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武宗

上列被告因毀損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調偵字第 3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Ａ０４於民國115年1月2日下午14時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行車糾紛，雙方發生口角後，Ａ０４復騎乘本案機車在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與府前路1段追趕Ａ０２並持手電筒敲打其安全帽，致安全帽破損，足生損害於Ａ０２。

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部分本判決用以認定被告Ａ０４有罪之供述證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46頁），且被告、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案之非供述證據又核無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及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上開毀損犯行，訊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警卷第6頁、本院卷第4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中之證述內容相符，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安全帽照片、行車紀錄器錄影翻拍照片、本案機車、手電筒照片等件附卷可查，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行車糾紛，不知理性處理，竟持棍型手電筒毀損告訴人所有之安全帽，造成告訴人受有損害，顯見被告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實不足取，衡以被告之前科素行（本院卷第11至15頁）；被告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彌補所受損害之犯罪態度；本案安全帽價值受減損之程度；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告具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之健康情形（本院卷第53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經濟、需撫養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本院卷第4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扣案棍型手電筒1支（本院卷第39頁），係被告所有，且為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警詢中所坦認（警卷第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４於115年1月2日下午14時5分許，騎乘本案機車，行經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與Ａ０２發生行車糾紛，Ａ０４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等語辱罵Ａ０２，足以貶損Ａ０２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又起訴書固以被告所犯毀損及公然侮辱犯行，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然經公訴人當庭更正，認為被告所涉犯行應為公然侮辱罪及毀損罪，兩罪併罰（本院卷第46頁），附此敘明。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是以抽象語言表達對他人之貶抑性評價。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雖會造成其心理或精神上不悅，然就社會名譽而言，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其社會評價實未必會因此就受到實際損害。且此等負面評價性質之侮辱性言論，縱令是無端針對被害人，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加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並支持或提高對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此即社會輿論之正面作用及影響，也是一個多元、開放的言論市場對於侮辱性言論之制約機制。是一人對他人之公然侮辱言論是否足以損害其真實之社會名譽，仍須依其表意脈絡個案認定之。如侮辱性言論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即未必須逕自動用刑法予以處罰。且憲法固然保障人民之名譽權及其人格法益，但亦不可能為人民創造一個毋須忍受他人任何負評之無菌無塵空間。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之一，本即包括一人對於他人之有爭議言行給予評價，並透過此等評價對該人形成壓力，以促其停止、改善或採取補救措施，此亦即社會輿論之正面功能所在。再者，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是以刑罰處罰公然侮辱言論，必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該言論對於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經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尤其是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因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從而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而具有反社會性，始屬相當（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39、40、49、54、56、63段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被告於警詢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警詢中之證述，及案發現場行車紀錄器影像截圖、錄影光碟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我是因為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是我切過去，他被嚇到，我也被嚇到，我就順口說出三字經等語（本院卷第47頁）經查：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有對告訴人口出三字經之粗鄙言詞乙節，惟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被告騎乘之本案機車自我左側向右行駛欲超車且未打方向燈，因我與旁邊之自小客車離 很近，我認為本案機車與我距離過近，可能有碰撞之虞，故向本案機車鳴按喇叭，被告隨即以臺語「幹你娘」辱罵我，並臨停於道路旁等語（警卷第10頁），可徵被告係在遭告訴人按鳴喇叭後，隨即口出三字經，並非雙方於口角中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而為，是被告辯稱其因為嚇到了，順口說出三字經等語，應堪信採。

㈡依被告之表意脈絡整體觀察，亦即本案事發之前因後果、對話場景，與前後內容觀之，被告所為用字遣詞或使告訴人感到不快反感，然被告係因遭鳴按喇叭而口出惡言，主觀上難認有意以口出三字經藉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再者，行車發生糾紛，雙方口出惡言乃常見情形，並非對他人口出三字經即會生貶損他人名譽之效果，再加以被告並非多次對告訴人口出三字經，而公然侮辱罪是否違憲，經憲法法庭作成司法解釋，認為應依個案之表意脈絡，審究該言論對於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經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始屬當之，顯已相當限縮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洵此，本件尚難逕認被告主觀上有公然侮辱告訴人之犯意，客觀上有生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人格受到貶損之情形。

㈢綜上，本件被告對告訴人口出三字經等語，與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要件有間，應屬行為不罰，爰依法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３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