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醫字第4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7年度醫字第4號

原告

甲○○

訴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被告

財團法人丙○紀念醫院

法定代理人

乙○○

訴訟代理人

劉紀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97年8 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配偶丁○○因患有精神病，於民國96年9 月21日上午10時左右住進被告財團法人丙○紀念醫院臺北院區（下稱丙○醫院臺北院區）接受治療，被告對於病患丁○○之照護，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丁○○所患之精神疾病主要症狀之一即為其有嚴重之自殺傾向，原告於9月21日在臺北院區急診室時，曾特別告知院方人員，應注意將其配偶丁○○雙手加以束縛，以防自殺。當日臺北院區急診室之負責醫師即被告聘用之受雇醫師，本諸醫療專業知識應能預見丁○○所罹患之疾病仍有自殺之可能，即應有特別加以注意之義務，故被告基此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應設置完善之安全設備或施以安全措施以防止丁○○逃離醫院或為自傷行為。嗣被告事先未告知原告，即於96年9 月21日下午9 時許將丁○○由臺北院區轉至淡水院區，丁○○在9月22日凌晨0 時許至1 時許之間曾逃跑一次，回到急診室後被告即加以約束，而被告受雇醫師戊○○醫師在丁○○仍具有「高度自殺危險」，且亦有「暫時鬆除約束：每2 小時鬆開5-10分鐘」之安全措施可供使用，丁○○之血液循環依當日護理人員每15分中之觀察記錄亦均無異常情形出現，且無已約束一晚之情形下，竟於96年9 月22日上午10時之醫矚以「病人末端血循不佳，且已約束一晚」為由，指示Releaserestrants （解除拘束），致丁○○隨即離開醫院到隔壁大樓跳樓身亡，戊○○醫師解除拘束之醫療處置實有不當，因而造成其後丁○○死亡之不幸結果，應認為有過失，且與丁○○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配偶丁○○與被告間有醫療契約，且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為醫師法第12條之1 、醫療法第82條第1 項所明定，且醫師法第12條之1 、醫療法第82條第1 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即在於保護病人之權益，屬於民法第184 條第2 項規定所稱之保護他人之法律，本件被告醫院臺北院區之受雇醫師竟在未告知家屬即原告之情形下，擅將丁○○轉送往被告醫院之淡水院區，係屬違反其說明義務，而被告醫院戊○○醫師在認定丁○○仍有高度自殺風險之情形下，竟仍以醫囑將丁○○解除四肢拘束，乃屬未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戊○○醫師疏於注意，以致丁○○逃離醫院而自殺，對此結果應有過失，違反醫療法第82條之規定。原告爰依民法第227 條之1 準用民法第194 條規定及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2 項、民法第188 條第1 項、第194 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本件行為時適用之精神衛生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拘束其身體或剝奪其行動自由。」；而96年7 月4 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之精神衛生法第37條第2 項亦規定：「精神醫療機構為醫療之目的或為防範緊急暴力意外、自殺或自傷之事件，得拘束病人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於特定之保護設施內，並應定時評估，不得逾必要之時間。」。依上開規定，足見精神病患之身體或行動自由，仍應受到尊重，並非得僅以病患有自殺傾向為由，即予拘禁、拘束身體或剝奪其行動自由。本件病患丁○○為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丁○○於本次就醫期間之96年9 月22日凌晨1 時30分許，因在急診室有打擾他床病人之行為，被告醫院戊○○醫師囑予四肢約束，並給予藥物鎮定，協助其入睡，同日上午6 時起，丁○○已多次要求解開約束，上午9 時許，急診人員解開病患左手約束後，經過一個小時的觀察及由社工師、醫師分別再與病患會談評估，病患意識清醒、情緒平穩、未呈現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仍要求解除其餘三肢約束、並表示不想死了，此外，並無其他跡象顯示病患有自殺危險性增高情形，戊○○醫師乃於同日上午10時許，同意解除病患其餘身體束縛，並叮囑病患需臥床休息，此實為符合醫療常規、專業倫理及修正前精神衛生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之處置，並無疏失。