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即受刑人

詹碧惠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所為撤銷緩刑之裁定（115年度撤緩字第2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緩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設，刑法第75條之1立法理由即明示：「現行關於緩刑前或緩刑期間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列為應撤銷緩刑之事由，因認過於嚴苛，而排除第75條應撤銷緩刑之事由，移列至得撤銷緩刑事由，俾使法官依被告再犯情節，而裁量是否撤銷先前緩刑之宣告；其次，如有前開事由，但判決宣告拘役、罰金時，可見行為人仍未見悔悟，有列為得撤銷緩刑之事由，以資彈性適用」故緩刑宣告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第1項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亦即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裁定之標準。此與刑法第75條第1項所定2款要件有一具備，即毋庸再行審酌其他情狀，應逕予撤銷緩刑之情形完全不同。故在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並非一律撤銷其緩刑宣告，應斟酌原宣告之緩刑是否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再決定是否撤銷緩刑之宣告。

二、經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詹碧惠（下稱抗告人）前因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以114年度金訴字第1070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並應支付告訴人邵水港如該判決附表二所載之金額，於114年6月12日確定在案（下稱本案）。又於緩刑期前即113年9月30日另犯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於115年1月22日以114年度投金簡字第177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部分略），於115年2月25日確定在案（下稱後案），有上開各案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憑，是抗告人確有於緩刑期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之事實，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要件相符，已堪認定。

㈡原審裁定撤銷抗告人受緩刑之宣告，固非無據。惟查，抗告人於本案宣告緩刑前之113年9月30日犯後案即幫助一般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等罪，雖與本案經法院宣告緩刑之加重詐欺未遂罪，均屬侵害財產法益犯罪，然該2案之犯罪手法、型態、參與程度等並非完全合致，且後案行為時，本案尚未判決，而抗告人所犯之後案，既係於本案起訴、判決前所犯，並非於本案判決後之緩刑期間始再犯罪，則其犯罪情節，當難與歷經本案偵、審程序猶不知戒慎，於緩刑期間再犯之情況等同視之。是抗告人後案所為雖有不該，但其犯罪行為與惡性非屬重大，且其後案所受判處之有期徒刑3月，不僅未重於本案判處之有期徒刑1年，亦屬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度，且現經執行檢察官准許執行社會勞動中；況且，抗告人本案受宣告緩刑迄今，除後案外，再無其他犯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紀錄等情，均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足證抗告人之犯後態度良好，具有悔意，復歸社會之成效尚佳，本院衡酌上情，認抗告人後案所違反之法規範情節、主觀顯現之惡性及反社會性，尚非至本案所宣告之緩刑已不能收其預期效果之程度，堪認抗告人接受後案刑罰已足，若遽以撤銷本案之緩刑宣告，對抗告人容有過苛，恐有違比例原則之虞，且與緩刑制度給予受刑人自新機會，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之立法本旨未盡相符。此外，檢察官除提出上開2案之確定判決外，並未舉出具體事例，佐證抗告人本案所受緩刑宣告確有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必要之情形。從而，檢察官聲請撤銷抗告人之緩刑宣告，即難認有據。

㈢以上，或為抗告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審未詳予審酌，即逕依檢察官所請為緩刑撤銷之裁定，難認妥適，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且為免發回原審重新裁定徒增司法資源之耗費，爰由本院自為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