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林子暘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693號中華民國114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481號、第62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子暘（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明示僅對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81頁），其他部分均不在其列，本院依原判決確認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及沒收為評價基礎，就前揭上訴範圍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有意願就告訴人所生交通費用、誤工費用等損失與告訴人調解，參以被告因一時思慮不周而犯本案，客觀上僅為末端收款角色，無實際獲利，與主導策劃犯罪者相較，惡性明顯較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並准予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3日施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依上開修法歷程，除修正前後均規定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修正前規定行為人僅需「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符合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後規定：「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符合減輕其刑規定，而限縮適用範圍，且修正前係必減輕其刑，修正後為得減輕其刑，並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所犯本案三人以上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使人交付之財物未達100萬元，亦未複合其他加重詐欺手段，與修正前及現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第3項規定之加重要件不合），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行，且於原審審理時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萬元，符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必減」之減刑規定，惟未於「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而無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得減輕其刑」之適用。是以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及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47條前段規定減輕結果，處斷刑範圍為6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不得依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處斷刑範圍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行為時法即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經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歷次審判中均坦認一般洗錢，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就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犯行業經原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較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自無從再依前揭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惟此屬於想像競合犯中輕罪部分之與刑有關事由，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所犯本案，造成社會治安秩序不安，而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法定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經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尤嫌過重時，始有刑法第59條適用餘地。衡酌被告本案犯行，對社會治安實有相當程度危害，惡性匪淺，倘遽予憫恕被告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詐欺取財，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尚難謂有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就本案犯行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

四、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為貪圖不法之利益而擔任收取贓款之面交車手，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犯本案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酌被告犯後坦認犯行，就所涉洗錢犯行亦自白不諱，犯後態度尚佳，告訴人張○蓁、蕭○德受損金額分別為60萬元、20萬元，且被告已與告訴人蕭○德達成調解，但未能與告訴人張○蓁達成調解等情，有原審法院民事調解回報單、調解筆錄可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目前在飲料店上班、月入4萬元、未婚、無子女、須扶養照顧母親等一切情狀，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1月，及說明經整體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基於罪刑相當原則，無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罪之罰金刑之必要，且審酌被告所犯上開之罪均屬擔任取款車手之犯罪類型，並考量2次犯行之時間僅相隔1日、被告之年齡、刑罰邊際效應及其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等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之理由。原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被告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上訴。

五、末按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是既規定為法院得將案件移付調解，而非應移付調解，則是否移付調解，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自不能以法院未移付調解，遽指其為違法。查，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與告訴人張○蓁洽談調解，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與她（告訴人張○蓁）應該無法調解成功，因為告訴人有表示必須一次付清才願意調解」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被告既已無法接受告訴人張○蓁所提條件，本案已無移付調解之必要，併此說明。

六、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且未在監押，有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在卷可參，於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