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1230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易字第1230號

上訴人

即被告

施登元

上列上訴人因贓物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 年度易字第196 號中華民國101 年8 月7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100年度偵字第52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350 條、第361 條、第362 條、第367 條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其所提出之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或僅曾以言詞陳述上訴理由者，均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第一審法院經形式審查，認逾期未補提上訴理由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裁定駁回。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而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892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理由是否具體，則屬第二審法院審查之範圍，不在命補正之列，亦即上訴書狀已記載理由，並有具體之敘述時，其上訴既屬合法，第二審法院固應就其理由之是否可取，為實體之審理及判斷；如認其上訴書狀雖記載理由，但並未具體敘述時，則無須再命補正，可逕認其上訴不合法，以判決駁回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75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施登元（下稱被告）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係以：原審依證人黃柏豪、楊思亮之證述，認定被告有故買贓車之事實，被告黃柏豪、楊思亮之證述，尚有瑕疵，未予究明以前，尚不足採為認定上訴人有罪之根據，理由如下：

㈠被告僅於民國100 年1 、2 月間，曾以新臺幣（下同）9 萬元之價格，向證人黃柏豪購買1 部凌志廠牌型號IS250 之自小客車，當時證人黃柏豪稱該車為當鋪流當之權利車，被告購入後發現疑為贓車，乃要求證人黃柏豪以12萬元買回等情，業據被告於100 年11月24日警詢時供承在卷。且證人黃柏豪於另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 年度訴字第709 號偽造文書案，於100 年12月28日接受警方詢問時，亦坦承：「（問：據犯嫌指證他於100 年1 、2 月間，曾以新台幣9 萬元向你購買1 部凌志IS250 贓車，而你後來又以12萬元向他買回該車輛，該車目前藏放於何處？）該車警方已尋獲，已通知車主領回。」等語，故被告向證人黃柏豪購買之贓車僅有凌志廠牌型號IS250 自小客車1 部。

㈡原審判決理由第4 頁二之㈡認：證人黃柏豪於100 年5 月10日偵訊時證稱：「（問：楊思亮有交3 、4 部贓車給你去賣？）我有幫他賣掉兩部，福斯跟豐田的車，各賣10萬元及5萬元。」、「（問：你贓車都全部賣給裕豐車行？）是」明確，認定證人黃柏豪有幫證人楊思亮出售2 輛贓車予上訴人之事實，然查，另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 年訴字第709 號偽造文書案中，證人黃柏豪就同一事實於100 年12月28日偵訊時卻稱：「（問：楊思亮將贓車交給你賣給施登元，而你從中獲取多少利益報酬？你與楊思亮共交易幾次？）我幫楊思亮將贓車賣給施登元總共4 次，大約在今100 年3 至4 月間，正確時間已忘。每次獲利新台幣5000元至10000 元不等」，綜合證人黃柏豪之證述，證人黃柏豪幫證人楊思亮賣給上訴人贓車之數量，於本案稱楊思亮共交付白色福斯GOLF車、銀色福斯GOLF車、白色本田休旅車，豐田ATIS車各1 部，委託其銷贓，但僅將白色本田休旅車及白色福斯GOLF車賣給上訴人，其他車輛沒有賣出，但另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709 號偽造文書案，同一事實證人黃柏豪卻稱共幫楊思亮賣4 部贓車予上訴人，其中包含1 輛賓士銀色C240車及1 輛凌志IS250 車，顯見證人黃柏豪對於販賣贓車予上訴人之證述，本案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 年訴字第709 號偽造文書案之證述不一，其證言是否真實可信，應再詳查。

㈢又公然以中古車行收購販賣贓車，必定易遭查緝，故一般收購贓車者，均會隱匿身分，焉有公然以自己經營之中古車行收購贓物者，故證人黃柏豪、楊思亮證稱竊得之贓車全部賣給上訴人，是否為保護渠等真正之銷贓對象，以便未來繼續行竊時銷贓，而故意誣陷上訴人，尚非無疑。本案證人黃柏豪稱證人楊思亮共計交付4 輛贓車販賣，僅其中2 部賣給上訴人，然於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1 年訴字第709 號偽造文書案中，卻稱幫證人楊思亮賣給上訴人之贓車共計4 輛，其中尚包含上訴人自己自首之凌志IS250 車，如認證人黃柏豪證述偵實可信，則本案除原審認定上訴人購買之白色本田休旅車及白色福斯GOLF車外，其他2 輛銀色福斯GOLF車及豐田ATIS車，證人黃柏豪究竟有無替證人楊思亮銷贓？若色福斯GOLF車及豐田ATIS車2 輛贓車，苟證人黃柏豪或證人楊思亮已賣給上訴人以外之人，則可證黃柏豪及楊思亮另有銷贓管道而未坦承。果爾，則證人黃柏豪、楊思亮稱竊得之贓車全部賣給上訴人之證述，即有疑義等語。

三、經查：

㈠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之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難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第二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且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又證人之陳述，雖前後稍有差異或彼此矛盾，事實審法院並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原判決採納黃柏豪、楊思亮於偵、審中之證述，及證人許志偉於警詢、偵查中所證牙保仲介被告購買贓車之證詞，，並綜合證人即被害人陳碧雲、林伯亨於警詢時所證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之車輛，確分別於如附表示時間、地點失竊之證言，及卷內所附之車輛之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刑案查緝提報單份、失車－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彰化縣警察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等證據資料，詳加研判，認定證人楊思亮於竊得如原判決附表所示贓車後，交由黃柏豪、許志偉牙保銷贓予被告等情；復說明被告所辯，如何係卸責之詞，不可採信；證人黃柏豪於偵、審中關於販賣贓車台數前後不一，何者可採之理由；證人黃柏豪、楊思亮、許志偉證述關於各自分得金額雖有不一致，仍予採信等旨（見原判決第3至13頁），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並不相違背，且非僅憑證人黃柏豪、楊思亮、許志偉之指證，即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亦難認有何採證及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情事。

㈡又被告有無於100 年1 、2 月間，以9 萬元之價格，向證人黃柏豪購買1 部凌志廠牌型號IS250 之贓車，此部分事實，未經檢察官起訴，原審法院自無庸調查認定。證人黃柏豪此部分之證述亦與本案無關，故被告以證人黃柏豪此部分之證述，認其向證人黃柏豪購買之贓車僅有凌志廠牌型號IS250自小客車1部，尚屬無據。

㈢綜上，被告之上訴書狀雖敘述上訴理由，但其所陳之事由，與訴訟資料所載不相適合，所指摘原判決之「不當」或「違法」根本不存在，應認其實質上並未符合具體之要件，庶符節制濫行上訴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427號判決參照）。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形式上觀察認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理由並未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非屬得上訴第二審之具體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判決意旨，以及「程序優先於實體」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本件被告提起之第二審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駁回上訴。

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 條前段、第372 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