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緝字第29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6年度訴緝字第29號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清和

選任辯護人

陳琪苗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1年度偵字第9953號、92年度偵字第9655號、第1233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黃清和係南吉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吉公司）之董事長，為該公司之代表人，其妻蔡錦韶（業經判決確定）則係南吉公司之董事兼財務部經理，其二人均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兩人明知在使用信用狀之國際貿易中，係進口國之進口商先向其往來之銀行（開狀銀行）支付一定成數之金額後，申請開發信用狀，持交出口國之出口商作為將來付款之擔保；出口國之出口商於取得信用狀後，因開狀銀行已擔保付款，乃將貨物裝載輸出。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受託運人即出口商之請求，發給載貨證券即國際貿易上所稱之提單（即BILL OF LADING，亦稱B/L ），依海商法及民法之規定，提單係表彰運送中貨物所有權之歸屬，得以背書轉讓，並非普通私文書，而屬有價證券之一種，且出口商於出口貨物時，僅處於託運人之地位，祇能請求運送人發給提單，出口商本身無權製作提單，嗣出口商於取得提單後，即可持提單、信用狀等相關文件，至與進口國開狀銀行相往來之出口國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即以託運之提單質押後取得貸款），出口國銀行於墊付貨款並取得提單等相關文件後，即持各該文件向進口國之開狀銀行，請求付款；進口國之開狀銀行於付款後，亦取得提單等相關文件。嗣進口商必須向開狀銀行辦理「贖單」（即付清貨款，取得提單）後，始能持提單辦理通關手續及向運送人領貨，並完成國際貿易。且明知民國80至90年間，政府法令仍禁止國內法人直接投資大陸，因當時兩岸受限於政府法令政策無法直接通航，故南吉公司之貨物、模具欲出口大陸時，需透過第三地香港之轉運公司，即採所謂之「二程提單」模式（第一程提單由臺灣到香港，沒有實際領貨將無法贖單、第二程小提單由香港到大陸，並非從臺灣託運），然實際上為節省轉運時間，故南吉公司均係要求船運公司以「電報放貨」，即貨物僅在海上轉運，未至香港，直接運至大陸，並以電報通知代替提單，但此種轉運模式，即無法依照前述一般使用信用狀之國際貿易模式向臺灣在地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黃清和與蔡錦韶為籌措資金，共同基於偽造有價證券以行使之犯意聯絡，先由黃清和以南吉公司代表人身份，出面向交通銀行臺南分行（下稱交銀臺南分行）、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仁德分行（下稱南企仁德分行）申請簽訂出口押匯融資貸款契約後，再由蔡錦韶以不詳方式取得與南吉公司合作貨運已久之船運公司即萬泰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泰公司）之空白提單後，指示、利用南吉公司內部不知情之已成年之作業員在空白提單上繕打填具不實之出口託運貨物項目等資料後，且明知未得萬泰公司經理人之授權，由蔡錦韶在該提單上偽造萬泰公司經理人之署押，連續偽造如附表一所示之萬泰公司提單18份，復由蔡錦韶指示、利用南吉公司內部不知情之已成年之會計人員，虛開無實際交易，且時間、交易項目、價格均不實之南吉公司之發票（INVOICE ），並在該公司之業務上作成之文書即包裝單（PackingList ）上填載時間、貨物明細、發票、船期等不實之內容，連同押匯聲請書，一同持向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而行使，利用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之人員僅作書面形式審查，並未與萬泰公司確認提單內容是否真正之機會，使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陷於錯誤，而同意貸放如附表一編號1 至18所示之押匯金額予南吉公司，足生損害於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不另為免訴諭知，詳理由）。並於附表一編號1 至11、13至17號所示之貸款放款後，南吉公司再經由轉投資之大陸公司將款項匯往國外之信用狀開狀銀行，國外之信用狀開狀銀行亦均有付款予押匯銀行即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故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均無從知悉上開提單、發票、包裝單均為偽造之事。嗣因南吉公司財務惡化，無法經由轉投資之大陸公司付款予國外之信用狀開狀銀行，附表一編號18之信用狀先遭國外信用狀開狀銀行即美國INTERB USINESS銀行於91年3月1日向南企仁德分行辦理拒付，嗣附表一編號12之信用狀亦遭國外信用狀開狀銀行即瑞士FIBI 銀行於91年3月17日向交銀臺南分行辦理拒付，造成押匯銀行交銀臺南分行及南企仁德分行受有損害，嗣經交銀臺南分行於91 年5月22日向船運公司萬泰公司請求提領該提單項下貨物，經萬泰公司查證後，始知悉如附表一所示之提單均係偽造之情。