又丁○○並非精神衛生法規定應強制住院治療之病人，其於四肢約束解除後，拒絕在被告醫院就醫，趁機自行離開被告醫院，實為病患醫療自主權之行使，被告對其拒絕就醫，並在院外跳樓自殺，實無過失可言。再丁○○平日居住於臺北市己○康復之家，其身體及行動自由並未受到約束，丁○○過去多次在被告醫院就醫，甚而曾向被告醫院醫師表示其有自殺意念，其身體及行動自由亦未受到約束，丁○○在本次就醫時，在其自行離床到醫院13樓期間，及其自行離院，由管區警員帶回急診室期間，丁○○之身體及行動自由亦未受到約束。是以在丁○○之身體及行動自由未受到約束的條件下，既未發生病患自殺之結果，則戊○○醫師在無其他跡象顯示病患自殺危險性增高的情形下，同意解除病患身體約束，嗣後，病患竟自行離院並跳樓自殺，實屬偶然之事實，而與醫師解除對病患身體約束之處置間，無相當因果關係。且行為人會產生自殺或自殘的動機極多，而與所罹精神疾病非有必然連結，即行為人決意自殺或自殘時，未必患有精神疾病，而精神病患，亦未必會有自殺或自殘行為。因此，本件丁○○為何會決意結束自己的生命？其決意自殺與其所罹精神疾病間，究竟有何關連？尚有待釐清，惟被告對丁○○之決意自殺行為，並未施以助力，病患對其不遵臥床休息醫囑而自招之結果，實應自行負責，而與醫師解除約束之處置無關。再者，丁○○過去前來被告醫院急診就醫之原因多為失眠、精神症狀干擾，而與自殺意念或行為無涉，僅有於95年5月6 日、96年9 月14日及本件即96年9 月21日急診就醫時，出現自殺意念或主述，其中，95年5 月6 日病患係於就醫時提到將要去土城看守所執行、有自殺意念，經醫師評估認為無立即危險，讓病人自行離開；96年9 月14日病患係於就醫時提到剛從看守所出來無處可去，表示「想自殺」但又說「不想自殺，自殺不能解決問題，我要吃飯」等語，是病患的自殺意念乃時有起伏，而非歷來有嚴重自殺傾向，且病患多在缺乏社會支持及家人照顧的情況下，才提及自殺意念，其自殺意念應與病患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無直接關係。個案處理的重點應放在尋找社會支持及資源，增加病患保護因子。就丁○○個案而言，病患長期之精神症狀、幻聽干擾，未引發病患之自殺想法或行為，而在缺乏資源連結家人支持時，病患才表示想自殺，故聯絡家人、討論安置問題一直是此病患於急診過程中處理的重點之一。其次，對精神病患人格之尊重至為重要，如狀況已有所改善，卻仍一直束縛病患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病患之自尊心與自信心之建立將有所損傷，實務上，即使是對高自殺危險之住院病患，如非必要，亦不會使之受到不必要之限制，此乃對病患權益及尊嚴之保障及尊重。原告主張被告未對丁○○持續加以束縛，致其有機會離開醫院跳樓自殺，被告有醫療過失云云，顯係以病患後來離院跳樓身亡之結果，倒置推論醫師未予病患持續束縛之作為不當，實欠公允，且如依原告之主張，醫師若無限上綱地對精神病患持續加以束縛，剝奪病患基本人權，除恐有違精神醫療倫理之「最少限制」原則及精神衛生法第29條之規定外，實易造成病患更多的不安全感，勢將不利於患者之治療，原告主張應對丁○○持續加以束縛云云，並無所據。又SADPERSONS係針對危險因子評估，是以靜態因子即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及過去病史（精神病、酗酒、過去自殺企圖）為主，SADPERSONS只為臨床處理的參考，至於病患是否需予約束，則應依臨床情形做判斷，而與SADPERSONS分數無直接關聯。再被告之醫療場所及安全措施，皆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並無違反醫療法第56條規定情形，且本件丁○○係在院外跳樓身亡，應與醫療法第56條之規定無關。又被告係經病患丁○○之要求與同意而將丁○○送至淡水院區，且已在病患丁○○送至淡水院區後通知原告，且丁○○與被告間之醫療契約關係，於丁○○拒絕在被告醫院就醫而自行離院時，應已終止，嗣後丁○○在院外跳樓自殺，實係以其自己之自殺行為導致死亡之結果，而與民法第227 條之1規定「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之要件不合，原告依據民法第227 條之1 準用民法第194 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云云，實無理由。退步言，被告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斟酌丁○○係因自殺致死，對於損害之發生難謂無責，且原告為丁○○之妻，明知丁○○有精神疾病，本次就醫時且有自殺傾向，竟不留院隨床協助照顧、平撫病患，甚於96年9 月22日上午8 時50分許，經自殺防治中心人員以電話聯繫請原告到院協助處理時，原告仍表示最快要到下午5 時左右才能來院，原告將丁○○單獨留置醫院急診室，似亦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217 條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0 萬元之精神慰撫金，顯屬過高云云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為丁○○之配偶。

