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388號

• 裁判案由: 竊盜
• 案件類型: 刑事
• 審判法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 裁判日期: 100 年 09 月 20 日
• 法官: 廖純卿
• 被告: 陳德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易字第2388號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盛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 年度偵字第1287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盛無罪。
理 由
一、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德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99年12月14日18時許，在臺中縣豐原市（現改制為臺中市豐原區○○○街太平洋百貨公司，徒手竊取告訴人王季蘭置放隨身背包內之SonyEricson 廠牌、型號F100i 、序號000000000000000 號之行動電話1 支〈價值新臺幣（下同）8
千元〉，得手後，於99年12月18日，前往豐原市○○街112
號之鴻齊通訊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鴻齊公司），以1,400 元之代價變賣得款花用。因認被告陳德盛涉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做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亦規定甚明。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中，部分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及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是本院審酌該等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之情況，並無非出於任意性或不正取供，或違法或不當情事，且客觀上亦無不可信之情況，堪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三、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且如未能發現相當確實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參照）。再者，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是其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無可取，仍不得因此資以為反證其犯罪之論據（參照最高法院91年度臺上字第4574號刑事判決要旨）。另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不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28 號判例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陳德盛涉犯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季蘭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鴻齊公司人員陳志昇於警詢中之證述、買賣切結書及行動電話買賣登記簿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陳德盛固坦承有於99年12月18日，持上開行動電話至鴻齊公司變賣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上開行動電話係其於99年12月17日18至19時許，在豐原太平洋百貨公司附近之火車平交道邊拾獲，其並無竊盜之情事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王季蘭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於99年12月14日，伊背著放有上開手機之包包欲至太平洋百貨公司附近店家拿取衣物，途經一間二手LV包包店時，伊進入該店並把自己的包包放店內玻璃櫃上並欣賞商品，而後，伊離開該二手包店步行至太平洋百貨斜對面之店家拿取衣物時，發現伊包包裡面的手機不見了，伊回想應該是在二手LV包包店裡面被偷的，不可能是掉在路上的，當時該二手包包店內只有老闆娘及女性顧客等語（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惟證人王季蘭上開證詞，僅單純證述發現該手機遭竊之事實，並無明確指述該手機究由何人竊取，是證人王季蘭所述顯不足以證明被告與本件竊盜犯行有直接關聯。
㈡被告事後於99年12月18日，持上開手機至鴻齊公司，以1,400 元之價格販賣予陳志昇乙節，為被告供述明確（見偵查卷第5 頁及本院卷第15頁），核與證人陳志昇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警卷第6 至7 頁），並有買賣切結書及行動電話買賣登記簿各1 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11至12頁），固足以證明被告於告訴人之手機失竊後，曾持有該手機之事實。惟行竊者於竊得物品後，或可能變賣圖利，或因不喜愛而隨意丟棄，或贈與他人，或因行竊者、受贈者之疏失而不慎遺失，是以，被告持有他人遭竊物品之可能原因亦有多端，或因被告偶然拾得，或係被告自行竊取，或係被告向他人收受或買得，故被告辯稱上開手機係伊撿拾而來，衡情並非絕無可能，然此至多僅能認被告涉犯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罪而已，不能單以被告持有他人遭竊手機並賣出之客觀事實，即逕推論被告為下手行竊之人。是本件檢察官以上開手機外觀良好，且具有相當價值，下手行竊者應無將竊得之上開手機隨意棄置而遭被告拾獲，依此遽認上開手機應係被告所竊取，似嫌述斷。
㈢至於被告就撿到該手機之時間，於警詢時供稱是於99年12月18日撿到，嗣於本院中改稱是同年月17日撿到，雖有先後供述不一之情形，惟認定犯罪事實仍應憑積極證據，當不得僅因被告先後供述不一，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上開所提證據，在客觀上並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上開竊盜犯行，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難以該罪名相繩。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至被告雖因拾獲上開物品而涉有侵占脫離他人持有之物罪嫌，惟竊盜與侵占脫離他人持有物，兩者社會事實歧異，法律評價不同，要無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可言，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2216號、83年度臺上字第2644號73年臺上字第6532號判決可資參照，且本件檢察官起訴之竊盜時間、地點，與被告所稱拾獲之時間、地點迥異，是本院自不能逕行變更檢察官對被告竊盜犯罪之起訴法條，論處被告侵占離本人所持有之物罪刑，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0 日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廖純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國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