二、案經交通銀行告訴，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移送，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 等4 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定有明文。本件下列所引用之被告黃清和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並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81～88、122 、123 、191 ～192 頁），經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顯然不可信之瑕疵，爰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說明，而具證據能力。又本院後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以南吉公司代表人身份，出面向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申請簽訂出口押匯融資貸款契約後，由蔡錦韶以前揭方式，向交銀台南分行及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各銀行核貸之款項分別如附表一所示等事實，惟否認有共同連續偽造有價證券即提單之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㈠被告雖為南吉公司登記上之負責人，但南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卻是第三人黃木，同案被告蔡錦韶（即黃清和之妻）則擔任南吉公司之財務經理，依黃木之指示辦理南吉公司之財務事宜，而被告於南吉公司僅負責工廠現場管理，對於南吉公司之業務執行及財務運作並未過問，南吉公司之經營管理及決策執行，實際上係由黃木所主導及掌控，而南吉公司之資金調度及財務管理則由被告之妻即同案被告蔡錦韶負責，且被告並無保管南吉公司的大小章，故南吉公司辦理貨物出口相關手續、所需文件或開立票據、發票等之用印，並無須送經被告簽核用章，是以被告自然並不知悉此部分業務之處理情況，且出口押匯文件是由蔡錦韶處理，被告未曾參與或指示員工辦理。況對照被告出國日期可知，被告僅有附表編號1 、2 、3 、11、16、18所示之時間在臺灣，其餘時間均不在國內，則被告如何與蔡錦韶共同偽造萬泰公司之提單，檢察官就此並未舉證證明之。㈡萬泰公司的提單與南吉公司辦理押匯的提單，2 者內容之製作或有不同，然格式並無差異，且萬泰公司與南吉公司業務往來密切，關係良好，萬泰公司提供空白提單與南吉公司，授權蔡錦韶填載，屬業務上常見之便宜作業方式，證人賴榮桐所述為卸責，另萬泰公司將南吉公司往來之業務員許俊弘派駐國外，顯為避免出庭作證揭露萬泰公司之不是。㈢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所示，至92年7 月31日止，南吉公司出口押匯部分就交通銀行臺南分行之逾期金額為0 ，因為南吉公司在交通銀行臺南分行存有一筆臺南土地租金之押金3,200 萬元，且提供南吉公司所有土地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交與臺南分行，因此該筆金額已經清償。附表一編號12的提單金額，已經償還。

二、惟查：

㈠被告係南吉公司之董事長，為該公司之代表人，其妻蔡錦韶則係南吉公司之董事兼財務部經理，其二人均為商業會計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以如附表一編號1 至18所示之提單向交銀臺南分行及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之契約，係由南吉公司之代表人即被告出面所簽訂，復由蔡錦韶指示不知情之南吉公司內部會計人員及作業員製作發票、包裝單、及繕打提單內容後，再由蔡錦韶在提單上簽署萬泰公司經理人之署押，連同押匯申請書等文件，一併向上揭2 銀行申請押匯融資貸款，最後如附表一編號12、18號之押匯款項均遭國外信用狀開狀銀行拒付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經證人蔡錦韶於本院96年度金訴緝字第2 號號審理中供述明確（見原審㈡卷第151 頁、原審㈢卷第21～22、44頁）；且經證人即交銀外匯科襄理王秀馨、交銀臺南分行出口押匯承辦員林美蓉、臺南企銀仁德分行人員劉翠華、南吉公司總務人員葉淑燕等人分別於臺南市調查站、偵查中證述明確（見調㈠卷第1 ～5 頁、偵㈠卷第35、46至47頁、偵㈡卷第85～86、116 ～120 頁）；復有南吉公司變更登記表（偵㈠卷第5 ～7 頁）、基本資料查詢表（偵㈡卷第12～13頁）、交銀臺南分行提出之南吉公司申請出口押匯融資資料含出口押匯申請書、提單（B/L ）、發票（INVOICE ）等各12件，及南企仁德分行所提出之南吉公司申請出口押匯融資資料含出口押匯/ 貼現申請書、提單（B/L ）6 件附卷可憑（見調㈠卷第109 ～177 頁、原審㈠卷第58～69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㈡如附表一編號1 至18之提單為偽造：