㈡丁○○於96年9 月21日上午10時許至被告醫院臺北院區急診室就醫，就醫前係居住於臺北市私立己○康復之家。

㈢丁○○曾於96年9 月21日上午11時40分離床失蹤，經被告醫院急診室人員通知協尋，至12時許，由被告醫院警衛於13樓尋獲，並帶回急診室。急診室醫師予病患四肢約束處置。

㈣被告醫院於96年9 月21日下午9 時許將丁○○由臺北院區轉至淡水院區，事前並未告知原告。

㈤被告醫院淡水院區醫護人員並未對丁○○全程施以束縛，於96年9 月22日凌晨時0 時10分，發現丁○○失蹤，急診室人員請醫院警衛協尋，至凌晨1 時許，丁○○由管區員警帶回急診室。凌晨1 時30分許，因丁○○在急診室有打擾他床病人行為，由戊○○醫師囑予四肢拘束，並給予藥物鎮定。上午9 時許，丁○○左手掌腫，急診人員解開病患左手約束，右手及雙腳繼續約束，上午10時許，戊○○醫師囑予解除丁○○右手、雙腳拘束。嗣丁○○於96年9 月22日上午10時10分許自行離開被告醫院淡水院區，後於臺北縣淡水鎮○○路40號「庚○辛○○大廈」跳樓自殺身亡。

四、得心證之理由：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將丁○○轉診至淡水院區，事先未告知原告，違反說明義務，且被告醫院受雇醫師戊○○醫師矚予解除丁○○拘束之醫療處置不當，致丁○○離院後跳樓自殺身亡等情，為被告所否認，而以前開情詞置辯，是本件兩造之爭點，即在於：㈠被告醫院戊○○醫師於96年9 月22日上午10時許囑予解除丁○○四肢拘束，其醫療處置是否不當而有過失？如有過失，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㈡被告醫院是否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如未具備，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㈢被告醫院是否違反醫師法第12條之1 之說明義務？如有違反，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㈣丁○○自行離院並跳樓自殺，造成其死亡結果，則原告得否依據民法第227 條之1 準用民法第194 條請求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㈤如前開爭點㈠或㈡或㈢為肯定，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 萬元，是否過高？茲論述如下：

㈠被告醫院戊○○醫師於96年9 月22日上午10時許囑予解除丁○○四肢拘束，其醫療處置是否不當而有過失？如有過失，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由丁○○之病歷資料觀之，丁○○分別於94年6 月30日20時18分、同年7 月8 日19時37分、同年7 月10日上午1 時11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均為幻聽，依病歷之記載，丁○○表示一直聽到有人想要加害他。其後，同年7 月12日19時23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幻聽，病歷上記載：「惡魔要抓我。」，同年7 月13日20時34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幻覺，病歷上記載：「" 他們ㄑㄧㄚ我脖子" 、" 是真的" 、"是惡魔，四個在前面，一個在后面"。」，95年5 月6 日15時57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睡不著情緒不穩，病歷記載：「傷害案件下一週就要去土城看守所執行」、「Thought:Suicidal ideation （即有自殺之觀念、想法及傾向）」，由家族系譜之記載可知丁○○當時已住進康復之家。丁○○於96年6 月8 日21時57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情緒不穩定，幻聽，病歷記載為：「（室友都要害我，我不回去了。）」；同年6 月17日18時46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有幻聽，病歷上記載：「你幫我打針吃藥，明天早上我就去上班。」，同年6 月20日18時12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三天沒睡好，現頭暈不適，病歷上記載：「阿拉磨菇諾叫我搶槍，跟警察對立，這是壞事我不要做。」，同年9 月14日19時45分至被告醫院急診，主訴為睡不著多天想自殺，病歷記載為：「好幾天沒睡覺，想自殺，剛從看守所出來」、「9/15" 我不想自殺，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9/16 pt （即病患）表示煩悶想自殺，∵" 沒有家人" ，" 沒地方可去" 。」「9/15 pt 表示昨日晚上5 時出看守所，即立刻入院，pt表示因無處可去，所以出現自殺意圖」，故丁○○過去前來被告醫院急診就醫之原因多為失眠、幻聽精神症狀干擾，而與自殺意念或行為無涉，僅有於95年5 月6 日、96年9 月14日及本件即96年9 月21日急診就醫時，出現自殺意念或主述，其中，95年5 月6 日病患係於就醫時提到將要去土城看守所執行、有自殺意念，經醫師評估認為無立即危險，讓病人自行離開，96年9 月14日病患係於就醫時提到剛從看守所出來無處可去，表示「想自殺」，但又說「不想自殺，自殺不能解決問題，我要吃飯」等語，是病患丁○○的自殺意念乃時有起伏，其長期之精神症狀、幻聽干擾，並未引發病患之自殺想法或行為，惟在缺乏社會資源連結及家人支持時，病患才表示想自殺，此有96年9 月15日、16日病歷記載「pt表示煩悶，想自殺，因為" 沒有家人""沒地方可去" 」等語可參。顯見丁○○多在缺乏社會支持及家人照顧的情況下，才提及自殺意念，其自殺意念是否與病患幻聽妄想等精神症狀有直接關係，即屬有疑，且由96年9 月14、15日之病歷記載可知，聯絡安置處所一直是處理本件病患丁○○個案之重點。

