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柯程淵

選任辯護人

梁家瑜律師

陳琮涼律師（於民國115年6月2日解除委任）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579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9792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判範圍：參諸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若符合該條項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上訴人即被告柯程淵(下稱被告)刑事上訴理由狀記載略以：被告就原審判決所認定犯罪行為認罪，僅就量刑部分不服等語，嗣於本院審理亦表明僅就量刑一部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上訴，有本院審判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可參（本院卷74-75、81頁)，依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量刑以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罪名、罪數，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三、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刑法本身並無關於犯加重詐欺罪自白減刑之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乃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無須為新舊法整體比較適用，倘被告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同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1月23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依上開修法歷程，將犯詐欺犯罪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由「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要件，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且將原先「減輕其刑」之效果調整為「得減輕其刑」，是修正後之同條例第47條第1項規定，限縮自白減刑之範圍、效果，顯然較不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查被告雖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坦承加重詐欺犯行，然其於偵查時表示：(問：不覺得去提領這麼多筆且大筆的現金，對方都不怕你跑走很奇怪嗎？)我被對方話術，當下沒想那麼多等語(偵卷第110-111頁)，並未坦承本案加重詐欺犯行。被告上訴就此雖辯以：其僅國中畢業，偵查中未選任辯護人，對檢察官之問題均坦承回答，並無任何迴避答覆之情，被告不諳法律，亦不知偵查坦承犯行對於審判結果之影響，僅係按照自己意思及主觀想法據實陳述，檢察官於偵查中未再次確認被告真意，遽認被告否認犯罪，原審亦未就此事詳查，據以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似有認事用法之違誤等語，惟被告前於95、103年間，均曾因交付帳戶供他人使用之詐欺、幫助詐欺犯行，先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拘役30日確定，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其對於任意交付帳戶予陌生人使用，存在犯罪風險乙情知之甚明，實不能再以不諳法律作為其偵查中不知認罪之理由，所辯並無可採，被告既未於偵查中自白，本案自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㈡被告於本案所提領之詐欺贓款數額非低，難認其參與之情節輕微，亦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但書減刑規定之適用餘地，併此敘明。

㈢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審之近年詐騙集團盛行，屢造成被害人鉅額損失，嚴重破壞社會治安，此為立法嚴懲理由，被告提供人頭帳戶供使用，並提領款項交付上手，所為係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歷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圖以詐取財物方式牟取不法利益，並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可非難性高，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及社會信賴關係，倘遽予憫恕被告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詐欺取財集團成員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詐欺取財，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尚難謂有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被告上訴主張有上開法文之適用，並無可採。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如其附表二編號1-2「宣告刑」欄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3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有依其與告訴人李璟威於原審成立之調解內容履行，至115年6月20日止，給付金額共新臺幣（下同）84,000元（6,000×14)，另亦與告訴人葉巽燕成立和解並已賠償20萬元，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2份、被告提出之付款證明、和解契約書、存款憑條在卷可參(原審卷第85-86頁；本院卷第85、89、95-131頁)，是被告之量刑基礎已有變更，原審未及審酌，自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雖無理由，惟其請求再從輕量刑，尚非無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之宣告刑及失所依附之應執行刑均予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我國詐騙犯罪集團猖獗，為嚴重社會問題，係政府嚴格查緝對象，被告正值青壯，不循正途獲取財物，竟貪圖不法利益，參與本案詐欺犯行，負責提供帳戶，提領匯入款項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收水成員，無視他人財產權益，製造金流斷點，使檢警機關難以追緝溯源，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與法治觀念，助長詐騙集團猖獗興盛，嚴重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犯後迨至法院審理時始坦承全部犯行，並先後與告訴人等成立調解、和解及賠償損害之態度，暨其自陳之學經歷、家庭生活、工作經濟情況（原審卷第66-67頁；本院卷第77-78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附表二所示行為，犯罪時間為同一日，極為密接，犯罪手段與態樣相同，所擔任角色均各相同，同為侵害財產法益，並非侵害不可代替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 款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以及被告參與情節及本案告訴人等所受財產損失等情況，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被告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茲念被告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等成立調解、和解、賠償損害如前，足認深具悔意，告訴人葉巽燕並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本院卷第123頁)，經此偵審程序與論罪科刑之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綜核上情，認所受上開宣告之刑及定應執行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為督促被告遵守上開調解條件，併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上開調解筆錄內容支付損害賠償金額，另為確實使被告具有正確之法律觀念，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間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法治教育5場次，使被告確切明瞭正確價值觀與行為準則，且併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5 款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80小時之義務勞務，期能使被告於義務勞務過程中，明瞭其行為所造成之危險，以資警惕，並藉由服務社會彌補其犯罪所造成之傷害，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被告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凱婷提起公訴，檢察官謝謂誠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