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偵字第185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４於民國114年10月間某時起，加入鄭士豪、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所屬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由本院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擔任向車手取款之「收水」工作。Ａ０４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4年10月底某日，在社群軟體臉書上刊登零食團購廣告（無證據證明Ａ０４知悉詐欺集團成員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犯行，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吸引Ａ０３聯繫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Jason」、「沐晴副理」、「線上客服」，向Ａ０３佯稱：可透過批發商品賺取差價，惟需進行實名認證方能領出獲利等語，致Ａ０３陷於錯誤，而於114年11月10日前某日，將其所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XXXXX號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告知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無證據證明Ａ０４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Ａ０３施用詐術無正當理由取得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嗣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於114年11月7日9時53分許起，透過臉書暱稱「吃貨時光」、LINE暱稱「銅板零食-小編（運營）」、「萊拉LYRA」、「Savva Shop平台客服」，向Ａ０２佯稱：可教導成為批發商，惟需依指示轉帳等語，致Ａ０２陷於錯誤，於114年11月10日10時3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7,000元至本案帳戶內。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復向Ａ０３佯稱須將款項提領出來，交與廠商派來收錢之人，以支付批發貨款云云，Ａ０３因而陷於錯誤，依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於同日13時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號太平郵局臨櫃提領67,900元後，連同Ａ０３自身準備之50,100元，於同日15時57分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號對面民宅前，將上開共計118,000元款項，交予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前來取款之鄭士豪（所涉詐欺等罪嫌部分，業經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鄭士豪於取得上開款項後，再於同日16時9分許，在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之東信福德祠後方公園內，將上揭詐欺贓款交予Ａ０４，復由Ａ０４將款項放至指定之地點，以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前來收取，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之不法所得去向。嗣因Ａ０３、Ａ０２察覺有異，報警處理，經警循線追查，始知上情。

二、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及Ａ０３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之被告Ａ０４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及卷內其他書證（供述證據部分），查無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前4條之情形，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該等傳聞證據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4頁），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無不當取證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是上揭傳聞證據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本案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係依法定程序合法取得，並與本案均具有關聯性，且業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亦表示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該等證據亦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30至31、153至157頁、本院卷第3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３於警詢、偵訊、證人即被害人Ａ０２於警詢、證人即共犯鄭士豪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3至20頁、偵卷第41至53、55至59、159至167頁），復有如附件所載之證據可資佐證，被告之自白與相關證據均相符合，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比較新舊法之說明：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2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明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者，除易刑處分係刑罰執行問題，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不必為綜合比較外，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並予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47條規定，自同年1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就此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

⑵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⑶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⑷經查：

①經查，被告此部分行為係單純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詐欺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達100萬元，亦未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是無115年1月21日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115年1月21日修正前第44條第1項所定情形，被告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名論處。

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即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雖刪除「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條件，然增加「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之條件始得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2項規定亦增加「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條件，且為得減其刑，非必減其刑。經查：被告於偵審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獲取犯罪所得472元，且已自動繳回（詳後述），然未與被害人達成調（和）解，亦無「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或「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事，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應減輕其刑，依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不得減輕其刑，修正後之規定顯較為不利，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

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34年度上字第862號、73年度台上字第1886號、77年台上字第2135號、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以目前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自架設跨國遠端遙控電話語音託撥及網路約定轉帳之國際詐騙電話機房平台，至刊登廣告、撥打電話或以通訊軟體實施詐騙、詐取人頭帳戶、收取帳戶資料、車手取贓分贓等階段，乃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負責向「車手」收取款項，再將款項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但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等節，顯已有所預見，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本件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本件詐欺集團詐欺取財犯行所發生之結果，同負全責。又本案除被告、鄭士豪外，尚有實際對告訴人施用詐術及向被告收水之人，是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至少為3人以上無訛。

㈢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共2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之洗錢罪（共2罪）。

㈣被告就上開犯行與鄭士豪及其他不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對Ａ０２、Ａ０３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犯意各別，行為各自獨立，應分論併罰之。

㈦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並因本案犯行獲取472元報酬，且已自動繳回犯罪所得，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並有本院115年度贓款字第792號收據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4頁），被告未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和）解，爰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又本案並無因被告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事，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2項減刑寬典之適用。

⒉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一般洗錢罪之犯行，被告已繳回犯罪所得，故被告符合前開自白減刑要件，是就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依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本案所涉犯行係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取財罪，雖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仍會一併審酌上情。