⒉本件行為時適用之精神衛生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拘束其身體或剝奪其行動自由。」；而96年7 月4 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之精神衛生法第37條第2 項則規定：「精神醫療機構為醫療之目的或為防範緊急暴力意外、自殺或自傷之事件，得拘束病人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於特定之保護設施內，並應定時評估，不得逾必要之時間。」。足見精神病患之身體或行動自由，仍應受到尊重，並非得僅以病患有自殺傾向為由，即予拘禁、拘束身體或剝奪其行動自由。如狀況已有所改善，卻仍一直束縛病患身體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將對病患之自尊心與自信心之建立有所損傷。醫師若以精神病患有自殺傾向為由，即無限上綱持續對精神病患加以束縛，實有剝奪病患基本人權之嫌而有違前開規定，並造成病患更多之不安全感，不利於患者之治療。又SADPERSONS係對於是否有自殺危險之評估，S 為性別：男性，A 為年齡，D 為憂鬱症狀，P 為先前有自殺史，E 為酒精濫用，R 為非理性想法危險程度評估，S 為支持系統，O 為有組織計畫，N 為無配偶，S 為有明顯生理疾病，故SADPERSONS乃針對危險因子評估，以靜態因子即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及過去病史（精神病、酗酒、過去自殺企圖）等為主。是戊○○醫師在病歷上雖記載「SAD-PERSONS ：high suicidal risk」等文字，然SADPERSONS僅係針對靜態危險因子為評估，該評估結果僅作為臨床處理的參考，至於病患是否需予約束，仍應依臨床具體情形做判斷，非謂SADPERSONS評估為高度自殺危險者，即應一律予以身體拘束。

⒊本件病患丁○○為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丁○○於本次就醫期間之96年9 月22日凌晨1 時30分許，因在急診室有打擾他床病人之行為，被告醫院戊○○醫師囑予四肢約束，並給予藥物鎮定，協助其入睡，同日上午6 時起，丁○○已多次要求解開約束，上午9 時許，因病人左手掌腫，故先解開病患左手約束，經過一個小時的觀察及由社工師、醫師分別再與病患會談評估，病患意識清醒，可配合量血壓，並表達「我不想死了能不能解除約束」，並無其他跡象顯示病患自殺危險性有增高之情形，故戊○○醫師乃於同日上午10時許，同意解除病患其餘右手及雙腳拘束，右手微腫續觀察，並叮囑病患需臥床休息（本院卷第86頁背面）。由急診護理記錄觀之，病患於96年9 月21日上午12時許即予以四肢約束，迄於同日下午9 時45分許轉診至淡水院區前均維持四肢拘束（本院卷第85頁、86頁），而至淡水院區後，並未予以四肢拘束，嗣因打擾他床病人，再於96年9 月22日上午1 時30分許再予四肢拘束，是病患丁○○受四肢拘束之時間，扣除96年9 月21日下午9 時45分起至96年9 月22日凌晨1 時30分許約4小時之時間，其受拘束之時間長達18小時，左、右手均已出現腫脹情形，其自96年9 月22日上午6 時許起均係因要求解除拘束而出現情緒躁動，然其意識清醒，並清楚表達「我不想死了」，又依病歷記載：「病人在急診無dirsturbing beh-avior 、violence、agitation 之行為（中譯為病人在急診無干擾、暴力、激動之行為）」，既無其他跡象顯示病患丁○○之自殺危險性有增高之情形，則戊○○醫師經評估後，為免剝奪病患之人身自由而逾越醫療之必要性，囑予解除全部拘束，應符合醫療專業倫理及修正前精神衛生法第29條第1 項之規定，尚難認有何疏失。況丁○○並非精神衛生法規定應強制住院治療之病人，此為原告所不爭，其於四肢約束解除後，拒絕在被告醫院就醫，趁機自行離開被告醫院，乃病患醫療自主權之行使，自難認被告對其拒絕就醫，並在院外跳樓自殺，有何過失可言。

