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孫忠賢

鄭宇豐

王映惇

李翊宏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6535、27332號），茲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自白認罪（同案被告陳韋鈞另行審結）。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問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0月0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至第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又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再本案與加重詐欺想像競合犯輕罪之洗錢部分，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113年0月0日生效（除第6條、第11條外），然關於想像競合犯之新舊法比較孰於行為人有利，應先就新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再就舊法之各罪，定一較重之條文，然後再就此較重之新舊法條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標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70號裁判意旨參照）。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⒈罪名部分之比較：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第43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可見修正後大幅降低適用門檻並提高刑度。

⑵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修正後之第44條第1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可見修正後新增第3款亦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⑶本案：

①被告孫忠賢、鄭宇豐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刑法第21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屬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之詐欺犯罪，而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百萬元，不符合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要件，又被告之犯行雖符合修正前、後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加重情形，但上開第44條係增加加重事由，經比較結果，修正前、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並未有利於被告孫忠賢、鄭宇豐，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規定（含前開想像競合之輕罪部分），較有利於被告。

②被告王映惇、李翊宏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刑法第216、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屬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之詐欺犯罪，而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百萬元以上，但未達500萬元，雖符合新修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所定「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要件，但不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規定，又被告之犯行雖符合修正前、後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加重情形，但上開第43條、第44條乃係擴大法定刑度之適用門檻並提高刑度，且增加加重事由，經比較結果，修正前、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均未有利於被告王映惇、李翊宏，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規定（含前開想像競合之輕罪部分），較有利於被告。

⒉偵審自白減刑部分之比較：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⑵本案：被告依上開行為時法，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即減輕其刑，且按最高法院見解，倘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而現行法則增列「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之規定，多了支付和解金之期限限制，另第2項亦增加「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條件，且係得減其刑，而非必減其刑，顯然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被告所加入之本案詐欺集團，其成員至少包括被告孫忠賢、鄭宇豐、王映惇、李翊宏、同案被告陳韋鈞、暱稱「小老頭」、「周主管」、「浩瀚人生」、「雲朵冰淇淋」、「老馬識途」、「雯雯」、「蔡主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者、向被告收取贓款之人，是成員已達三人以上至明。核被告等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又如前所述，被告本案洗錢犯行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起訴書誤載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應予更正。另偽造印文、署名（被告李翊宏部分），乃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經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共同正犯：

⒈被告孫忠賢與「周主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者、向被告收取贓款之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各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⒉被告鄭宇豐與「浩瀚人生」、「雲朵冰淇淋」、對告訴人施行詐術者、向被告收取贓款之人、同案被告陳韋鈞（起訴書附表「取贓及處理」欄㈠①部分）、「小老頭」（起訴書附表「取贓及處理」欄㈠①部分）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各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⒊被告王映惇與「浩瀚人生」、「老馬識途」、「雯雯」、對告訴人施行詐術者、向被告收取贓款之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各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李翊宏與對告訴人施行詐術者、指示被告取款之人、向被告收取贓款者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各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許筑萍因受詐欺後多次交款予被告孫忠賢，乃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同一詐欺手法訛詐同一告訴人，致伊於密接時間多次匯款，其等施用之詐術、詐欺對象相同，侵害同一告訴人財產法益；又被告孫忠賢多次收取贓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係為達隱匿同一告訴人詐欺取財犯罪不法所得之目的，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之單純一罪，應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一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一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㈤被告4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一般洗錢犯行，其各行為間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被告王映惇針對不同告訴人所犯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累犯：被告王映惇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1萬元確定，有期徒刑部分於112年4月26日執行完畢乙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證，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考量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立法理由，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而審諸被告前科表所載，其曾因前述案件經判處罪刑執行完畢，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我控管，然被告竟猶故意再犯本案，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前罪有期徒刑之執行無成效，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本院考量倘仍以最低法定本刑為量刑之下限，未能反應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而如加重其所犯法定最低本刑，並無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之罪責而導致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的情事，尚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示違反比例、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存在，是本院認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㈧有無偵審自白減刑問題：如前所述，新修正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且該條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查：

