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原告

黃瀞瑩

被告

雅園新潮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嘉蓉

訴訟代理人

邱毓嫺律師（嗣於民國109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09 年4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8 年7 月17日與被告簽立「至軒食品/ 雅園新潮/ 長風萬里宴會合約」（下稱系爭宴會契約），預定於109 年2 月9 日舉行婚宴（下稱本件婚宴），並於簽約當日給付定金新臺幣（下同）30,000元予被告；原告嗣於109 年1 月29日因新冠狀病毒疫情因素，向被告表示取消本件婚宴，被告應有義務返還定金30,000元，理由如下：首先，依「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因天災、戰亂、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不能履行本契約或履行顯有困難者，甲、乙雙方均得解除本契約，乙方應無息返還甲方已繳之定金」，所謂不可抗力係一種不能預見、不可避免、不能克服之自然或社會現象，茲本件婚宴舉行當時，新冠狀病毒疫情已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署）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且臺灣境內已有確診案例出現，另臺灣與武漢往來相當密切，均足證明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疫情將來如何變化，無法預料或控制，且又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是原告得依上揭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解除系爭宴會契約，並請求被告無息返還定金30,000元；其次，兩造所簽之系爭宴會契約屬定型化契約，其注意事項第9 點約定「下訂後，因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辦理延期，日後需配合本餐廳訂席狀況而定（黃道吉日不在此限）」，造成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極不對等，依民法第247 條之1 第3 款，該定型化條款應屬無效，自無拘束力；最後，就民法第249 條第4 款規定而言，原告主張之重點不在於雙方當事人能不能履行契約，而在於新冠狀病毒疫情乃屬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履行可能造成未知風險，致必須解除契約，爰依系爭宴會契約之約定、「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民法第249 條第4 款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元。

二、被告則以：首先，「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未經兩造簽署，且亦非主管機關公布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拘束力；其次，兩造於108 年7 月17日簽立系爭宴會契約後，原告遲至本件婚宴舉行前11日始向被告表示取消本件婚宴，足認本件情形並不符合系爭宴會契約注意事項第6 、8 、9 點所列之返還定金要件，故依注意事項第10點，定金毋庸返還；最後，觀諸109 年2 月9 日當日被告之宴會廳內共有5 對新人舉行婚宴，被告並均完成服務且收取尾款，再參以當日臺灣境內新冠狀病毒確診人數僅8 例，均可證明系爭宴會契約於109 年2 月9 日並無不能履行之情，故原告無從依民法第249 條第4 款規定請求返還定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 、原告之訴駁回。2 、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原告主張其於108 年7 月17日與被告簽立系爭宴會契約，預定於109 年2 月9 日舉行本件婚宴，並於簽約當日給付定金30,000元予被告；原告嗣於109 年1 月29日因新冠狀病毒疫情因素，向被告表示取消本件婚宴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4─75頁答辯狀內容），堪信為真。原告另主張其取消本件婚宴後，被告應返還定金30,000元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院所應審酌者厥為：（一）原告依「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二）原告依系爭宴會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三）原告依民法第249 條第4 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茲分別論斷如下：

（一）原告依「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條第1 項，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

1、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 、4 項分別定有明文。由此觀之，該條規定僅於主管機關公布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始有適用，至於主管機關公布之「定型化契約範本」，則不在該條規定之適用範圍，兩者不容混為一談。

2、經查，原告所舉之「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核屬「定型化契約範本」而非「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上揭說明，該定型化契約範本自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所示之拘束力。再者，觀諸兩造未在該「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上簽章確認（見本院卷第19─21頁），可見該定型化契約範本對於本件之兩造不生效力，甚為明確。準此，原告援用該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即屬無據。

