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張洧綸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5867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自白認罪。

二、證據能力部分：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本案相關證人之警詢筆錄，既非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依上開規定，自不得採為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證據，是本判決所引用證人之警詢筆錄，僅於認定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其餘罪名具有證據能力。除上述以外，本案既適用簡式審判程序，則本判決所採用之證據，皆不受傳聞證據證據能力之限制，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對犯罪事實亦表認罪，對各項證據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可認定被告並無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意，且本案各項證據均無非法取得之情形，是本判決所採用之證據，皆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問題：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0月0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至第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又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⒈罪名部分之比較：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第43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可見修正後大幅降低適用門檻並提高刑度。

⑵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修正後之第44條第1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可見修正後新增第3款亦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⑶本案：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雖屬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之詐欺犯罪，然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百萬元，不符合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要件，又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情形，亦不符合修正前、後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之加重情形，是被告既不構成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之罪，即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含前開想像競合之輕罪部分）。

⒉偵審自白減刑部分之比較：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⑵本案：被告依上開行為時法，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即減輕其刑，且按最高法院見解，倘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而現行法則增列「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之規定，多了支付和解金之期限限制，另第2項亦增加「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條件，且係得減其刑，而非必減其刑，顯然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及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故犯罪組織係聚合3人以上所組成，在一定期間內存在以持續性發展實施特定手段犯罪、嚴重犯罪活動或達成共同牟取不法金錢或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結構性組織。但其組織不以有層級性結構，成員亦不須具有持續性資格或有明確角色、分工等正式組織類型為限，衹須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6、147號裁判意旨得參）。被告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至少有被告、暱稱「大老鷹」、「徐毅芳」、對告訴人施詐、向被告收取贓款等人，確為3人以上之組織無訛；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包括與告訴人聯絡並施詐者、安排被告面交收款、向被告取得詐欺款項者等人，由其內部分工結構、成員組織，可見該詐欺集團組織縝密，並非隨意組成之立即犯罪，乃須投入相當成本及時間始能如此為之，屬3人以上共同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㈢核被告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另偽造印文，乃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經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被告與「大老鷹」、「徐毅芳」、對告訴人施行詐術、向被告收取贓款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參與犯罪組織以外之其餘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想像競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洗錢）之罪，均成立本罪。又行為人以一參與車手集團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洗錢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洗錢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洗錢犯行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是以倘被告參與犯罪組織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及洗錢，因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其首次加重詐欺、洗錢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查，依卷內現存事證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足認被告本案起訴書所示犯行，乃其本次參與犯罪組織後，經起訴且最先繫屬於法院之「首次」加重詐欺、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其各行為間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有無偵審自白減刑問題：如前所述，新修正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查，被告於偵查、本院就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罪，且被告於本院供稱：我沒有拿到報酬，所以沒有犯罪所得可以繳回等語，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有實際之犯罪所得，故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㈦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裁判意旨可參）。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參與犯罪組織、洗錢犯行，原得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此部分與加重詐欺取財罪想像競合後，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以致無從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惟其此部分自白之犯罪後態度，猶得作為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之參考。又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固有明文。惟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對該詐欺集團之運作具有相當緊密之關連性，尚難認其參與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餘地。

㈧被告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雖於刑事陳報狀稱其有輕度智能障礙，並提出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然參酌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向告訴人收取詐得款項時，能依「大老鷹」指示至超商列印收據，再前往案發地點，按衣著特徵認出告訴人，且告知其是元普投資派來的收款專員，並出示工作證、簽立收據交給告訴人後離開現場，復依「大老鷹」指示至指定地點轉交贓款予上手等節，由上述過程足見被告可獨自完成列印文件、以假文件及證件取信告訴人及收受贓款之整個面交過程，實與通常擔任面交車手者無異，自難認被告有何認知或理解能力異於常人或顯著低落之情形；況被告為警查獲後，其歷次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過程中，對於詢問者之問題亦能對答如流，實難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是因此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即無從依刑法第19條第1、2項予以不罰或減輕其刑，被告請求適用刑法第19條規定，自不足採。

㈨另按刑法第59條固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所犯之加重詐欺等犯行，破壞人與人之間互信關係，危害社會金融秩序及治安，惡性非輕，且被告於犯罪時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可憫恕，如科以法定最輕刑期，仍嫌過重之情形，是本院認被告就其所犯之罪，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附此說明。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述如下：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執意以身試法，貪圖不法利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持偽造之收據及工作證等物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再層轉贓款予該集團上手人員，製造金流斷點，使集團其他參與犯罪者之真實身分難以查緝，以致詐騙情事未能根絕，助長詐欺歪風，徒增告訴人求償及追索遭詐騙金額之困難度，其法治觀念顯有嚴重偏差，且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殊值非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內容、犯罪參與程度，並非前揭詐欺犯行之核心成員，亦非居於主導地位，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告訴人於本案遭詐騙之金額，被告迄未與之達成調解或和解以賠償損害，又被告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已如前述，得作為其量刑之有利因子，暨被告於本院自稱之智識程度、工作、經濟、家庭生活、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所涉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本刑固應併科罰金刑，然因本院就被告所科處之刑度，已較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即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1千元為重，再衡酌刑罰之儆戒作用等各情，基於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原則，認僅科處被告前揭自由刑即足，尚無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的必要，爰不諭知併科罰金。沒收、不沒收之說明：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被告所犯既為該條例規定之詐欺犯罪，則如附表所示之物，係作為詐欺犯罪使用，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又上開物品既經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即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諭知沒收。

⒉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則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應僅以行為人實際因犯罪所獲得之利益為限，倘行為人並未因此分得利益，或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因犯罪而有所得，自不應憑空推估犯罪所得數額並予以宣告沒收。查，被告於本院供述未取得報酬，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其有因本案而實際獲取不法所得，尚難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⒊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且所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已遭不詳詐欺成員取走而繳回所屬詐欺集團，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最終支配占有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具有管領處分權限，倘仍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實有過苛之虞，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諭知沒收。

⒋至被告用以取信告訴人而供犯罪使用之偽造工作證，並未扣案，且已滅失，沒收該物顯然欠缺刑法重要性，為免日後執行困難，亦不予宣告沒收。又起訴書第2頁第5行所載之「元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契約書1張、收款憑證單據1張（日期：114年5月9日，出納專員李耀揚），乃是另一車手於114年5月9日交付予告訴人收執，與本案被告無關，業據告訴人於警詢陳明，故不於本案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