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1年度再易字第2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再易字第20號

再審原告

吉野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吉野旅館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陳武嶽

再審原告

陳燕儀

再審原告

林艷佩

再審原告

陳金池

再審被告

馮劉蘭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本院民國101年3月30日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再審原告對於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1年度臺簡上字第26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而確定，該判決並於101年9月6日送達再審原告，有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前訴訟程序第三審卷第65頁），是再審原告於101年10月5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尚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於首揭規定，先予陳明。

二、再審原告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被告（即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中，依票據法律關係請求再審原告（即被告）給付如第一審判決書附表所示5紙支票（下稱系爭支票）之票款及其利息，經鈞院簡易庭以98年度中簡字第1525號判決再審原告應連帶給付再審被告新台幣（下同）175萬元，及自該判決書附表所示提示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經再審原告上訴後，由鈞院以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判決駁回上訴；經再審原告上訴最高法院，由該院以101年度臺簡上字第26號判決駁回上訴，再審原告並於民國101年9月6日收受該判決書而確定在案；惟鈞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36之7條所定「足以影響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等語。

（一）再審原告於第二審訴訟中已就背書不連續為防禦方法，稱：再審原告吉野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野公司）簽發含系爭支票在內面額各35萬元之支票60紙及面額150萬元之支票1紙，皆依訴外人馮淑華指示填寫受款人馮劉蘭香即再審被告，故系爭支票簽寫應記載事項時，即記載受款人為再審被告馮劉蘭香，再由再審原告陳武嶽、陳金池、林豔佩及陳燕儀等人蓋章，末由陳金池攜赴大陸北京交予再審被告馮劉蘭香。而系爭支票之原本經前訴訟程序第一審法院核閱後，確認與再審被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時所提出之支票影本相符，即發票人為再審原告吉野公司，票面皆指名受款人為再審被告馮劉蘭香，由再審原告陳武嶽、陳金池、林豔佩及陳燕儀等人蓋章；惟該「受款人」馮劉蘭香之字跡並非再審原告陳金池所為，此經再審原告陳金池多次到庭陳述詳實，是以，上開支票既為指名票據，其第一背書人自應為受款人，但系爭支票背書欄並無再審被告之背書，縱再審被告有於領款人欄內簽名，然既僅係提示領款所簽，非票據轉讓之背書，故為背書不連續。而再審被告僅以臆測主張，系爭支票受款人欄之記載，「應」係再審原告陳金池所為，無背書不連續問題，可見兩造主張既不同，則系爭支票是否於簽發之始已記名及受款人為何之事實，當由支票上所為記載受款人之筆跡即可查明，此「支票上之記載筆跡」乃證明是否有背書不連續之重要證物。是系爭支票於再審原告吉野公司簽發之同時即已記載受款人為再審被告，且該記載非再審原告陳金池所為，係再審原告吉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陳武嶽所簽發，此由支票上受款人「馮劉蘭香」字跡與附卷之陳金池所書承諾書（參第一審第104頁）筆跡完全不同得證。依票據法第3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從反面解釋，背書不連續之人，不得主張票據法上之權利，喪失付款請求權及追索權。亦即，系爭支票是否背書不連續，應依受款人之記載是否為發票人吉野公司所為斷之，基上，系爭支票受款人「馮劉蘭香」記載之字跡，乃為民事訴訟法第436之7條所定之「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物」，應屬無疑。換言之，系爭支票既指名受款人為再審被告，若有背書，再審被告應為第一背書人，但再審被告並無背書，即由再審原告陳金池、陳武嶽、林艷佩及陳燕儀等人於支票背面蓋章，而交予再審被告執有，自屬背書不連續，故再審被告已喪失票據上權利，不得對再審原告行使追索權。即便再審被告非自發票人吉野公司受讓系爭支票，系爭支票不論是馮淑華或再審被告要求記名，亦不能改系爭支票為再審原告吉野公司簽發並記名之事實，前開二審判決逕論斷「系爭支票指名受款人為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應認係背書人陳金池所為」，顯無依據，亦為對系爭支票上「馮劉蘭香」非陳金池筆跡及前揭陳金池所寫承諾書之字跡未予審酌所致。而綜觀前訴訟程序第一、二審全部卷證、歷次準備程序及辯論筆錄，法院亦未曾就系爭支票簽發時即記載再審被告為受款人及由誰記載等事實為調查，更遑論就「馮劉蘭香」之字跡曉諭兩造辯論而為判斷之依據，足認上開判決理由泛以「經查」一語代之，亦與卷內資料不符。