⒈南吉公司向交銀臺南分行及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使用之如附表一所示之提單18份上所載之內容，與萬泰公司真正出具之提單間，無論是電腦編號、字樣、麥頭、櫃號、重量、收貨人、簽名等均有差異，亦有萬泰公司於92年5月26日、91年7月19日函附之資料可佐（見調㈠卷第 178～206頁、偵㈠卷第86～96頁）；另南吉公司向交銀臺南分行及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使用資料含發票 （INVOICE）、包裝單（Packing List）上記載之出口託運貨物項目，與南吉公司實際委託萬泰公司運送之出口貨物項目亦不相同（其中附表一編號9 部分則查無以南吉公司名義申報之出口報單紀錄）等情，復有財政部高雄關稅局92年 7月16日高普興字第0920001860號函附之南吉公司出口報單、發票（INVOICE）、包裝單（Packing List）各17 份在卷可稽（見調㈠卷第9～108頁）。

⒉參以證人即萬泰公司營業三部經理賴榮桐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據提單上之電腦編號、字樣、麥頭、櫃號、重量、收貨人、簽名等，可知附表一所示之提單，確非萬泰公司所簽發之提單，應屬偽造之提單等語（見偵㈠卷第46～47頁、偵㈡卷第85～86頁）；復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8年度金上訴字第944 號案件（下稱金上訴字案件）審理中證述：提單為有價證券，不可能將空白提單交給客戶使用，亦未將空白提單交與被告、其配偶黃清和或黃王月鳳使用，附表一所示之提單非萬泰公司之提單，萬泰公司亦未受南吉公司委託載運該提單之貨物，該提單之簽名、提單編號、出貨目的地及字體、產品都不符等語（見上訴㈡卷第193 頁反面～194 頁反面）；且經核對附表一所示之提單，亦與萬泰公司提出之該公司真正空白提單上之簽名顯不相同（見偵㈠卷第86～96頁），足見證人賴榮桐證述附表一所示之提單係遭偽造等語，並非虛構。

㈢被告雖辯稱萬泰公司有提供空白提單與南吉公司，並授權蔡錦韶填載等語。然查：

⒈本件如附表一所示提單，由南吉公司持以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使用資料含發票（INVOICE ）、包裝單（PackingLis t）上記載之出口託運貨物項目，與南吉公司實際委託萬泰公司運送之出口貨物項目並不相同（其中附表一編號9 部分則查無以南吉公司名義申報之出口報單紀錄），已如前述。且證人蔡錦韶於本院96年度金訴緝字第1 號案件審理時供稱：萬泰公司之空白提單為伊大嫂黃王月鳳（業已死亡）拿給伊，伊在經理的欄位上隨便簽一個名字，打印的文字也都是伊刻印的，黃王月鳳是否有得到萬泰公司之授權伊不知道，伊也不知道萬泰公司是否知情伊拿該公司之空白提單自行填寫不實事項向銀行辦理融資，且沒有任何萬泰公司的人告知伊可以自行簽名，而是伊自己認為伊可以自己簽名等語（見原審㈠卷第14～15頁、原審㈡卷第168 頁）；則蔡錦韶就取得附表一所示空白提單之來源，既已供述「經其大嫂即已死亡之黃王月鳳交付」，且自承自始即未曾與萬泰公司之經理人聯繫並確實取得授權等語甚明。

⒉①證人即南吉公司員工程福龍於審理時證述：（南吉公司）出口後，如果公司沒有提單的話，蔡錦韶就會要伊去聯絡萬泰公司的許俊弘經理，聯絡許俊弘寄空白提單過來，伊再去超峰快遞那裡領取，伊領回來的空白提單有時1 份，有時2份，有時3 份，透過電話聯絡，他們小姐都叫許俊弘經理，伊才知道許俊弘是萬泰公司的經理；伊領回之空白提單有時是蔡錦韶填寫，有時是蔡錦韶拿出口文件、信用狀讓伊在電腦輸入資料；附表一所示提單都是伊去領取的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3 ～304 頁反面）。②證人即南吉公司員工李忠鵬（人事總務課長）於審理中亦證述：伊有接到超峰快遞通知領件的電話，到超峰快遞領文件回來有時會交給蔡錦韶，有時蔡錦韶會叫伊將信封拆開，將信封內的文件放在財務部的鐵櫃，伊只知道文件，但未實際瞭解是什麼文件。空白提單伊有看過，但不知道那是否是提單，伊不知道空白提單什麼樣子，（對發查字第1409號卷第87～96頁有無印象）伊領回來的東西類似這種東西（應即是萬泰公司的空白提單）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5 頁反面至306 頁反面）；另③證人即南吉公司員工（被告之二嫂）蔡阮美卿於審理中證稱：有一次因程福龍不在，蔡錦韶要伊去超峰快遞領空白提單，因領回來後被告要其打開放在櫥櫃，伊才知是空白提單，公司有依提單內容出貨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8 頁反面至309 頁）。經核：