（二）原告依系爭宴會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民法第247 條之1 第3 款定有明文。而契約一般條款之約定，與法律基本原則或法律任意規定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過於偏離，而將其風險分配儘移歸相對人負擔，使預定人享有不合理之待遇，致得以免除或減輕責任，再與契約中其他一般條款綜合觀察，其雙方之權利義務有嚴重失衡之情形者，自可依民法第247 條之1 之規定，認為該部分之約定係顯失公平而屬無效（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472 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宴會契約乃屬定型化契約，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系爭宴會契約第6 點約定「宴席前4 個月取消訂席，其廳房可轉為寄賣，寄賣成功則退現金，未成功者訂金金額不退費」；第8 點約定「下訂金日起7 日內取消訂席可全額退費」；第9 點約定「下訂後，因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辦理延期，日後需配合本餐廳訂席狀況而定（黃道吉日不在此限）」；第10點約定「非上述6 、8 、9 項者，凡取消訂席訂金全額不退費」（見本院卷第81頁）。參諸系爭宴會契約關於定金之上揭約定，可知並非消費者交付定金後概不退還，被告已設有數種定金可得退還之情形，因此足見系爭宴會契約就雙方當事人間之風險分配，並無嚴重偏袒一方而顯失均衡之情，是系爭宴會契約自與民法第247條之1第3款之規定有間，當非無效。

3、再者，原告於起訴狀中及本院言詞辯論時自承其於109 年1 月29日始向被告表示「取消」本件婚宴（見本院卷第17、148 頁），故本件情形自不符合系爭宴會契約注意事項第6 、8 、9 點所列之返還定金要件，依第10點之約定，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

（三）原告依民法第249 條第4 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有無理由？

1、按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民法第249 條第4 款定有明文。由此觀之，該條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包含「不可歸責於雙當當事人之事由」及「致不能履行」，兩者缺一不可。本件涉訟事實中，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發生，顯屬不可歸責於本件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要無疑義。惟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發生，是否會導致系爭宴會契約於本件婚宴舉行日即109 年2 月9 日「不能履行」，仍應為進一步之審酌。經查：

（1）原告所舉之網路資料及新聞報導，固可顯示新冠狀病毒於109 年1 月15日業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且有民眾於109 年1 月間自武漢返臺後四處走動等情（見本院卷第119 、125 ─130 頁），惟交互參照被告及原告各自提出之網路資料可知，臺灣境內之新冠狀病毒確診人數於109 年1 月28日僅為8 例、於109 年1 月30日僅為9 例（見本院卷第99、121 頁），可知原告於109 年1 月29日決定取消本件婚宴時，國內新冠狀病毒之確診人數僅為個位數（占國內整體人口之比例極低），疫情尚未提升至全面爆發之地步，是本件婚宴是否已達「不能履行」之程度，恐有疑慮。

（2）再者，原告固另提出諸多中國、美國、韓國等國家於109年1 月至2 月間之新冠狀病毒疫情統計數據（見本院卷第121 ─124 、131 頁），並據此主張由相關國外之疫情可知，新冠狀病毒之疫情於109 年1 月至2 月間，在臺灣乃是處於一種不可預料、無法控制之狀態，可能一夕之間大爆發，故履行系爭宴會契約可能造成未知之風險。惟查，世界各國對於新冠狀病毒之防疫政策、防疫措施，及人民認知之防疫觀念均屬有別，因此原告所舉之外國疫情統計數據，僅能證明外國疫情之嚴重性，無法證明新冠狀病毒疫情於109 年2 月9 日，在臺灣存有全面爆發之高度蓋然性。準此，於109 年1 月29日原告決定取消本件婚宴當時，既然日後疫情之發展方向無法透過主觀臆測之方式推斷，則本件婚宴是否有「不能履行」之情事，實有疑問。

（3）此外，原告雖再提出新聞報導，證明高雄富邦馬拉松於109 年1 月29日因新冠狀病毒疫情而宣布停辦（見本院卷第137 頁），然依被告所舉之洽談紀錄表及餐單可知，被告之宴會廳內於109 年2 月9 日共有5 對新人如期舉辦婚宴（見本院卷第83─97頁），足徵於109 年2 月9 日當日，婚宴活動並無不能履行之情。末查，本院依職權調取之指揮中心快訊截圖顯示，疾管署遲至109 年3 月25日始發布新聞稿，表示室內100 人以上集會活動建議停辦（見本院卷第143 頁），可見就政府防疫政策而言，本件婚宴於109 年2 月9 日並非不能舉辦。

2、據上，新冠狀病毒疫情之發生固屬不可歸責於兩造當事人之事由，惟於109 年2 月9 日本件婚宴舉行當日，系爭宴會契約尚未達至「不能履行」之程度，故與民法第249 條第4 款之要件有間。是以，原告依民法第249 條第4 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尚屬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宴會契約之約定、「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8 條第1 項、民法第249 條第4 款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定金30,000元，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件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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