（二）就票據原因關係所為抗辯：再審被告與其女馮淑華係以詐欺惡意方式取得系爭支票等情，業經馮淑華承認曾在北京引介「張明」與再審原告陳金池認識，協談投資吉野公司，雙方並書立股權買賣意向書等語詳實。馮淑華並曾向再審原告陳金池稱「張明」為中國政府高官，但以「張浩洋」名義與再審原告陳金池簽署意向書者為「北京市懷柔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繼明，並非「張明」，即張繼明係以化名與再審原告陳金池簽約。而既無「張明」之人，則馮淑華所稱之學生「張浩洋」是否真有其人，更值懷疑。而再審被告與馮淑華應知張繼明以假名簽署意向書，惟介紹再審原告陳金池向張繼明募資，卻未告知真名，縱非涉及兩岸間人士詐騙行為，再審被告及馮淑華是否為預謀設陷阱行騙，以現今兩岸司法互助機制，若依據北京市懷柔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路網頁等相關證據，傳訊張繼明到庭釐清，應可查明，故上開資料應屬漏未斟酌之重要證物。何況，於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辯論終結後，再審被告及馮淑華之告訴代理人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續字第12號刑事案件偵查中，亦已坦承與再審原告陳金池簽立意向書者為張繼明，既無「張明」之人，更能確認再審原告所述上情，並非無理。

（三）再審原告陳金池並未積欠再審被告及其夫馮文祥借款，兩造間未有利息計算之合意：前開二審判決理由以再審原告陳金池於96年1月4日出具借據，承認自77年至81年間陸續向再審被告及其夫馮文祥無息借款6,000萬元，於96年3月6日簽立懺悔書，復於96年3月7日簽立面額6,000萬元之本票1紙等情，均有借據、本票及懺悔書在卷可稽，互核再審原告陳金池與再審被告、馮淑華於96年5月13日在南投中興新村共同用餐，席間雙方言及陳金池積欠再審被告債務問題如何清償及支票提示問題等情，有兩造不爭執為真正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在卷足憑，足見再審原告陳金池確有自再審被告取得借款迄未清償等語。惟此判決理由不但就再審被告提出證據是否不具形式上證據力，未加以審究，對再審原告所提多項證據，亦悉之不顧；細觀再審被告提出之借款證據即遭修改過之再審原告吉野公司對再審原告陳金池之2份授權書、無再審原告任何1人簽名之2份借據、馮淑華自書之2份懺悔書（其中有陳金池簽名及印文者無原本）、面額6千萬元本票、錄影光碟及2幀照片、錄音光碟及錄音譯文（指前開南投中興新村用餐時之譯文）、馮淑華之證詞等，均係經偽造而不具形式證據力，此經再審原告於前開第二審訴訟程序中已多所論述；反之，再審原告依法院調閱再審原告陳金池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紀錄表，提出再審原告陳金池搭機證明、金一廈船航時刻表、廈門國際航空集團廈門飛北京時刻表、檢察官偵訊筆錄、再審原告陳金池簽名蓋章之懺悔書影本及其透明投影膠片與無陳金池簽名蓋章之懺悔書影本、檢察官偵訊筆錄等證物，及在前第二審訴訟程序100年3月8日辯論意旨狀中，指出前開錄音光碟之電腦建檔時間與再審被告所稱錄音時間、錄音內容與譯文不符等，故另提出錄音譯文、譯文摘要對照表、檢察官不起訴書等，「反證」再審被告提出系爭支票為清償利息之證據悉為偽、變造，並嗣後於二審程序即101年2月20日具民事爭點整理狀，意旨在撤銷再審原告於二審訴訟程序中100年5月23日庭期對該錄音光碟、譯文原先之不爭執，並另行對上開錄音重譯，以證該錄音光碟不具有形式證據力；而其中再審被告指控再審原告陳金池誣告之不起訴處分書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續字第176號，更質疑馮淑華所書寫懺悔書之真實性，且認再審原告陳金池提出詐欺告訴有據；但上開同為相關刑事案件之2件文書，前二審民事判決僅引用對再審原告陳金池不利之處，對不利再審被告之不起訴處分書則未審酌。換言之，縱再審原告陳金池果對再審被告負有6,000萬元債務，再審被告既然係惡意取得支票，參酌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987號判例及票據法第14條第1項特別規定，再審被告當不得享有系爭支票上權利。從而，上開二審判決未予援用以為判決依據，當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