⒈被告孫忠賢於偵查、本院就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罪，且於本院供稱：我沒有獲得報酬，沒有犯罪所得可以繳回等語，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有實際之犯罪所得，故被告孫忠賢於本案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鄭宇豐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且於本院表示：我本案犯罪所得是5000元等語，然該犯罪所得迄今仍未經被告繳回，則被告鄭宇豐既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⒊被告王映惇於偵查、本院就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罪，且於本院供稱：我沒有獲得報酬，沒有犯罪所得可以繳回等語，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有實際之犯罪所得，故被告王映惇於本案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⒋被告李翊宏於偵查、本院就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罪，且於本院供稱：我認罪，月薪3萬，換算一天1000元，我有拿到兩個月薪水6萬元，被臺南永康分局扣了六萬元，臺南的案件已經沒收了等語在卷。經核被告上開不法報酬確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2612號判決宣告沒收，有上開判決存卷足佐，堪認被告李翊宏已經繳回犯罪所得，故被告李翊宏於本案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㈨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裁判意旨可參）。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一般洗錢犯行，原得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此部分與加重詐欺取財罪想像競合後，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以致無從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惟其此部分自白之犯罪後態度，猶得作為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之參考。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述如下：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或收水（被告鄭宇豐部分），持偽造之收據及工作證等物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再層轉贓款予該集團上手人員，製造金流斷點，其法治觀念顯有偏差，且所為使集團其他參與犯罪者之真實身分難以查緝，以致詐騙情事未能根絕，助長詐欺歪風，殊值非難；另考量告訴人於本案遭詐騙之金額，被告迄未與之達成調解或和解以賠償損害，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內容、犯罪參與程度，並非前揭詐欺犯行之核心成員，亦非居於主導地位，又被告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合於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已如前述，得作為其量刑之有利因子，暨其於本院自稱之智識程度、工作、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至4項所示之刑。再就被告王映惇部分，衡酌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具體審酌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及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考量被告所犯屬同質性之犯罪類型，倘就其刑度予以實質累加，尚與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不符，茲考量上情，盱衡被告所犯法律之目的、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3項所示。又被告所涉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本刑固應併科罰金刑，然因本院就被告所科處之刑度，已較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即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1千元為重，再衡酌刑罰之儆戒作用等各情，基於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原則，認僅科處被告前揭自由刑即足，尚無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的必要，爰不諭知併科罰金。沒收、不沒收之說明：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被告所犯既為該條例規定之詐欺犯罪，則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皆作為詐欺犯罪使用，自均應依前揭規定，分別於被告孫忠賢、鄭宇豐、王映惇、李翊宏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又上開物品既經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署名（被告李翊宏部分），即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諭知沒收。

⒉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有明文規定，且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應僅以行為人實際因犯罪所獲得之利益為限，倘行為人並未因此分得利益，或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因犯罪而有所得，自不應憑空推估犯罪所得數額並予以宣告沒收。查：

⑴被告鄭宇豐就本案領取5000元之報酬，此經其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而該犯罪所得並未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鄭宇豐罪刑項下諭知沒收、追徵。

⑵被告孫忠賢、王映惇於本院供述未取得報酬，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其有因本案而實際獲取不法所得，尚難認被告2人有何犯罪所得；另被告李翊宏之犯罪所得業經另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612號判決宣告沒收，為免重複沒收，爰均不予沒收或追徵。

⒊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13年0月0日生效，而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雖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第25條第1項所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且告訴人被騙匯款而遭被告轉匯後，已遭不詳詐欺成員取走而繳回所屬詐欺集團，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最終支配占有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具有管領處分權限，倘仍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實有過苛之虞，爰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諭知沒收。

⒋至被告4人用以取信告訴人而供犯罪使用之偽造工作證，均未扣案，或已遭被告丟棄滅失，或經被告另案詐欺等案件查扣，且沒收該物顯然欠缺刑法重要性，為免日後執行困難，亦不予宣告沒收。另與被告孫忠賢、鄭宇豐、王映惇、李翊宏無關之存款憑證、商業操作合約書，也不於本案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蔣忠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