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謝佩蓁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54818號），茲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另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自白認罪。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問題：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制定，除其中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自同年0月0日生效。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係指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嗣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至第11條、第13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6條、第47條及第50條又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茲就與本案有關部分比較新舊法如下：

⒈罪名部分之比較：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則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第43條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億元以下罰金」。可見修正後大幅降低適用門檻並提高刑度。

⑵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修正後之第44條第1項則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

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十八歲、滿八十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可見修正後新增第3款亦應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⑶本案：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想像競合之輕罪為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雖屬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之詐欺犯罪，然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百萬元，不符合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之要件，又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情形，亦不符合修正前、後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之加重情形，是被告既不構成修正前、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之罪，即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為新舊法比較之必要，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含前開想像競合之輕罪部分）。

⒉偵審自白減刑部分之比較：按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⑴115年1月21日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係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⑵本案：被告依上開行為時法，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即減輕其刑，且按最高法院見解，倘被告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而現行法則增列「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始得減輕其刑之規定，多了支付和解金之期限限制，另第2項亦增加「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條件，且係得減其刑，而非必減其刑，顯然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另偽造印文，乃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經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與LINE暱稱「Xun勳」、「蕭俊翔」、與告訴人聯繫並施詐者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各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一般洗錢犯行，其各行為間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同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而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有無偵審自白減刑問題：如前所述，新修正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較修正前嚴苛，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本案被告於偵查、本院就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均自白犯罪，且於本院供稱：我沒有獲得報酬，沒有犯罪所得可以繳回等語，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有實際之犯罪所得，故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仍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㈥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裁判意旨可參）。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皆自白一般洗錢犯行，原得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然此部分與加重詐欺取財罪想像競合後，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以致無從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惟其此部分自白之犯罪後態度，猶得作為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之參考。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依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述如下：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騙取財犯罪之決心，貪圖不法利益，擔任詐欺車手，持偽造之收據、工作證等物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再層轉贓款予該集團上手人員，製造金流斷點，使集團其他參與犯罪者之真實身分難以查緝，以致詐騙情事未能根絕，助長詐欺歪風，徒增告訴人求償及追索遭詐騙金額之困難度，其法治觀念顯有嚴重偏差，且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殊值非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內容、犯罪參與程度，並非前揭詐欺犯行之核心成員，亦非居於主導地位，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告訴人於本案遭詐騙之金額，被告已與之達成調解並分期賠償損害，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參，又被告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已如前述，得作為其量刑之有利因子，暨其於本院自稱之智識程度、工作、經濟、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被告所涉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本刑固應併科罰金刑，然因本院就被告所科處之刑度，已較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即有期徒刑6月及併科罰金1千元為重，再衡酌刑罰之儆戒作用等各情，基於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原則，認僅科處被告前揭自由刑即足，尚無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的必要，爰不諭知併科罰金。

㈧沒收、不沒收之說明：

⒈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被告所犯既為該條例規定之詐欺犯罪，則如附表所示之物，係作為詐欺犯罪使用，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又上開物品既經沒收，其上偽造之印文，即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諭知沒收。

⒉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有明文規定，則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應僅以行為人實際因犯罪所獲得之利益為限，倘行為人並未因此分得利益，或缺乏證據證明行為人確實因犯罪而有所得，自不應憑空推估犯罪所得數額並予以宣告沒收。查，被告於本院供述未取得報酬，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其有因本案而實際獲取不法所得，尚難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⒊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且所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已遭不詳詐欺成員取走而繳回所屬詐欺集團，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最終支配占有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物或具有管領處分權限，倘仍對被告宣告沒收本案洗錢之財物，實有過苛之虞，爰不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諭知沒收。

⒋被告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之工作證固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然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沒收該物顯然欠缺刑法重要性，為免日後執行困難，爰不予宣告沒收。

⒌另其餘扣案之理財存款憑證3張，乃係其他車手用以取信告訴人之文件，與被告無關，應待另案處理，爰不於本案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嘉生、蔡承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