（四）並聲明：（1）鈞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確定判決廢棄。

（2）鈞院98年度中簡字第1525號判決再審原告應連帶給付再審被告175萬元，及自如該判決書附表所示提示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6計算之利息，及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連帶負擔部分廢棄，前開廢棄部分，駁回再審被告第一審之訴。（3）再審訴訟費用及前訴訟程序第一、

二、三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

三、再審被告方面：本件未行言詞辯論，無再審被告所為之聲明及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再審之不合法部分：

（1）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經以上訴或抗告無理由為駁回之裁判者，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6定有明文。

（2）經查，再審原告前就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民事第二審判決，欲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01年7月3日具許可提起第三審上訴意見書認：「再審原告上訴第三審之意旨為：（1）原第二審判決認執票人就系爭支票原因關係為借貸所生利息，不負舉證責任等情，核與票據法第13 條規定及最高法院73年度第1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不符，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2）原第二審判決認「系爭支票係上訴人吉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陳武嶽所簽發，並由上訴人陳燕儀、林艷佩、陳武嶽及陳金池等人背書完成後，由上訴人陳金池將系爭記載受款人完成之支票交付被上訴人，為兩造所不爭執；惟系爭支票受款人馮劉蘭香之姓名並非上訴人（指再審原告）陳金池所填載，自有違誤，系爭支票之受款人即被上訴人（指再審被告）並未在系爭支票背書，顯見系爭支票之背書不連續，被上訴人對於系爭支票之背書人即上訴人陳武嶽、陳燕儀、林艷佩及陳金池等人自無追索權，應無引用最高法院68年臺上字第1939號判例之餘地；原第二審判決引用上開最高法院判例，謂系爭支票無背書不連續之情形，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至明。而上訴人上訴主張原二審判決適用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及最高法院68年臺上字第1939號判例顯有錯誤，影響兩造勝負關係至鉅，所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故為許可上訴。而後，經最高法院於101年8月22日以10 1年度臺簡上字第26號判決，認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人（即再審原告）所為上訴無理由，故判決駁回上訴人（即再審原告）之上訴確定在案。

（3）而查，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民事判決理由針對再審原告陳金池有無被授權等情，業已認定：「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所持95年12月30日授權書之立授權人為吉野公司，受授權人為陳金池，該授權書內容記載：『因受授權人陳金池於西元1983年至1992年間，陸續向馮劉蘭香、馮文祥無息借款陸仟萬元新臺幣，借款金額經雙方核對確實無訛，立授權人吉野公司全權授權陳金池先生，代表本公司出讓位於臺灣省臺中松竹路1段883號吉野旅館有限公司股權，出讓股權百分之百，以抵償欠馮劉蘭香之借款，法定代理人和受授權人共同向馮劉蘭香借款陸仟萬元新臺幣，為保障借款之權益，恐口說無憑特立書為證』等語，另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所持96年3月7日授權書之立授權人為吉野公司，受授權人為陳金池，並經董事陳武嶽、股東陳燕儀、林艷佩（即其他再審原告）用印，該授權書內容記載：『茲因立授權書人吉野公司法定代理人陳武嶽全權授權陳金池先生代表本公司出讓位於臺中松竹路1段883號吉野旅館有限公司股權，出讓股權百分之百給予馮劉蘭香女士之事宜，為保障承受股權人馮劉蘭香之權益。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等語，可知，上開2份授權書內容係吉野公司與其他股東授權陳金池代表公司出讓股權予被上訴人，惟未限制或禁止陳金池交付上訴人吉野公司簽發，由上訴人陳燕儀、林艷佩、陳武嶽背書之支票予被上訴人以清償個人債務，自不得認為該2份授權書授權範圍有陳金池不得交付系爭支票以清償個人債務之限制。」等情詳實（見該判決第17頁至第18頁），是以，由上開本院第二審判決理由，可見業已肯認再審原告陳金池並無遭受限交付系爭支票以作其他個人用途之意旨甚明。