⒋況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損害之發生與加害人之故意或過失加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查丁○○平日居住於臺北市己○康復之家，其身體及行動自由並未受到約束；丁○○過去多次在被告醫院就醫，甚而曾向被告醫院醫師表示其有自殺意念，其身體及行動自由亦未受到約束；丁○○在本次就醫時，在其自行離床到醫院13樓期間，及其自行離院，由管區警員帶回急診室期間，丁○○之身體及行動自由亦未受到約束。是以在丁○○之身體及行動自由未受到約束的條件下，既未發生病患丁○○自殺之結果，則戊○○醫師在無其他跡象顯示病患丁○○自殺危險性增高的情形下，同意解除病患丁○○身體約束，嗣後，病患丁○○竟自行離院並跳樓自殺，應屬偶然之事實，尚難認戊○○醫師同意解除病患丁○○身體拘束之醫囑，與病患丁○○之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被告醫院是否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如未具備，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按醫療法第56條固規定：「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然本件病患丁○○自行離院後在院外跳樓身亡，則其死亡與被告醫院有無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即無關連，原告雖指稱被告醫院有「暫時鬆除約束：每2 小時鬆開5-10分鐘」之安全措施可供使用，然此應屬前開是否解除病患身體拘束之範圍，而無涉於前開法條所規定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況原告亦未能舉證被告醫院如何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是難認原告之主張為可採。

㈢被告醫院是否違反醫師法第12條之1 之說明義務？如有違反，與丁○○之死亡結果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醫院臺北院區之醫師將丁○○轉送被告醫院淡水院區，雖事前並未告知原告，然依病歷之記載：「5 ：00PM臺北社工已聯絡家屬，但聯絡不到，請待pt意識清楚，我才能評估pt之自殺風險評估，待家屬來決定其disposition 及需24小時陪伴」，而急診護理記錄則記載：「18：20現家屬（案妻）到醫院，職告知案妻pt於今晚晚一點會再次會診精神科，因pt剛有會診但無法會談，現請家屬協助買食物給pt吃，案妻表示工作忙無法一直陪伴pt到淡水會診精神科。」「18：50案妻與社工討論後仍堅持離院，自簽住院同意書於社工陪同下，因案妻無法一直陪伴pt，由社工得知案妻離開醫院」、「20：00pt訴想到淡水會精神科」，可知原告於9 月21日18時20分到被告醫院時，雖醫師醫囑需家屬24小時陪伴，然原告仍在當日18時50分即離開，並表示無法陪伴病患至淡水會診精神科，則原告於離開被告醫院時應知病患丁○○稍晚有可能會轉至被告醫院淡水院區會診精神科，而被告醫院係經病患丁○○之要求與同意而將病患丁○○送至淡水院區，而原告復未提出證據證明病患丁○○當時係處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中，則被告醫院依病患丁○○之意願將其轉送至淡水院區會診精神科，難認有何違反說明義務之情事。

㈣綜上，既難認被告醫院有過失，且病患丁○○之死亡與被告醫院醫師解除其身體拘束之醫囑間亦無相當因果關係，則病患丁○○之自殺死亡結果難認可歸責於被告，故前開爭點㈣、㈤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從而，原告依據民法第227 條之1 準用民法第194 條規定及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184 條第2 項、民法第188 條第1 項、第194 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