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梁雅芬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張琳婕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156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被告丙○○(下稱被告)所犯者為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另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係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且不在上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排除適用之列，本件自仍應受此特別規定之限制。從而，證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裁判基礎。準此，證人即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不符前揭「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要件，不得作為認定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證據，但仍可作為其涉犯其餘犯行之證據。

貳、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參、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參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Guo-Hao Bai」、「葉一芳」、「陶陶」、「明杰」、「Yi Hao Lee 」、「Guo-Hao Bai」、「王敬嚴」、「星星」、「啊瀚」、「路飛」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該詐欺集團係以施用詐術為手段，且組成之目的在於向本案告訴人及其他潛在不特定被害人騙取金錢，具持續性、牟利性之特徵，而該集團之分工方式細緻、周詳，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是足認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核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疑。

二、按詐欺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是詐欺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他人已否為物之交付而定。次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迎合其要求，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再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此乃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於此誘捕偵查案件，詐欺集團成員雖有詐欺之故意，且依約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並已著手實施詐欺之行為，然因被害人原無交付財物之意思，僅係警員為查緝詐欺集團成員，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應僅論以詐欺取財未遂罪。經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向告訴人施行詐術，主觀上顯已有詐欺故意，並已著手詐欺行為之實行，惟因告訴人僅係配合警方進行誘捕偵查，並無交付財物予被告之真意，故被告亦無法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僅止於未遂階段。又本案參與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而詐取款項之人，除被告以外，尚有Telegram暱稱「Guo-Hao Bai」、「葉一芳」、「陶陶」、「明杰」、「Yi Hao Lee 」、「Guo-Hao Bai」、「王敬嚴」、「星星」、「啊瀚」、「路飛」及LINE暱稱「小榛」、「周書玄」等人，顯見參與詐騙之人客觀上已達三人以上，且被告於案發時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復自陳學歷為大專畢業，之前有工作經驗等情(見本院卷第87頁)，可知其已有相當之社會歷練，並非懵懂無知或甫入社會之人，對於現今社會詐欺集團犯案猖獗，且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模式，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等情，主觀上當有認識，仍執意從事前述取款車手之行為，自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故意甚明。另被告使用本案詐欺集團所偽造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由形式上觀之，係用以證明其職位或專業之意，應屬刑法規定之特種文書，而被告向告訴人出示偽造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收據，則是冒用該公司之名義，虛偽表彰該公司有收到告訴人所交付款項之意，故被告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工作證、收據之行為，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無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又被告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且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另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上開所為，同時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加重要件。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行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9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830號判決意旨參照）。衡酌負責行騙之人可能使用之詐欺手段及方式多端，不一而足，且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有於事前參與詐騙手法之謀議，或為實際實施詐騙之行為人，自難認被告知悉或已預見本案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手法實行詐欺，則基於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自無從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就此部分之加重事由，應無庸負擔共同正犯之責，公訴意旨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云云，容有誤會。惟因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均屬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取財罪之加重條件，僅屬加重條件之增減，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併予敘明。

四、被告與Telegram暱稱「Guo-Hao Bai」、「葉一芳」、「陶陶」、「明杰」、「Yi Hao Lee 」、「Guo-Hao Bai」、「王敬嚴」、「星星」、「啊瀚」、「路飛」及LINE暱稱「小榛」、「周書玄」等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六、刑之加重、減輕部分

(一)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固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然而，被告並無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之情形，有如前述，自無上開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餘地，公訴意旨就此部分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二)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雖已著手施用詐術而為詐欺取財之犯行，然因告訴人僅是配合警方為誘捕偵查，假意與被告面交後，被告當場經以現行犯逮捕，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本案得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茲分述如下：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定有明文。又按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本案被告所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因刑法本身並無自白減輕其刑規定，是其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至於該條第1項前段「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範圍，因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立法說明一已明文該規定之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等語，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該法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該段「其犯罪所得」之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②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➂且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均有相類似立法體例，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參照），是實務上多數見解對於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解釋，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36、105年度台上字第25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86、2491、33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39、2440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736號判決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既係依相同立法模式而為規定，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旨。

2.經查，被告已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見偵卷第154頁、本院卷第73、87-88頁)，有如前述，且被告於本案中並未取得報酬(詳如後述)，故無繳交犯罪所得問題，依前開說明，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四)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參與犯罪組織、洗錢之犯行，業於偵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且並未取得報酬，而無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惟因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罪，僅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而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報酬，竟為上開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一般洗錢未遂之犯行，造成告訴人財產法益受到侵害，並有害於私文書及特種文書公共信用之社會法益，所為應予非難；又念及被告已坦承犯行之態度，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已賠償新臺幣2萬元予告訴人等情，此有本院調解結果報告書、調解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07、000-0000頁)；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程度，暨其自陳學歷為大專畢業，目前無業，之前在帝寶車燈股份有限公司任職，經濟狀況勉持，有2名未成年子需要扶養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87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一、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有明文。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此乃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特別規定，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但書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經查，①扣案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勝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識別證2張、勝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1張，乃係被告預備要用於詐騙其他被害人之物，且為其所有，業據其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84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②扣案如附表編號2、4至6所示之物，均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84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③扣案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張，雖有偽造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方章、收訖章各1枚，然上開收據本身已遭沒收，自不重複對其上偽造之印文宣告沒收。④上開偽造之收據上雖有「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然參諸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偽造上開印文之方式，未必須先偽造印章實體，始得製作印文，而本案未扣得任何「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印章實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係先偽造上開印章實體後蓋印在上開偽造之私文書上而偽造印文，實無法排除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僅係以電腦套印、繪圖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性，是不另對被告宣告沒收偽造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併此敘明。

二、又被告否認有因本案犯行實際獲取任何報酬，卷內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已實際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自無對其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餘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