（4）次查，再審原告向最高法院所為上開上訴理由，與本件再審理由，兩者就系爭支票原因關係舉證責任分配及背書不連續，為上開雷同之爭執，自已非可取。而按支票之發票人應於支票上記載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未載受款人者以執票人為受款人；至於無記名支票則得依交付轉讓之；又執票人得於無記名支票之空白內，記載自己或他人為受款人，將其變更為記名支票，票據法第125條第1項第4款、第2項、第144條準用同法第30條第1項後段及第25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如由發票人將受款人記載於支票時，須由受款人先為背書轉讓，始能認為背書之連續，倘由執票人於無記名支票之空白內記載受款人，並將支票背書轉讓予受款人時，則因受款人並非自發票人受讓支票之人，即不能因該受款人未在支票背書，遽指為背書不連續，遂謂其不得向背書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1939號著有判例可參）。經查，再審原告前曾陳稱：馮淑華要求系爭支票每張須記明受款人為再審被告，且由再審原告陳金池及吉野公司股東即再審原告陳武嶽、陳燕儀、林艷佩在票背背書，系爭支票由再審原告陳金池攜赴北京，於96年3月7日或8日交予馮淑華等語。而參以馮淑華要求再審原告陳金池就含系爭支票在內面額各35萬元之支票60 紙及面額150萬元之支票1紙，均需填寫受款人為再審被告，再由再審原告陳武嶽、陳燕儀、林艷佩等人在票背背書，其中背書部分，自意在擔保支票之兌現。是以，核諸再審被告並未與吉野公司接觸、授受系爭支票等無訛，衡情當不可能於收受系爭支票後，交予上開背書人背書後，再由背書人轉讓予再審被告之餘地。準此，系爭支票應係由吉野公司簽發，由上開背書人背書後，再由陳金池於系爭支票上記載受款人，始能達到以系爭支票清償債務之目的，堪認無疑；又再審被告要求再審原告陳金池須交付指名受款人為再審被告之系爭支票等情，已如前述，則再審被告既自背書人陳金池受讓系爭指名受款人之支票，依前揭說明，即不能因再審被告未在支票背書，而認系爭支票背書不連續。換言之，除前述再審原告陳金池未受限不得交付系爭支票外，前開本院第二審確定判決亦業已審認再審被告係自背書人陳金池受讓系爭指明記載受款人之支票，而非自發票人吉野公司受讓系爭支票，為已足矣，不因受款人即再審被告未在支票背書，即認為背書不連續，而謂再審被告不得向背書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此有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民事歷審卷宗及最高法院101年度臺簡上字第26號判決理由敘明可考，基上，足認前開二審判決之用理論事，洵屬合法有據。

（5）至再審原告固另以系爭支票背書不連續，主張原審就此有消極不適用法規之違誤云云。然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確定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錯誤、漏未斟酌證據、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71年台再字第210號判例、90年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解釋意思表示原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不過就事實審法院所確定之事實為法律上之判斷，事實審法院解釋意思表示，縱有不當，亦不生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問題。又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77號解釋，以顯然影響裁判者，始得據為再審理由，有最高法院60年台再字170號、57年台上字第1091號、80年台上字第1326號、63年台上字第880號、64年台再字第140號判例及77年度台再字第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查系爭支票並無背書不連續之問題，業經最高法院為上訴駁回之判決認定在案，已如前述，則原二審確定判決就此部分亦無消極不適用法規，而顯然影響裁判之情甚明。揆諸前揭規定，再審原告以前述同一理由復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於法即有不合。

（二）本件再審之無理由部分：

（1）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所謂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物，雖在前訴訟程序業已提出，然未經確定判決加以斟酌，或忽視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不予調查，或就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之證據未為判斷而言。若原確定判決對於該項證物，認係不必要或有不足採信之情形，或該證物無關重要，縱經斟酌亦與確定判決無影響者，或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無調查之必要，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本條所定之再審理由。