⑴證人程福龍、李忠鵬、蔡阮美卿於審理中雖均證稱「曾至超峰快遞領回萬泰公司寄送之空白提單」，但就其等領取空白提單之時間或稱「80幾年就開始了」（見上訴㈠卷第304 頁），或稱「90年底，詳細時間不記得」（見上訴㈠卷第309頁反面）；且就其等領取之空白提單是否即為附表一所示之空白提單此重要之點，證人程福龍竟稱「全部都是我去領的」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4 頁反面），證人李忠鵬則證稱「我領回來的是空白的，空白的提單與這些提單（即本件經偽造的提單）不一樣，空白提單領回來是否有經過填載，我不清楚」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7 頁），然附表一之提單既由證人程福龍領取，則證人李忠鵬、蔡阮美卿領取之萬泰公司空白提單又係何次之提單？且證人程福龍、李忠鵬所領取之空白提單格式竟又不同，其等所述是否實在，顯有可疑。

⑵而證人蔡阮美卿更證稱「南吉公司要空白提單是因要裝貨櫃出口，讓人可以提貨，有照提單內容出貨」（見上訴㈠卷第309 頁反面），顯與上開㈡⒈所認定實際委託萬泰公司運送之出口貨物項目不相同（其中附表一編號9 部分則查無以南吉公司名義申報之出口報單紀錄）之客觀事實不符；若果附表一所示之提單確係證人程福龍連絡萬泰公司許俊弘寄送，且許俊弘寄送之提單為空白提單，授權南吉公司或蔡錦韶自行填載，而證人李忠鵬亦有填載該空白提單之內容，則就附表一所示之提單何者為證人程福龍其所填載，應知之甚詳，證人程福龍竟證稱「那幾份是我填的不記得」等語（見上訴㈠卷第304 頁反面），亦有可疑。況若蔡錦韶確有要求萬泰公司寄送空白提單，並要上開證人前往超峰快遞領取空白提單，則蔡錦韶又何須填載與實際運送事實不符之資料，甚至於本院96年度金訴緝字第1 號案件審理中供述「萬泰公司之空白提單為大嫂黃王月鳳（業已死亡）拿給我，我在經理的欄位上隨便簽一個名字」云云，隱瞞對其有利之事實。

⑶況依證人蔡阮美卿、程福龍上開證述，南吉公司既有依提單內容出貨，該空白提單又係由萬泰公司經由超峰快遞寄送與南吉公司，則萬泰公司承辦人或有權出具提單之人何以不在該空白提單上簽名後再寄送與南吉公司，反而是寄送空白提單交與南吉公司自行填載該提單之不實內容，再由被告「在該提單經理欄位隨便簽署一個姓名」，此情顯悖於常理。

⑷綜上，證人程福龍、李忠鵬、蔡阮美卿上開證詞，均係事後迴護蔡錦韶虛構之詞，均不足作為認定萬泰公司有寄送並授權蔡錦韶填載空白提單之依據。

⒊又如附表一編號1 至18所示之提單之押匯即信用狀金額非低，且提單係表彰運送中，貨物所有權歸屬之有價證券，而非普通私文書，出口商於出口貨物時，僅處於託運人之地位，祇能請求運送人發給提單，出口商本身無權製作提單，此參照海商法第53條、第60條、民法第625 條至第630 條規定甚明。則如屬於高價值之有價證券，實無提出空白提單而將不確定性之價額甚至運送人之簽名均全權委由託運人填載，始為一般之常態，被告竟認提供空白提單由南吉公司填載金額等內容始為業務慣行，亦與一般經驗法則有違，自難憑採。

