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819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上訴字第819號

上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何瑞祥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金簡上字第10號中華民國109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5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為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何瑞祥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本院卷第60頁）」外，餘皆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05年12月28日修正時，其第1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除了原有之「防制洗錢」外，尚增列了「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這幾項目的，由是可知，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已不再僅限於傳統之「保護司法秩序」（打擊犯罪），而擴張及於「透明金流軌跡、金融秩序維持」，因此，於解釋適用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時，自不能再囿於舊法之思維，而應將此等立法目的和保護法益之擴大納入考量。由於過往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在於「保護司法秩序」，並將所稱洗錢定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此洗錢行為的認定被認為必須要連結前置犯罪的存在，之所以處罰洗錢行為，乃是因為行為人對於特殊重大犯罪的犯罪證據予以消滅，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不法前行為之犯罪行為人，如果沒有前置犯罪的存在，則無所謂消滅證據之問題，故過往基於此等立法目的，因而要求須要先有前置犯罪行為之實行，才有後續洗錢罪之成立。然於新法修正後，保護司法秩序已經不再是洗錢防制法所欲保護之唯一價值，尚擴及金融秩序之維護，侵害金融秩序將與侵害司法秩序一樣被認為具有刑法之應罰性，而將所稱洗錢增定為「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修正前後所稱洗錢已有不同，故過往基於傳統思維所作成之解釋是否仍得於新法下繼續援用，恐非無疑。

㈡本案被告應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供作詐欺取財犯罪用途，並可能藉由其帳戶來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或所有權，致使被害人及警方追查無門，仍容任他人使用其金融帳戶資料實施詐欺取財之特定犯罪，由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被告提供之帳戶，而成功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致使被害人求償無著，並阻撓偵查。此等情形符合洗錢防制法修法時的修正理由，被告之行為自應為洗錢罪之構成要件所涵攝。原審判決認為：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應僅限縮於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犯罪所得即洗錢標的已產生時，而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方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洗錢類型，亦即必須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事後再加以掩飾或隱匿，始該當於本法所稱洗錢行為等語，核與洗錢防制法修正之立法目的及保護法益不符。另原審判決認為：被告提供帳戶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情形，贓款就在帳戶內，並未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等語，忽略詐欺集團成員之所以要使用被告所提供之帳戶供作被害人匯款之用，即意在製造斷點，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詐欺集團成員。被告提供帳戶之行為，自係供收受「他人」即詐欺集團成員之詐欺犯罪所得，且其提供帳戶而使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已足以妨礙偵查機關追查詐欺集團成員。被告於提供帳戶之際，既有洗錢行為之不確定故意，也確實以其所提供之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所得，而掩飾、隱匿金流之來源與去向，使金流追查形成斷點，妨礙金流秩序的結果，自應論以同法第14條第1項之罪責。原審判決就被告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按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於106年6月28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防制法所稱特定犯罪，依同法第3條第2款之規定，固包括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在內。然查：

㈠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修正理由為：「洗錢行為之處罰，其規範方式應包含洗錢行為之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現行條文區分自己洗錢與他人洗錢罪之規範模式，僅係洗錢態樣之種類，未能完整包含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行為。為徹底打擊洗錢犯罪，爰參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40項之建議第3項建議，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以下簡稱維也納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修正本條。」我國洗錢防制法對於洗錢之定義，既是參酌上開2公約而制定，則該2公約之規範內容，即得作為解釋之參考依據。依維也納公約第3條第b、c款，明定行為人必須明知洗錢標的財產係源自特定犯罪，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6條第a、b款，明定行為人必須明知洗錢標的財產為犯罪所得，且均明定須明知洗錢標的財產是源自特定犯罪或該特定犯罪之參與犯。從而，在特定犯罪尚未發生，或犯罪所得即洗錢標的尚未產生時，則單純提供帳戶之人因未能確定而明知特定犯罪已存在，亦無從明知洗錢標的財產為犯罪所得，則與上開2公約所規定之定義不符。是以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理由第3點所舉之第4種態樣「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應僅限縮於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犯罪所得即洗錢標的已產生時，而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方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洗錢類型，亦即必須先有犯罪所得或利益，事後再加以掩飾或隱匿，始該當本法所稱洗錢行為。檢察官上訴意旨以洗錢防制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除原有之「防制洗錢」外，增列「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立法目的，而主張修法後洗錢行為之認定無需有前置犯罪之存在云云，係以法律解釋方式擴大條文之適用而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為本院所不採。

㈡洗錢防制法係以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為立法目的，此觀該法第1條自明。申言之，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除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之行為外，仍須有旨在避免追訴、處罰而為上述行為之犯意，始克相當。而提供帳戶予他人使用是否構成洗錢行為，依前述說明及同法第2條第2款之規定，應以其在金流方面能否「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而定。一般針對不特定多數人行騙之詐欺集團，所供被害人將款項匯入之帳戶，乃為該詐騙集團「取得」犯罪所得之手段，被害人發覺受騙後，即能立即指證其所匯入之特定帳戶，此部分之金流透明易查，在形式上無法合法化其所得來源，是該帳戶顯不能達到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之作用；又詐騙集團不論是自該帳戶再轉匯入其他帳戶，抑或由車手臨櫃或至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均可透過該帳戶之交易紀錄得知犯罪所得之去向，簡言之，詐騙集團之所以會使用人頭帳戶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其目的乃在於使真正犯罪人得以在「取得犯罪所得」過程中隱蔽身分而逃避刑事追訴，而非在金流方面用以掩飾或隱匿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或去向，是以單純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供被害人匯入款項使用，當非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此外，單純提供人頭帳戶者，因已將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物件交付他人使用，失去對自己帳戶之實際管領權限，若未配合詐騙集團之指示親自提款或匯款，即無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之情形，亦無積極之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亦不構成同條第1款、第3款之洗錢行為。

㈢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提供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帳戶時，具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之主觀意圖，僅能認定其具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與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之構成要件不符。又被告提供上開2個帳戶時，從事詐欺行為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尚未開始實行本案詐騙被害人莊春戚、曾宥達、林以堅、張耀仁之犯行，特定犯罪尚未發生，被告行為時尚無特定犯罪所得可資隱匿，自非洗錢行為所欲規範之犯罪態樣；且被告所提供之帳戶乃係供被害人等直接匯入款項所用，在金流方面並無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作用，又被告除提供上開2個帳戶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犯行使用外，並無證據證明其有親自提款或匯款之行為，即難認其有收受、持有或使用特定犯罪所得，或有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故被告所為除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外，尚難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㈣綜上可知，檢察官起訴書認被告所為除該當幫助詐欺取財罪外，同時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尚有誤會；而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被告所犯幫助詐欺取財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原審因此就被告被訴洗錢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以前詞主張被告之行為該當於一般洗錢罪之要件，容有未洽，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智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提起上訴，檢察官吳文忠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