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聲請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駿廷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30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駿廷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28日14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前，對告訴人陳芷妍辱稱：「幹你娘」，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員警職務報告、錄音譯文、錄影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並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主觀上並沒有公然侮辱意思，因為在本案之前我與告訴人發生停車位之糾紛，且告訴人在糾紛後會故意將車子停在我女友的家門口，使我無法出入；我案發當天剛好遇到告訴人，一時氣憤，才會辱罵告訴人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有於113年4月28日14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前，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乙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041號卷均省略前稱，僅稱偵卷，偵卷第15頁至第17頁），另有113年5月6日員警職務報告（偵卷第9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23頁至第26頁）、本院114年4月25日勘驗筆錄暨其附件（本院卷第55頁至第68頁）等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以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違反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罪立法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且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另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三)而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本院審理程序中，始終表示其係因與告訴人前有停車位糾紛，而於事發時一時氣憤，始會為本案犯行（偵卷第43頁至第44頁、本院卷第39頁至第44頁、本院卷第55頁至第66頁）；再參以被告於事發時對告訴人稱「是說他，他下來的」、「來啊」、「輸贏啊」等語（有前揭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5頁至第68頁），顯然情緒激動，堪認被告確因與告訴人有所糾紛，始會為本案犯行。而被告為本案犯行既事出有因（姑且不論被告與告訴人之間的糾紛究竟以何者有理），考量被告為本案犯行之原因、案發情境，即已難認被告係「蓄意貶抑」告訴人。

(四)再者，被告本案僅對告訴人辱罵一句「幹你娘」，為時數秒（見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55頁至第68頁），縱然可能造成告訴人精神上之不悅，但並非反覆性、持續性之行為，亦無累積性、擴散性之效果，若有周遭民眾看見此情，反可能因被告單方辱罵之行為，產生被告始為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無理取鬧之一方之印象，難認因此會直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自難以公然侮辱罪嫌對被告相繩。

六、縱上，被告本案所犯公然侮辱犯行，尚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承受之範圍，無法使本院得有罪之確信。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毓珮提起公訴，檢察官游淑惟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