⒋另證人賴榮桐於已證述許俊弘已設籍香港，並自己開公司等語（見上訴㈡卷第196 頁），被告竟認萬泰公司將許俊弘派駐國外，以避免出庭作證等語，顯亦無據。

㈣被告雖辯稱為掛名負責人，並無參與偽造提單之情等語。然查：

⒈按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64號判例意旨參照）。

⒉⑴證人程福財於本院93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案件審理中證述：人事及採購方面要召開會議，由我、黃木、黃清和、蔡錦韶及楊茂泉召開，人事部分，有一個王慶榮是黃清和應徵的，（人事應徵資料）上面有黃清和的名字。採購部分，新臺幣1 萬元以上就要轉呈總經理黃木或黃清和，我執掌業務簽呈最後批示者，有部分是總經理，有部分是董事長。參與決策會議的主席有時候為黃清和，有時候為黃木。慧毅工業社是黃清和、蔡錦韶在運作，因為文件及印信都在他們那邊保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35 ～143 頁）。⑵證人楊茂泉於本院93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審理中證述：我是由蔡錦韶請來整頓南吉公司的財務會計及建立制度，因為公司打算增資到2億，政府規定資本額2 億以上就要公開發行，我從87年整頓公司到89年，公司的帳目才變得比較清楚，使帳目與實際相符。我在87、89、90年間在黃清和的核准下，四度赴大陸3家工廠，其中2 次與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查帳人員一起到大陸，瞭解3家工廠的現況、資產設備、管理制度，以規劃大陸3家工廠作為臺灣南吉公司轉投資的資產管理（見本院卷一第146 ～167 頁）。又於本院審理時證述：87年進入南吉公司，是為了幫南吉公司整頓，這家（南吉）公司最主要是黃木、黃清和、蔡錦韶他們3 個人在運作，我的計畫、規畫還是會向他們報告，不是只有黃木，這家公司等於是他們的，所以蔡錦韶、黃木、黃清和我都會跟他們建議。且黃清和是董事長，有一些銀行或對外必須要董事長簽名時，他當然會簽。公司的一些管理會議，黃清和也有可能召開。公司有定一個核決權限，即如程福財所述。按照核決權限，有一些就直接到黃清和那邊就可以，如果比較重大的，連黃木也要簽核。黃清和經常臺灣、大陸兩邊跑，如果從大陸回來，會到南吉公司，我上班期間會看到黃清和。我四度到大陸3 家工廠，需黃清和的配合，如果沒有核准，我就不會過去查帳（見本院卷二第33～43、45頁）。⑶證人黃連德（總務課課長）證述：84年南吉公司股東會召開決定投資大陸，是蔡錦韶在股東會說要投資的，當初投資大陸，違反臺灣當時的規定，所以不可能作成會議紀錄，當時原始股東也有黃清和，沒有人提出意見，安徽吉順設廠初期，黃木及黃清和叫我去規劃及建構生產線，還有電鑿設備。南吉公司倒閉後，黃清和有指示我收取款項，我去維輪公司收好幾千萬的支票，由黃清和交代將上開支票交給林軒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57 ～162 頁）。證人即南吉公司會計葉淑燕於本院93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審理中證述：南吉公司的簽呈中，黃清和是簽署在執行副總的地方，決行是總經理黃木。慧毅公司是南吉公司的子公司，實際上是黃清和在操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0 ～171 頁）。復參以南吉公司90年10月7 日南吉公司會議紀錄，該次會議討論內容為南吉公司是否繼續投資上海，而被告亦參與該次會議紀錄並簽名於上，有該會議紀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69 頁）。綜上，足認被告不僅純粹掛名董事長，在臺灣時也在南吉公司上班，並參與公司之重要決策會議，包含人事、採購、大陸投資等議案，更於公司內部簽呈批核，且公司對銀行之借款亦需由被告確認簽名，顯見被告並非僅參與南吉公司工廠現場管理，依其實際擔任批核簽呈之層級，顯見其對於南吉公司之內部運作及程序均有參與並知悉甚明。

⒊又本案提單之偽造時間如附表一編號1 ～18所示，係自90年3 月23日起至91年5 月1 日止，此期間長達1 年多，則本案提單之偽造，並非短暫時間內偶一為之，而為長時間、慣習性之作為甚明。又如附表一編號1 ～18所示之提單，押匯即信用狀之金額最少為附表一編號3 所示之113,800 美元，最多為附表一編號7 所示之360,000 美元，該等金額之貨物出口，依上開證人所述之核決程序，被告亦必然知悉並予以核決甚明。而南吉公司向銀行貸款所簽署貸款契約（包括本件出口押匯融資貸款及其他短期客票融資貸款等）之人均為被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既身為南吉公司之代表人，參與南吉公司之內部運作極深，復為掌控南吉公司財務部門經理蔡錦韶之配偶，其與蔡錦韶等對於南吉公司當時之資力能否因應投資大陸所需之大筆資金均應知之甚深，對於兩岸政策禁止直航一事更無可能比南吉公司之一般職員還不明瞭，當時兩岸因無法直航，如欲透過第三地如香港轉運所使用之「二程提單」或「電報放貨」均無法向臺灣本地之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渠等卻為貪圖投資大陸之可觀利益，無視公司財務及政府政策，執意籌措資金前進大陸，並由被告、蔡錦韶二人分工，即由黃清和出面與銀行簽訂貸款契約，再由蔡錦韶以偽造提單及虛開發票及登載不實內容之包裝單等方式，共同協力向銀行取得押匯款項或融資貸款，倘若被告未同意出面簽約，甚至於公司簽呈否決或簽註借款程序之瑕疵，僅憑蔡錦韶一人上開行為，仍無可能藉以押匯而向銀行貸得款項，乃自明之理。因而，足證被告與蔡錦韶就本件犯罪事實之犯行，其等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可堪認定。

