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張翔嵎

選任辯護人

曾泰源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09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12、8924、221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張翔嵎（下稱：被告）提起上訴。被告於其所出具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中及本院準備程序時雖否認犯行，而提起全部上訴，惟於本院審理時經審判長闡明後則明確表示：僅就量刑一部上訴等語，並當庭具狀撤回就刑以外部分之上訴，此有刑事聲明上訴狀、刑事上訴理由狀、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審理筆錄及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頁、第55至129頁、第238頁、第342頁、第351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被告「刑」部分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此部分以外之犯罪事實、論罪及沒收等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予指明。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私行拘禁及恐嚇取財未遂等罪「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就此部分外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合先敘明。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係熱心幫助告訴人Ａ０８（下稱：Ａ０８）催討債務而介紹同案被告葉承鋒（下稱：葉承鋒）與其認識，只有介紹的行為，於第二次協商是也是後來才到場，依犯罪情節應屬輕微，但是被告所量處刑度較其餘同案被告相較卻是最重，且被告已與告訴人賴○源（下稱：賴○源）於本院審理時達成和解，可見原審量刑違反比例原則；另被告育有子女3人，其中2名尚未成年，如被告因案入獄，會對家庭造成極大影響，請求就妨害自由部分量處得易科罰金之刑度等語。

參、本院就原判決被告部分「刑」之一部上訴，於此上訴範圍內，說明與刑有關之事項：被告就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二部分，已著手於恐嚇取財犯行之實行，然最終未取得財物，為未遂犯，衡其情節較既遂者輕微，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上訴駁回之說明（原判決犯罪事實二認定之恐嚇取財未遂量刑部分）：

一、原判決對於被告上開恐嚇取財未遂犯行，於量刑時審酌被告明知葉承鋒等人係因對賴○源從事私行拘禁之不法行為，才需要提出保證金，且係其自願提出該等保證金為葉承鋒等人具保，卻將此事無端歸咎於Ａ０８，接續數日對Ａ０８恐嚇取財，因Ａ０８未付款，始未得逞，其惡行非屬輕微。復考量被告犯後試圖影響本案相關人之說詞，至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至今未與Ａ０８成立調解或和解；兼衡被告之素行、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經濟與家庭狀況，暨Ａ０８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審上開量刑之審酌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復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違背公平正義精神、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不當或違法之情形。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稱此部分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惟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就此部分量刑有何失當之情形，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始終未與Ａ０８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其損失，實難認其就此部分犯行之犯後態度有何明顯轉變之情，原審就被告之上開量刑既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所宣告之刑難認有何不當之處，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並無其他量刑因子之變動，原審就此部分所為量刑不得遽指為違法，是原審此部分量刑並無過重之虞，是被告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原判決宣告刑部分撤銷之說明（原判決犯罪事實一認定之私行拘禁罪量刑部分）：

一、原審認被告此部分涉犯私行拘禁罪而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之一切事由而為量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原判決犯罪事實一所認定之被害人賴○源達成和解，有和解書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85頁），可見被告真誠悔悟之誠意，此一被告犯後態度之轉變，原審未及審酌，被告上訴主張原審並未審酌此一量刑有利之事項，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之宣告刑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卻不思以合法、正當途徑謀生，偶然聞得Ａ０８、賴○源2人間似有財務糾紛後，即圖高額討債報酬，介紹Ａ０８與葉承鋒等人之討債集團認識，且未告知Ａ０８其等將以暴力討債，即由葉承鋒等人將賴○源私行拘禁在英才路地下室達數小時之久，並利用人多勢眾、持用開山刀或非制式空氣槍等兇器加以恫嚇、傷害賴○源等方式，迫使賴○源簽發多張本票及籌款，妨害告訴人賴○源之生理及心理安寧，並考量被告犯罪所居之地位與分工，以此等犯情事由作為被告量刑框架之上下限，認被告責任刑範圍屬於處斷刑之中度偏低之刑。另被告除本案外先前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前科，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69至171頁），素行尚非良好，屬於偏不利之量刑事由；被告自述為專科畢業（見本院卷第348頁），智識能力正常，行為時並無事務理解能力、判斷決策能力較弱，而得以減輕可責性之情，屬於中性之量刑事由；經總體評估上開行為人情狀事由後，認被告之責任刑仍維持在處斷刑範圍內之中度偏低區間。另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犯行，至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最終坦承犯行，且無從證明獲有犯罪所得，另與賴○源於本院審理期間達成無條件和解，此有和解書1紙在卷可稽，已如前述，可見被告犯後態度尚可，屬於稍偏有利之量刑事由；被告自述其目前回花蓮吉安擔任室內裝修學徒，月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5千元，已婚，太太在家擔任家管，育有子女3名，其中2名尚未成年（見本院卷第108至109頁），足認其有正常之家庭生活及工作，亦有勞動能力及意願，社會復歸可能性非低，倘刑罰過度投入，可能對於被告之家庭經濟造成較大之影響，且成為不利更生之因素，倘施以較輕微之處罰，更能有效發揮社會復歸作用，堪認刑罰替代可能性較高，屬於有利之量刑事由；經總體評估上開其他一般情狀事由後，認被告之責任刑應下修至處斷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綜上，本院綜合考量犯罪情狀事由、行為人情狀事由及其他一般情狀事由，並參考司法實務就私行拘禁罪行之量刑行情，與原判決對於同案被告此部分之量刑，認被告之責任刑落在處斷刑範圍內之低度區間處，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一、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法律拘束性之原則下，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二、被告所犯本案如原判決所認定之私行拘禁罪及恐嚇取財未遂罪，經審酌其所犯上開犯行之時間均集中於111年11月底至同年12月中旬，時間密接，其所犯二罪犯罪態樣、手法雖屬不同，且非為侵害同類法益之犯罪，惟兩罪有犯罪動機之事實上發展承接關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稍微偏高，定執行刑時應考量刪除重複評價部分，如以實質累加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有違罪責原則。又參諸刑法數罪併罰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及被告犯罪後態度尚可、已與本案賴○源和解成立，然尚未與Ａ０８和解或調解成立、各該告訴人本案所受損失，且參酌被告之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狀況及復歸社會之教化可能性等情狀，本於刑法第51條所定限制加重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並參考原判決之定應執行刑刑度，爰於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範圍內，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4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宏昌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