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潘建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821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潘建宇於民國112年11月間某日經友人介紹其從事收取、轉交款項之工作後，雖知悉自己所收取之款項應係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且將因其收款及轉交之行為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詐欺之犯罪所得，竟猶不顧於此，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與真實姓名及年籍不詳、自稱「陳桂林」之人（下稱「陳桂林」）聯繫，並聽從「陳桂林」之安排從事詐騙集團內俗稱「面交車手」之收款工作。潘建宇即與「陳桂林」、不詳姓名及年籍之收水車手（下稱收水車手）、該詐騙集團其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之犯意聯絡，先由自稱「曹興誠」、「陳梓琳」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9日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吳清子聯繫，邀請吳清子加入名為「股市牛群」之「LINE」群組，佯稱提供股市行情，如下載「天聯資本」APP儲值進行股票投資，可穩定獲利，穩賺不賠云云，致吳清子陷於錯誤，乃配合於下述時、地交付款項；潘建宇則依「陳桂林」之指派，在統一超商某門市列印如附表所示之收據，並於該收據之「經辦人員簽章」欄偽簽「洪建廷」之署名、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交付之偽造「洪建廷」印章蓋印於其上，而共同偽造上開收據（私文書）後，於112年11月14日10時44分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1樓，佯裝自己為天聯資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聯資本）之員工（起訴書贅載潘建宇出示天聯資本工作證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刪除），向受騙之吳清子收取現金新臺幣（下同）60萬元，同時交付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收據與吳清子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吳清子、「洪建廷」及天聯資本。潘建宇收取上開款項後，旋前往位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麥當勞」速食店廁所內，自行於上開款項中拿取車資等費用5,000元，再由收水車手取走其餘款項上繳；潘建宇遂以上開分工方式與「陳桂林」、收水車手、該詐騙集團其餘成員共同向吳清子詐取60萬元得逞，並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

二、嗣因吳清子發覺遭騙報警處理而將上開收據交付員警蒐證，經警採證比對其上指紋與潘建宇之檔存指紋相符，乃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三、案經吳清子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按本件被告潘建宇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認定本件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即被害人吳清子於警詢中證述遭詐騙之過程明確（警卷第51至72頁），且有如附表所示之收據扣案足憑，亦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卷第93至96頁）、113年2月19日刑紋字第1136016193號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警卷第103至126頁）、告訴人遭詐騙另行簽署之佈局合作協議書影本（警卷第131頁）、如附表所示收據之影本（警卷第135頁）、告訴人與不詳詐騙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警卷第149至16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又詐騙集團以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指派俗稱「車手」之人向被害人收取並輾轉轉交款項以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犯罪所得，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已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機關在各公共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廣為宣導，是上情應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故如刻意支付對價委由旁人代為出面收取並轉交款項，顯係有意隱匿而不願自行出面收款，受託取款者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集團犯罪之不法所得，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方式要求代為收取並轉交不明財物，衡情當知渠等係在從事詐欺等與財產有關之犯罪，憑此隱匿此等犯罪所得等節，均為大眾週知之事實。查被告依「陳桂林」指派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已係成年人，其心智已然成熟，具有一般之智識程度及相當之社會生活經驗，對於上開各情自知之甚詳；且被告與「陳桂林」素不相識亦未曾謀面，原無任何信賴基礎，竟僅須依從要求從事甚為容易之收款、轉交行為即可輕易賺取報酬，顯屬可疑，實非一般會計或財務工作之常態。況被告未曾受僱於天聯資本，卻仍假冒「洪建廷」之名義，偽以天聯資本員工之身分對外收取款項，益見被告為前開收款行為時，對於自己所收取之財物應係詐騙集團犯罪之不法所得，且將因其代為收取並轉交款項之行為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詐欺犯罪所得等情，當已有充分之認識。而被告既已知悉上開情形，竟僅為賺取報酬，仍依「陳桂林」之指派出示偽造之收據向告訴人收取款項後再行轉交，以此實施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堪信被告主觀上除有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之犯意外，同時亦具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故意，其所為均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共同參與上開犯行至明。

