗之保證債務上百萬元，目前擔任洗碗工，月薪不足基本工資，才會受人利用擔任車手，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我國詐欺犯罪盛行，受害民眾不計其數，甚至畢身積蓄化為烏有，詐欺集團透過洗錢方式，更使被害人難以取回受騙款項，被告縱使自身有高額保證債務，亦應以合法正當途徑賺取所需，豈可以犯罪手段謀之，顯無犯罪情狀堪可憫恕之處，亦未見量處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狀，難認有情輕法重情事，實與刑法第59條要件不合，要無酌減其刑之餘地，併此說明。

㈤量刑：

1.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之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其參與詐欺犯罪組織，擔任面交車手之角色，且依照該集團之計畫而分擔部分犯行，利用一般民眾對於交易秩序之信賴，作為施詐取財之手段，進而掩飾或隱匿詐欺贓款，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權益，更造成金流斷點，使國家難以追索查緝，嚴重影響社會治安、交易秩序及人際間之信任關係，所為實無足取；兼衡被告犯後坦認犯行，並有悔意之態度，併考量被告參與犯罪詐欺集團組織之程度及分工角色、然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告訴人遭詐之金額；及於本院審判時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8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與被告符合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要件之量刑有利因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於本案僅擔任詐欺集團面交取款車手，尚非對告訴人所為詐欺犯行之核心角色，替代性高，如主文所示之刑已能充分評價被告之罪責，是檢察官起訴書對被告具體求刑有期徒刑2年9月，尚屬過高，併此敘明。

2.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該當之想像競合之輕罪即洗錢罪，雖有併科罰金之規定，惟考量本件被告侵害之法益為財產法益，且未因本案犯罪取得或保有犯罪所得，暨依比例原則衡量被告之資力、經濟狀況等各情後，認本件所處之徒刑當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爰裁量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使罪刑相稱，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評價，附此敘明。

3.辯護人雖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請求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惟查被告除本件外，至少尚有2起詐欺案件尚在檢察官偵辦中，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是被告尚非偶發性之犯罪，且被告並未與告訴人李美珠成立調解、和解或為任何賠償，以彌補告訴人李美珠所受之財產損失，本院認其尚無暫以不執行為適之情形，爰予不宣告緩刑，併此敘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關於沒收供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設有特別之規定。至若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並無明文規定，應認即有刑法總則相關規定之適用。

㈡供犯罪所用之物：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此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本件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係供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見偵字卷第16至17頁），即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予宣告沒收；又該物既已扣案，當得直接沒收，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即無庸併為追徵價額之諭知。

㈢洗錢之犯罪客體：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被告參與洗錢犯行所收取之金額，已依指示交由上游不詳收水取走層轉詐欺集團（見偵卷第18頁），而卷內查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確仍有收執該等款項，亦乏證據證明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各該款項享有共同處分權，如就此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有過苛之虞，爰就上開洗錢之財物，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犯罪所得：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查，被告供稱本件沒有拿到任何報酬（見偵卷第137頁，本院卷第37頁），而本件卷內亦查無積極證據足資憑認被告有取得報酬，自不能遽而認定被告有因本案犯行實際獲有所得，故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之問題，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畊甫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