㈧本院審酌被告正值青年，非無謀生能力，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滿足一己物慾，而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危害社會治安及人際信任，除使檢警追查困難外，亦使被害人無從追回被害款項，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害，所為實值非難；兼衡被告各詐得之款項，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472元報酬，並已繳回犯罪所得，業經被告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36頁），被告犯後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被告未與被害人等達成調（和）解，賠償被害人等之損失，暨被告之前科素行（見本院卷第13頁）、自陳之教育程度、從業及家庭經濟生活、身體狀況（見本院卷第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按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但書規定即為學理上所稱想像競合之「輕罪釐清作用」（或稱想像競合之「輕罪封鎖作用」）。係提供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外，亦可擴大將輕罪相對較重之「最輕本刑」作為形成宣告刑之依據。該條前段所規定之從一重處斷，係指行為人所侵害之數法益皆成立犯罪，然在處斷上，將重罪、輕罪之法定刑比較後，原則上從一較重罪之「法定刑」處斷，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比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該輕罪釐清作用即結合以「輕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具體科刑之依據（學理上稱為結合原則），提供法院於科刑時，可量處僅規定於輕罪「較重法定最輕本刑」（包括輕罪較重之併科罰金刑）之法律效果，不致於評價不足。故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係擔任收水之角色，並非直接參與對被害人施以詐術之行為，犯罪情節較為輕微，且本院科處被告如主文欄所示之有期徒刑，經整體評價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顯然已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故本院未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並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自無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附此敘明。

㈨按數罪併罰之案件，於審判中，現雖有科刑辯論之機制，惟尚未判決被告有罪，亦未宣告其刑度前，關於定應執行刑之事項，欲要求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為充分辯論，盡攻防之能事，事實上有其困難。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準此，被告另有涉犯詐欺、洗錢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認宜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為適當。從而，本案爰不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敘明。

㈩沒收部分：

⒈按刑法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新增第38條之1：「（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規定，考其立法理由略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蓋以犯罪所得本非屬犯罪行為人之正當財產權，法理上本不在其財產權保障範圍，自應予以剝奪，從而，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就犯罪所得之物設有沒收、追徵或發還被害人等規定，且無扣除成本之概念，此乃因犯罪行為人於犯罪過程中所使用之物力，或係供犯罪所用之物，或為完成犯罪之手段，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為刑罰之對象，所取得之財物亦係犯罪行為人之不法所得，致無所謂成本可言，亦即，在犯罪所得之計算上，係以該犯罪破壞法秩序之範圍論之，犯罪者所投入之成本、費用等，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自無合法化而予以扣除之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7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另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按從刑法第38條之2規定「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以觀，所稱「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第2項暨第3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書）暨第2項等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絕對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而非裁量適用，然其嚴格性已趨和緩；刑法沒收新制係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原則，而其目的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為獨立於刑罰之外之法律效果，僅須違法行為該當即可，並不以犯罪行為經定罪為必要，亦與犯罪情節重大與否無關。又倘沒收全部犯罪（物）所得，有過苛之特別情況，得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以為調劑。其適用對象包含犯罪物沒收及其追徵、利得沒收及其追徵，且無論義務沒收或裁量沒收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25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從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為義務沒收之規定，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至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472元報酬，應認被告因本案獲取472元之犯罪所得，且未合法發還告訴人、被害人，爰依法宣告沒收。

⒋被告本案犯行洗錢之財物並未扣案，然該等款項業經被告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依卷存相關事證，無從認定該等款項仍在被告掌控之中，如再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款項，顯有過苛之虞，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⒈公訴意旨另認被告Ａ０４就上開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⒉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經查：

⑴被告參與與本案相同之詐欺集團成員所組成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及另涉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等案件，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5年度偵字第8932、12160號提起公訴，並於115年4月20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由該院以115年度訴字第527號案件審理（下稱前案），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5年度偵字第8932、12160號起訴書附卷可考（見偵卷第169至173頁、本院卷第13頁）。被告本案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係於115年5月19日始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5年5月19日中檢原光115偵18594字第1159067151號函及其上之本院收文章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相較於前案繫屬日期，為繫屬在後。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北檢起訴114年1月去向洪章凱收水，該案詐欺集團與本案是同一個人帶我，這二件是同一個集團的人所為等語（見本院卷第36頁），可見本案乃被告繼續參與同一犯罪組織之犯行。依上開說明，有關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應與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即前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依想像競合犯論罪，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則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應已為前案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所包攝，而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自不得於本案重複評價。本案檢察官就此部分重行起訴，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被告前開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承諺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