⒋再本件提單之偽造為長期慣習性之作為，業如前述，依被告之入出境紀錄可知，被告迄至91年8 月19日最後一次出境臺灣至大陸滯留未歸，在本件偽造提單期間內，被告因忙於大陸公司，而有多次短暫出境，雖可認定，然被告身為南吉公司董事長，長期簽署關於南吉公司之人事資料、採購合約及向銀行借貸之契約，對於南吉公司係以上開方式偽造提單，基於共同偽造之犯意聯絡，推由知情之蔡錦韶為之，彼此既已分工，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因之，不能僅因有部分偽造提單之時間，被告因短期間前往大陸而未時時刻刻均在臺灣，或鉅細靡遺地參與上開犯行，即認為被告不負共同偽造之責。

㈤被告雖辯稱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提單金額已經清償等語。然按刑法第201 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原不以有人實際受損為構成要件，故被告、蔡錦韶偽造附表一所示提單後，其押匯貸款最後有無清償，均無解於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是被告辯稱附表一編號12之提單，嗣經清償，不影響罪責之認定。

㈥按刑法上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以無權簽發之人冒用他人名義簽發者，即行成立。凡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之範圍，而以他人名義擅為簽發支票者，即與未受委任，擅權製作無異，均屬無權製作，而無解於偽造有價證券之罪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69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券，該載貨證券即國際貿易上所稱之提單，關於其權利之行使與提單之佔有，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且得以背書轉讓，屬於有價證券（參見海商法第53條、第60條，民法第625 條至第630 條等規定）。故提單縱為記名式，除有禁止背書之記載者外，仍得以背書移轉於他人。且交付提單予有受領物品權利之人時，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足證行使提單所載之權利，與其占有提單，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提單應係表彰運送中，貨物所有權歸屬之有價證券，而非普通私文書，且出口商於出口貨物時，僅處於託運人之地位，祇能請求運送人發給提單，出口商本身無權製作提單（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441號、91年度台上字第925 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被告與蔡錦韶經營之南吉公司乃為出口商，於出口貨物時，係立於託運人之地位，尚無製作提單之權限，只能請求運送人即萬泰公司發給提單，乃被告、蔡錦韶未經萬泰公司之授權，擅自偽造附表一所示萬泰公司經理人之署押而簽發提單，即與未受委任，擅權製作無異，均為無權製作甚明。

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叁、論罪科刑部分

一、新舊法比較適用：

㈠按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原則，於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不能割裂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查被告行為後，於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28條、第33條第5 款、第55條後段、第56條、第67條、第68條等條文已於95年7 月1 日施行，其中：⑴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經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亦即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⑵第33條第5 款由「罰金：1 元以上」，修正為「罰金：新臺幣1 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足見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已變更法定刑罰金刑最低刑度為新臺幣1 千元；⑶第56條關於連續犯之規定，於刑法修正後已刪除；⑷第67條、第68條由原先之「有期徒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修正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拘役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足見罰金刑部份已由僅加減其「最高度」修正為「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

㈡是依上開規定：有關刑法第28條部分，不論依修正前或修正後刑法第28條規定，被告之行為均成立共同正犯。

㈢罰金既由銀元1 元以上，提高為新臺幣1 千元以上，無異提高法定刑罰金刑可科處之最低刑為新臺幣1 千元，修正後之刑法第33條第5 款之規定，未有利於被告。

㈣被告所犯各罪間，具有連續犯之關係，如依95年7 月1 日新法施行前之規定，僅以一罪論即可，如依修正後之刑法規定，則因連續犯之規定業已刪除，被告所犯之各罪，即應分論併罰，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不利。

㈤關於罰金刑減輕或加重部分，修正前刑法第68條僅就罰金刑之最高度加減之，但修正後刑法第67條，就罰金刑之最高度、最低度同加減之，則罰金刑有加重之情事，修正後刑法第68條之規定不利於被告。從而綜合上情比較新舊法結果，自以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33條第5 款、第56條、第68條有關罰金刑加重之規定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前刑法上開規定。

二、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財物，如果所交付者，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則其詐欺取財仍屬行使偽券之行為，不另成立詐欺罪。本件上訴人共同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提單，其目的在向銀行辦理押匯，套取貸款，使他人交付財物，揆諸上開說明，不另成立詐欺罪（此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60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及蔡錦韶指示、利用南吉公司內不知情之作業員、會計人員繕打製作不實之提單，而由蔡錦韶偽造萬泰公司經理人之簽名於上而偽造提單，向銀行辦理押匯，套取貸款，使銀行交付如附表一之押匯金額，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不另論詐欺取財罪，起訴法條原認被告尚另犯詐欺取罪，業經公訴檢察官更正此部分（見本院卷一第122 頁），附此敘明。又被告偽造萬泰公司經理人之署押、以及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等之低度行為，業已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就附表一多次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時間緊接，手法相同，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各係基於概括犯意為之，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連續犯規定，論以一罪，並加重其刑。