（2）經查，再審原告陳金池雖主張再審被告與其女兒馮淑華以大陸人士「張明」之名義詐欺取得系爭支票，另系爭支票之票據原因非基於伊與再審被告間之借款關係，而係再審原告交付之投資紅利，且由系爭支票原本足以確認背書不連續云云，並於前開第二審訴訟程序中提出北京市懷柔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名單、陳金池搭機證明、航班時刻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10586號刑事案件偵訊筆錄、陳金池具名之懺悔書、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續字第474號刑事案件偵訊筆錄等為證，且另行針對再審被告提出之南投中興新村聚餐時錄音譯文進行重譯，欲「反證」再審被告就系爭支票為清償利息之證據悉為偽、變造等情為真，並主張再審被告指控再審原告陳金池誣告已獲不起訴處分在案（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續字第176號），並質疑馮淑華書寫之懺悔書真實性，且認上開二審判決僅引用對再審原告陳金池不利之處，對不利再審被告之部分並未審酌，足認前二審判決顯有未參酌前開足以影響於判決結果之重要證物等情云云；然而，細繹再審原告所主張之上開內容，無非依據再審原告前於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之卷證，自行認定原判決法院調查證據及認定事實錯誤，主觀泛言上開第二審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等，主張有應調查證據未調查等情。且查，再審原告固亦以系爭支票背書不連續，主張原審就此除有消極不適用法規之違誤外，另主張亦屬就足以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審酌云云；然而，系爭支票並無再審原告所陳背書不連續等問題，既已於原二審判決及最高法院上開判決中詳加敘明，如前所述，則再審原告復據此指摘原確定判決就此部分亦屬就足以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審酌云云，當屬無憑。再查，再審原告前開主張，業經上開第二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敘明：「上訴人（即再審原告）陳金池委請被上訴人（即再審被告）之女馮淑華代為尋找有意入股吉野公司之投資人挹注資金，馮淑華因而於96年1月5日，介紹大陸人士張明與陳金池在北京市見面，張明以張浩洋名義，與陳金池訂定股權買賣意向書，雙方約定由張浩洋購買吉野公司經營股權百分之40，購股權金額為人民幣660萬元，張浩洋應於簽訂本約時支付人民幣224萬元，並於股權登記完畢時付清尾款，張浩洋有權利指定股權之登記名義，上訴人陳金池則應於簽訂本約7天內提供登記證件，惟張明並未依約在簽約時交付人民幣224萬元，嗣後亦未交付股款，上訴人陳金池與張明亦未再簽訂系爭股權買賣本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股權買賣意向書附卷可稽，自堪採信。上訴人陳金池與張明所簽訂之股權買賣意向書，該文件原名稱為『協議書』，經手寫改為『意向書』，且於付款方法中提及『本約簽訂』時支付部分款項之事，此約僅屬預約，尚非股權股權買賣之本約，嗣後上訴人陳金池未再與張明簽訂系爭股權買賣本約，上訴人陳金池既未取得張明正式買受股權之承諾，亦未取得張明交付之任何股款或保障，遑論商業經營能否獲利尚屬未定，況上訴人陳金池經營商業數10年，對相關商業運作已甚熟稔，應無可能因簽訂該意向書，率爾簽發系爭支票給付張明紅利，無端自陷遭票據追索之風險，上訴人辯稱上訴人陳金池預先交付包括系爭支票在內之60紙支票予被上訴人，充為張明之投資紅利云云，顯屬無稽。再者，上訴人陳金池以上揭主張認被上訴人及馮淑華涉犯詐欺罪嫌，提出刑事告訴，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駁回上訴人陳金池之再議確定，上訴人陳金池復聲請交付本院審判，經本院刑事庭駁回確定，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8年度偵字第10586號、98年度偵續字第74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100年度上聲議字第937號及本院100度聲判字第55號刑事裁定影本附卷可稽。故上訴人主張其因受被上訴人詐騙而交付系爭支票，用以支付訴外人張明投資紅利云云，自無足採。」、「上訴人陳金池於96年1月4日出具借據，承認於77年至81年間陸續向被上訴人及其夫馮文祥無息借款6,000萬元，於同年3月6日簽立懺悔書，復於同年3月7日簽立面額6,000萬元之本票乙紙等情，均有借據、本票及懺悔書在卷可稽，互核上訴人陳金池與被上訴人、馮淑華於96年5月13日在南投中興新村共同用餐，席間雙方言及陳金池積欠被上訴人債務問題如何清償及支票提示問題等情，有兩造不爭執為真正之錄音光碟及譯文在卷足憑，足見上訴人陳金池確有自被上訴人取得借款迄未清償。」等語詳實（見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判決書第14-15頁）。是以，再審被告所提出96年1月4日借據、96年3月6日懺悔書、96年3月7日面額6,000萬元之本票等，對照前述之95年12月30日授權書，該等證據所證內容，既有其一貫性及延續性，且參酌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就南投中興新村用餐時之錄音各自提出之譯文，兩份譯文對話前後情節，亦足與上開書證等相互銜接可認為真，不致使人難以辨認其所指為何，況該等證據亦迭經本院原一審及二審於言詞辯論期日中提示兩造詳為攻擊及防禦（詳見98 年度中簡字第1525號案卷第96頁、第140頁、第160頁等及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案卷一第289頁及卷二第121頁），並於上開第二審原確定判決中對兩造所爭執之上開證據，論述其採用理由與所憑依據，復於理由中敘明再審原告所指上開借據、懺悔書及系爭本票上再審原告之印章均係遭再審被告或馮淑華所偽造云云，僅屬再審原告片面指述，認其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殊無可取等語（詳見上開二審判決第15及16頁），是堪認再審原告事後猶指摘上開懺悔書等有何遭偽造或未經授權所為，上開確定判決顯有就該等重要證物漏未審酌之情云云，不僅洵非有據，且尚與前開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甚明。

