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億睿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51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檢察官起訴書應更正、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僅引用關於被告陳億睿被訴部分；至被告林清豪被訴部分已由本院審結）：

㈠、犯罪事實欄一、第17至18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第24至26行「林清豪、陳億睿並交付附表所示之收據，用以表彰林清豪、陳億睿以附表所示之收據上之身分向林亮貞收取款項之意」應更正為「林清豪、陳億睿表明其等為樂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專員，並將其等偽造之工作證給林亮貞觀看而行使之，並交付附表所示之收據或投資合作契約書與林亮貞而行使之」。

㈡、增列「警員職務報告書、被告陳億睿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意指犯詐欺犯罪而有所得者，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具備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始能依該項規定減輕其刑。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

2、洗錢防制法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洗錢防制法關於偵查、審判中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又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本案被告陳億睿洗錢之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被告於警詢及審理時均自白一般洗錢犯行，然未繳回犯罪所得(見偵卷第52至55頁，本院卷第442頁)，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得減輕其刑，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不得減輕其刑，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綜合比較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規定，自整體以觀，應認現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0條、第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2條、第216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又被告自承向告訴人林亮貞收款時有出示工作證等語(見本院卷第443頁)，核與告訴人與詐欺集團對話紀錄中，假冒專員之詐欺集團成員均有出示如附表編號1及3所示之現金繳款收據及工作證之手法相符(見偵卷第102至103頁)，從而被告自承向告訴人取款時確有配戴工作證等情，堪以採信。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此部分與經起訴之加重詐欺犯行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本院告知此部分罪名（見本院卷第437頁) ，無礙於被告訴訟之防禦，本院自應併予審究。又告訴人雖係因瀏覽臉書不實投資廣告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惟詐欺集團之行騙手法花樣百出，被告於本案僅擔任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車手工作，屬於底層角色，對於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係利用何種方式詐騙告訴人，尚難知悉，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資證明被告收取款項時，已知悉或可得而知告訴人遭詐騙之具體情節，是以，被告是否知悉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初始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方式為本案詐欺犯行，尚有疑義，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無從對被告遽論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條件，起訴意旨此部分容有誤會，惟此僅涉及加重條件之增減，仍屬實質上一罪，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所起訴之犯罪事實亦無減縮，僅須於判決理由中敘明無此加重條件即可，無庸就此不存在之加重條件，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96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4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雖未親自實施詐騙行為，而推由同犯罪集團之其他成員為之，由被告依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紅中」之指揮向告訴人收款，並將贓款交付與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男子，堪認被告、「紅中」、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男子及參與上開犯行之其餘不詳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而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收據上偽造印文及署押，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契約書上偽造印文，進而偽造上開私文書，再將上開偽造之收據及契約書出示與告訴人觀看而行使之，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均係前開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前開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前開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又被告偽造特種文書即如附表編號3所示工作證之低度行為，亦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此外，如附表編號1及2所示之印文雖係偽造而成，然依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如附表編號1及2所示之收據及契約書上之偽造印文係列印出來就有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43頁)，加以本案並未扣得與前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亦得以電腦製圖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圖樣，是依卷內之證據資料，尚難證明上揭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故無從逕認此部分有何偽造印章之行為。

㈤、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多次收取財物之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之法益，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㈥、被告所為係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被告前因侵占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簡字第4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2罪)，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確定，又因侵占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易字第1700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6月(6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9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聲字第1220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確定，於112年12月20日因縮短刑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嗣於113年2月5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被告未因前案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產生警惕作用，故意再犯罪，可見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依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之法益，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本案加重詐欺犯行，然並未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依前開說明，自無從減輕其刑，併此敘明。

㈨、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行，然未繳回犯罪所得，自不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之減刑要件，亦併此敘明。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被告正值青年、四肢健全，有從事勞動或工作之能力，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雖未直接詐騙告訴人，惟其擔任向告訴人收款之工作，屬犯罪不可缺少之環節，危害社會治安與經濟金融秩序，復斟酌其參與犯罪程度屬被動接受指示，非主導犯罪之核心角色，兼衡及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犯後坦承犯行然迄未與告訴人和解、素行（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393頁、第401頁)、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44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被告所犯之想像競合犯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罪，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本院整體觀察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以及所宣告有期徒刑刑度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認無必要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附此敘明。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從而被告行為後，關於沒收之規定固有變更，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次按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犯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偽造之文書已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沒收，至於其上偽造之印文、署押部分，因文書既已沒收，印文、署押即屬偽造文書之一部分，已因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另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8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68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見本院卷第443頁），爰均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之。又未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偽造之收據及契約書，業經諭知沒收，該文書上之印文及署押，屬於該文書之一部分，依前揭說明，已因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須再重複為沒收之諭知，併此敘明。又追徵係原物沒收不能時之替代，使犯人繳納與原物相當之價額，藉剝奪財產之方式防制再次犯罪，然前開所示之物，倘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被告財產並無法達偽造物品沒收執行之效果，自無替代作用可言，亦無追徵之必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追徵其價額。

㈢、未扣案之工作機1支，係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明確（見本院卷第442頁），已於另案判決宣告沒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04號判決，見本院卷第459至468頁)，於本案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查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本案獲得報酬共1萬元，車馬費2次都是1,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42頁），據此計算被告之犯罪所得應為1萬2,000元，且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就洗錢財物之沒收，固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然縱為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僅負責向告訴人收款，然款項均已交由上手，卷內亦無證據足證上開財物仍為被告所支配，倘諭知沒收，實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宗毅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