三、又被告犯罪時間雖於96年4 月24日以前，且經本院通緝後，迄至106 年6 月22日始入境臺灣到案，並未於96年12月31日以前自行到案，不合於中華民國96年罪犯減刑條例第5 條之規定，而不得依該條例減刑，且被告所犯之罪及經本院量處之刑，屬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第15款所定不得減刑之規定，併此敘明。

四、爰審酌被告為南吉公司之董事長，無視當時政府政策法令禁止直接投資大陸及通航，與蔡錦韶多次連續以偽造提單之非法手段，向金融機構押匯，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金融機構受騙而貸與款項，於投資大陸失利、財務困難並導致本案爆發後，被告與其配偶蔡錦韶未能出面積極與被害之金融機構處理後續事宜，反於91年8 月19日迅速出境，滯留國外多年未歸，並自陳至大陸後與臺灣南吉公司處理債務之員工都無聯繫（見本院卷二第79頁），經通緝後，被告之配偶已於96年12月26日返國接受司法審判，然被告迄至106 年6 月22日始返國接受司法審判，犯後僅以擔任掛名負責人輕易推託作為董事長應具實質監督之責任，難認犯後態度為佳；再審酌被告共同偽造提單之時間長達1 年多，且次數非少，惟依被告提出92年7 月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131 ～133 頁），關於出口押匯部分，放款未逾期及逾期金額均為0 ，故應認金融機構之損失嗣後經填補，及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有2 個女兒均已成年，為臨時工，月收入1 萬元，現與太太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部分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於104 年12月17日增訂第38條之1 條文，其中第1 項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3 項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5 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並同時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規定「中華民國104 年12月17日修正之刑法，自105 年7月1 日施行。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又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為105 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 條第2 項所明定。是刑法雖就沒收部分有所修正，然揆諸前揭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105 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後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而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合先敘明。

㈡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 條定有明文。復按使用信用狀之國際貿易，係進口國之進口商先向其往來之銀行支付一定成數之金額後，申請開給信用狀，持交出口國之出口商作為將來付款之擔保；出口國之出口商於取得信用狀後，因開狀銀行已擔保付款，乃將貨物裝載輸出。運送人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即出口商之請求，發給載貨證券，即國際貿易上所稱之提單；出口商於取得提單後，即可持提單、信用狀等相關文件，至與進口國開狀銀行相往來之出口國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貸款，出口國銀行於墊付貨款並取得提單等相關文件後，即持各該文件向進口國之開狀銀行，請求付款；進口國之開狀銀行於付款後，亦取得提單等相關文件。嗣進口商必須向開狀銀行辦理「贖單」後，始能持提單辦理通關手續及向運送人領貨，以完成國際貿易。

㈢被告共同偽造附表一所示之提單18份（包含其上偽造之萬泰公司經理人之英文簽名之署押），因已持向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即押匯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貸款，除附表一編號12、18所示之提單，因發現偽造而未獲國外開狀銀行支付外，其餘依上揭流程，上開銀行於墊付貨款後，再將上揭偽造之提單向如附表一所示之各國外開狀銀行提示並請求付款，故上開偽造之有價證券即提單18份暨其上偽造之署押等，除附表一編號12、18所示之提單經交通銀行向國外開狀銀行請求付款遭拒外，其餘已因向國外開狀銀行提示，而均不存在（於國內），另附表一編號18所示之提單，其實體文件已於美濃大地震中滅失，亦有京城商業銀行仁德分行（原南企仁德分行）107 年11月5 日（107 ）京城仁德分字第109 號函、本院公務電話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197 、203 ～205頁），故均不為沒收之諭知。惟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被告共同偽造之提單1 紙，其原本因未獲提示而仍存在（原本見原審㈠卷第69頁），既係偽造之有價證券，應依刑法第205 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諭知宣告沒收，至被告共同於附表一編號12所示提單上偽造經理人之署押部分，均係屬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已因偽造有價證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庸重複再為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意旨參照）。