（3）再審原告雖主張若依據北京市懷柔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路網頁等相關證據，傳訊張繼明到庭釐清，應可查明再審被告與馮淑華應知張繼明以假名簽署意向書，惟介紹再審原告陳金池向張繼明募資，卻未告知真名，縱非涉及兩岸間人士詐騙行為，再審被告及馮淑華是否為預謀設陷阱行騙，故上開資料應屬漏未斟酌之重要證物等語。然查，再審原告於原審中既僅提出上開網路網頁資料，而未曾請求傳喚證人張繼明之人予以調查，業經本院調取上開案卷查核屬實，則原審未予傳訊調查，自無忽視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而不予調查，而有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情至明。況且，縱再審原告所陳張繼明係以假名張明簽署意向書，實無張明之人等語可證為真；然而，依再審原告所證據資料，既尚無從認定再審被告及馮淑華有何施以詐術，方致再審原告陷於錯誤而交付票據投資之情，已如前述，則再審原告所據上開事由，自亦與上開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4）基上，足見本院99年度簡上字第139號判決既就事實之認定、爭點之整理及證據方法之取捨，已有上開明確之評斷，如前所述，則縱使再審原告舉出前開相關物證或重譯錄音譯文為證；惟查，上開第二審確定判決就前開證據既非漏未審酌，且縱經斟酌該等證據亦不足影響原確定判決之內容及意旨，而尚屬無足以影響於前確定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理由，亦即再審原告之主張當屬原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之當否問題，實與是否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無涉。蓋以證據之取捨，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捨並不違背法令，不容當事人以採證不當為指摘。況且，上開第二審判決業已於判決理由末尾，就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並載明與本件判決結果前揭判斷不生影響，毋庸再予審酌（同上判決書第19頁），基上，再審原告所述之情詞，既經原上開第二審判決就再審原告之主張、陳述、所提出之證據方法、證據資料及證人之證述等詳為審酌判斷，而認定系爭支票並非如再審原告所述，係再審被告惡意取得者，是再審原告仍應依票面文義，負發票人及背書人之責任，並於判決中載明已認定事實、證據取捨之理由及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適用等，更無在上開前審程序已經存在並已為證據聲明之證據，因認為不重要而忽略證據聲明而未為調查，或已為調查而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且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情事。綜上，本院系爭第二審確定判決，就事實之認定、爭點之整理及證據方法之取捨，已有明確之判斷，且前開再審原告所提證據並非漏未審酌，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系爭確定判決之內容，自足認系爭確定判決並無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理由，亦即再審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原屬系爭確定判決證據取捨之當否問題，實與是否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無涉，已如前述，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7條所規定之再審理由不符，尚不能僅以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調查上開各項證據資料後，所為之事實判斷不利於再審原告，即遽認原確定判決具有「就足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之再審事由，而再審被告既然非惡意取得系爭支票，已由上開第二審確定判決認定在案，則再審原告提起再審時仍一再指摘原上開二審判決未參酌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987號判例及票據法第14條第1項關於惡意取得票據之效果云云，洵屬無憑。

（5）至於，再審原告固另陳稱在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辯論終結後，再審被告及馮淑華之告訴代理人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續字第12號刑事案件偵查中（詳細案號不明），已坦承與再審原告陳金池簽立意向書者為張繼明，無「張明」之人等情云云；然而，再審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其說，且縱檢察官嗣後另於刑事案件偵查中就與本案相關事證為不同事實認定，然法院本其獨立審判之職權行使，依法本不受拘束，則即使再審原告所述上情為真，亦非屬合法之再審事由，併予敘明。

五、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針對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查再審原告就原確定判決對於系爭支票原因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及背書不連續等部分，不得更以同一理由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又本件復無「就足以影響於裁判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或「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再審事由，均詳如前述，從而，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本件因同時存有依民事訴訟法502條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駁回及同條第2項規定應以判決駁回之事由，爰合併以判決駁回之，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條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