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秋雲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3066號、114年度偵字第3386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係經被告林秋雲於本院為有罪之表示，而經本院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合先敘明。

二、犯罪事實：林秋雲於民國114年6月間，加入通信軟體LINE暱稱「林誠儒」、「Chen Lin龍」及其他真實姓名與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並由林秋雲擔任面交車手，負責依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向被害人收取遭詐騙之款項（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619號判決判處罪刑，非本案起訴範圍）。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及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先由所屬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對如附表所示被害人徐千涵、吳明琼施以附表所示詐術，致其等分別陷於錯誤，而與渠等約定時間、地點交付投資款。林秋雲隨即依照「林誠儒」指示，以「林誠儒」傳送之資料在統一超商某門市列印如附表「出示項目」欄所示之收款文件與工作證，而共同偽造上開收款文件與工作證，並於附表「面交時間」欄所載時間，到達附表「面交地點」欄所載處所，向附表所載對象，出示工作證供各該對象閱覽而行使之，藉此假冒為各該出示項目公司之員工，向被害人收取「面交金額」欄所載款項，同時交付收款文件與被害人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附表所示被害人及附表所示出示項目之公司。林秋雲收取上開款項後，並旋分別在上開各收款地點附近，將所收取之款項置放在指定地點，俾「林誠儒」派員拿取後上繳，其中附表編號1部分，林秋雲並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2千元。林秋雲遂先後以上開分工方式與「林誠儒」、該詐騙集團其餘成員共同向徐千涵、吳明琼詐取財物得逞，並共同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

三、本件證據除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㈡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其中該條例第43條前段固經修正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惟前開規定係將符合一定條件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提高法定刑度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被告就附表編號2行為時使告訴人吳明琼交付125萬元款項，則尚不符上述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自不得逕行適用被告行為時所無之前開規定論罪處罰，特予指明。

㈢被告與「林誠儒」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在附表編號1、2收據上，偽造如附表「出示項目」欄所載之各該公司與負責人印文，分別為其等偽造上開收據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其等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則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16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縱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23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違犯上開犯行時，縱僅曾依「林誠儒」之指派向附表編號1、2所示之各被害人行使偽造之工作證、收款文件，而收取款項後再行轉交，藉此獲取報酬，然被告主觀上已知悉自己所為係為詐騙集團收取、轉交犯罪所得及隱匿此等詐欺所得，堪認被告與「林誠儒」、該詐騙集團其餘不詳成員之間均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直接或間接之犯意聯絡，且均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本案，自應就其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各自分工而共同違犯之上開犯行均共同負責；是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就上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對附表編號1、2所示之各被害人所為之上開犯行，各係基於1個非法取財之意思決定，以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偽造特種文書及私文書後持以行使、收取及轉交款項之手段，達成獲取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各被害人財物並隱匿犯罪所得之目的，具有行為不法之一部重疊關係，各得評價為一行為；則被告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4個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復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所犯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況詐欺集團成員係就各個不同被害人分別施行詐術，被害財產法益互有不同，個別被害事實獨立可分，應各別成立一罪，而予以分論併罰，自不能以車手係於同一時地合併或接續多次提領款項為由，而認其僅能成立一罪（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564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與前述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對附表編號1、2所示之各被害人所為之上開犯行，各係於不同日期對不同被害人分別違犯，應認各次犯行之犯意有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於115年1月21日公布修正，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第1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2項），依修正前規定，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必減），修正後行為人不僅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是否減輕其刑有裁量空間（得減）。比較新舊法結果，新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仍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查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認罪，而被告於本院供稱附表編號1該次有取得報酬2千元，附表編號2則因取款完畢後，於同日向其他被害人取款時為警當場逮捕，因此未取得報酬等語；而被告於114年6月24日晚間向其他被害人取款時，為警當場逮捕乙情，有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619號判決在卷可參，是被告供稱附表編號2部分並未取得報酬應屬可信，則就附表編號2部分，無證據可認被告為本次犯行之過程中獲有犯罪所得，是尚無從繳交犯罪所得，就附表編號2部分爰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另附表編號1部分，被告並未繳回犯罪所得，自與上開減刑要件不符。

㈧關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於量刑審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明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且就附表編號2部分，無證據證明已獲取犯罪所得，業如前述，原應就附表編號2所犯一般洗錢犯行，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其所犯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是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謀求正當工作，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加入詐欺集團擔任俗稱「車手」之角色，並出具不實之文書、工作證，與詐欺集團其餘成員共同為本案犯行，所為侵害他人財產安全及社會治安，助長原已猖獗之詐騙歪風，所為應受一定程度之刑事非難；復考量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係擔任收款之下層角色，相較於隱身幕後之出資者或籌組、指揮詐欺集團等核心成員，被告所參與之犯罪情節應屬次要；參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有悔意，附表編號2所犯洗錢犯行合於前述減刑規定；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損害，被告向告訴人徐千涵拿取之金額為35萬元、向告訴人吳明琼拿取之金額為125萬，其所造成之犯罪損失情形；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暨其自陳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又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所犯本案各罪雖為數罪併罰之案件，然被告除本案外，另有多件加重詐欺取財案件現由法院審理中或已審結判處罪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而與被告本案所犯之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況，揆諸前開說明，認應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為宜，爰不予定應執行刑。

五、沒收部分：

㈠按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如附表編號1、2「出示項目」欄所示之收款文件與工作證，係用以取信各該被害人之犯罪工具，自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收款文件上印文均係偽造，原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然前開收款文件既經諭知沒收，則前開偽造之印文，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又附表編號1、2之收款文件與工作證並未扣案，然其不法性係在於其上偽造之內容，而非該物本身之價值，若宣告追徵，實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規定，不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就附表編號1犯行有取得2千元之報酬，則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又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附表編號1、2取得之款項35萬、125萬元，固屬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洗錢財物，惟上開款項被告取得後已依集團成員指示，交與指定之對象，該洗錢標的並非被告所得掌控、支配，若再對被告宣告沒收全部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旻諺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