肆、不另為免訴之諭知部分：

一、公意旨另以：被告與蔡錦韶為籌措資金，向上開銀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所需，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除偽造附表一所示之提單外，復由蔡錦韶指示、利用南吉公司內部不知情之已成年之會計人員，虛開無實際交易，且時間、交易項目、價格均不實之南吉公司之發票（INVOICE ），並在該公司之業務上作成之文書即包裝單（PackingList ）上填載時間、貨物明細、發票、船期等不實之內容，連同押匯聲請書，一同持向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而行使，並利用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辦理出口押匯融資貸款之人員僅作書面形式審查，並未與萬泰公司確認提單內容是否真正之機會，使交銀台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陷於錯誤，而同意貸放如附表一編號1 至18所示之押匯金額予南吉公司，足生損害於交銀臺南分行、南企仁德分行及南吉公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行使偽造之業務上不實登載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以及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項第3 款（發票部分）之規定等罪嫌。

二、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2 條第2 款定有明文。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95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另刑法施行法第8 條之1 亦規定：「於94年1 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查：

㈠ 被告行為後，追訴權開始進行，惟時效完成前，相關之刑法規定業已修正施行，其中刑法第339 條於103 年6 月18日修正公佈，並於同年月20日施行，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詐欺罪之法定刑度由原規定「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 元以下罰金」，提高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0,000 元以下罰金」，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上開修正對於刑罰權規範內容已生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屬刑法第2 條第1 項之法律變更。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之規定並非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法即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規定。

㈡另商業會計法第71條於95年5 月24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0000000000 號令修正公佈，並自公佈日施行，又修正前之舊法第71條第3 款規定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三、意圖不法之利益而偽造、變造會計憑證、帳簿報表內容或撕毀其頁數者。」，修正後之新法第71條第3 款則規定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以舊法之刑度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有利於被告之舊法處斷。

㈢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行使偽造之業務上不實登載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以及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項第3 款（發票部分）之規定等罪嫌，並從一重論以行為時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項第3 款罪嫌，其法定刑屬最重本刑5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0年，且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修正後同條款則加長為20年，且因連續犯刪除而併刪去此部分計算之時點規定，故比較新舊法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前開刑法施行法第8 條之1 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舊法計算其追訴權時效期間；另關於時效之停止進行及其期間之計算，亦應一體適用修正施行前刑法第83條之規定。再按追訴權之時效，如依法律之規定，偵查、起訴或審判之程序，不能開始或繼續時，停止其進行。前項時效停止，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與停止前已經過之期間，一併計算。停止原因繼續存在之期間，如達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各款所定期間4 分之1 者，其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修正前刑法第83條定有明文。又案經提起公訴，且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亦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38 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三、經查，依公訴意旨所示，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偽造之業務上不實登載文書罪、行為時刑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以及行為時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發票部分）罪嫌，並從一重論以行為時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之罪嫌，且被告如前開公訴意旨所示多次偽造發票以及向銀行辦理貸款等行為，均係基於概括連續犯意所為，應以91年5月1日（即如附表一編號18所示時間）向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仁德分行簽訂出口押匯貼現申請書並取得貸款金額為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

四、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92年11月21日向本院起訴而於同年12月16日繫屬於本院，嗣因被告逃匿，經本院於93年8 月6 日發布通緝，致審判程序不能開始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91年度偵字第9953號、92年度偵字第9655、12339號起訴書、南檢惟讓91偵009953字第71305號函及本院收文章、93年8月6日南院刑緝字第292、294號通緝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92年度金訴字第3號卷第1頁、第55頁）。茲計算本件追訴權時效期間如下：

㈠被告所涉犯罪最後行為日為91年5月1日。

㈡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16 條、第215 條行使偽造之業務上不實登載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以及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項第3 款（發票部分）之規定等罪嫌，並從一重論以行為時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項第3 款罪嫌，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 項第2 款、第83條之規定，其追訴權時效為10年加計4 分之1 ，追訴權時效期間為12年6 月。

㈢本件檢察官開始偵查日期為91年6 月6 日（見偵一卷第1 頁），至本院發佈通緝日93年8 月6 日，期間相距2 年1 月30日，依前揭大法官釋字第138 號解釋意旨，此時追訴權時效即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效進行問題，亦應予計入時效期間。另檢察官於92年11月21日提起公訴至92年12月16日繫屬本院，期間21日應予扣除。

㈣綜上，本件被告自犯罪終了日之91年5 月1 日起算，加計上開追訴權時效期間12年6 月及實施偵查、審判之停止期間2年1 月30日，並扣除檢察官起訴至案件繫屬本院之期間21日，本案追訴權時效應於105 年12月10日完成。

五、被告所犯之罪既已於通緝到案前罹於時效，揆之首揭規定，本應為免訴之判決，然此部分與前開起訴有罪部分，有牽連犯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伍、至於被告被訴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92年度偵字第7269號部分（以不實發票向10家銀行詐貸借款部分），業經本院以104 年度訴緝字第1 號為免訴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第28條、（修正前）第56條、第201條第1項、第205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提起公訴，經檢察官羅瑞昌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