㈢另以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騙之犯罪型態，自對被害人施行詐術、由車手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取贓分贓等各階段，乃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犯罪型態，通常參與人數眾多，分工亦甚為細密等事態，同為大眾所週知，且相關詐騙集團犯罪遭查獲之案例，亦常見於新聞、媒體之報導；依前述被告之智識程度、生活經驗，對上情當亦有清楚之認識。而本案除被告、「陳桂林」、收水車手外，尚有實際向告訴人施行詐術等其他詐騙集團成員，客觀上該集團之人數自已達3人以上，被告所從事者復為集團中收款、交款之工作，其同時接觸者亦即有「陳桂林」、收水車手等2人，衡情被告應已知該詐騙集團之分工細密，具備3人以上之結構，其猶聽從「陳桂林」之指派參與前述收款及轉交行為以獲取報酬，主觀上亦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故意無疑。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為洗錢行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而依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者均屬洗錢行為，其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應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本案洗錢行為而言，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之「從舊從輕」原則及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所定標準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果，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有期徒刑之上限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後之法律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次按行為人如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或移轉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甚或交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依新法（指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000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下同）規定，皆已侵害新法之保護法益，係屬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尚難單純以不罰之犯罪後處分贓物行為視之。又倘能證明洗錢行為之對象，係屬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依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以虛偽之文字、符號在紙上或物品上表示一定用意之證明者，即謂之偽造。偽造文書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倘社會一般人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者，不論文書所載名義人是否真有其人，或文書名義人有可能為該行為，亦不影響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488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偽造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無須真有其人，只要其所偽造之文書，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雖該名義人係出於虛捏，亦無妨害偽造文書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32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陳桂林」等人所屬詐騙集團之不詳成員係以事實欄「一」所示之欺騙方式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依指示交付款項，即屬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舉。被告於該集團擔任面交收款之車手，以「Telegram」與「陳桂林」聯繫，依「陳桂林」之指派先至統一超商某門市列印如附表所示之收據，又在該收據上偽簽「洪建廷」之署名、蓋用偽造之「洪建廷」印章，以此方式偽造該文件，藉此表彰其受天聯資本指派收款並以該收據為憑據之意，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被告為上開詐騙集團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並交付上述偽造之收據與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洪建廷」及天聯資本，更顯已直接參與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取得上述詐欺款項之構成要件行為，應以正犯論處。且被告此等收取款項後轉交與收水車手之行為，復已造成金流斷點，亦該當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構成要件。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起訴書贅載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刪除；參本院卷㈢即本院114年度訴緝字第110號卷第65頁）。

㈣被告雖係加入「陳桂林」等人所屬之詐騙集團組織而對告訴人違犯上開犯行，但本件並非被告在該等詐騙集團組織內所為之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且被告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亦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09號判決在案乙節，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附卷可考（本院卷㈠即本院114年度金訴字第80號卷第105至112頁），為避免過度評價，尚無從就其對告訴人所為之上開犯行再次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78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起訴意旨亦未論究被告涉犯此部分罪名，併此指明。

㈤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縱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3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違犯上開犯行時，縱僅曾依「陳桂林」之指派向告訴人行使偽造之收據而收取、轉交款項，然被告主觀上已知悉自己所為係為詐騙集團收取、轉交犯罪所得及隱匿此等詐欺所得，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陳桂林」、收水車手、該詐騙集團其餘不詳成員之間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直接或間接之犯意聯絡，且均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本案，自應就其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各自分工而共同違犯之上開犯行均共同負責；是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就上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如附表所示收據上之印文、署名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等偽造私文書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對告訴人所為之上開犯行，係基於1個非法取財之意思決定，以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私文書、收取及轉交款項之手段，達成獲取告訴人財物並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3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雖係於被告行為後始制定並生效施行，然其所犯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即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惟因被告於警詢中仍辯稱其一開始真的不知道所參與的是詐欺集團的詐騙行為云云（參警卷第15頁，未經偵訊），亦未自動繳交後述之犯罪所得，即未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減刑要件，無從據以減輕其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仍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穩定經濟收入，僅因貪圖私利，即甘為詐騙集團成員吸收而從事「面交車手」工作，與其餘詐騙集團成員共同違犯上開犯行，實無足取，被告所擔任之角色復係使該詐騙集團得以實際獲取犯罪所得並隱匿此等金流，於該詐騙集團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亦使其他不法分子易於隱藏真實身分，減少遭查獲之風險，助長詐欺犯罪，同時使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而難於追償，侵害他人財產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殊為不該，惟念被告違犯本案前尚無因犯罪遭判處罪刑之刑事前案紀錄，犯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不諱，兼衡被告於本案中之分工及涉案情節、經手之款項金額、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情形，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入監前從事工地工作，無人需其扶養（參本院卷㈢第74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自應逕行適用上開沒收規範。查被告所犯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業如前述；如附表所示之偽造收據則屬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品，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該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且本院既已諭知沒收上開文件，自無須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之偽造之印文、署名。至偽造之「洪建廷」印章因於另案查扣且業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09號判決宣告沒收（參本院卷㈠第105至112頁），故不重複為沒收之諭知。

㈡被告自承其於本案中已獲得車資等費用共5,000元（參警卷第13頁，本院卷㈢第65頁），雖該等款項非以報酬為名，仍屬被告所有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上述沒收不影響於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㈢末按犯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該法第25條第1項已有明定。上開規定雖採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惟參諸該條項之修正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故為上開增訂；另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均仍有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51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以上開犯行隱匿之詐騙所得（洗錢之財物）未經查獲，復無證據足證被告曾實際坐享除上開犯罪所得外之洗錢之財物，如逕對其宣告沒收全部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故不予宣告沒收。

㈣其餘扣案物品或僅具證物之性質，或與被告之上開犯行無關，無從以本判決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19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11條、第28條、第216條、第210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逸玲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