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度易字第684號｜刑事：詐欺｜裁判日期：102 年 05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易字第684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春風（原名黃泓霖）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年度調偵字第63 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黃春風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春風（原名黃泓霖）係百福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址設臺北市○○區○○街000號1樓，下稱百福山公司），明知其代表百福山公司與葛念蕙於民國94年3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因未於契約期限內履行應繳納稅金、罰鍰之義務，致葛念蕙已於95年10月2日以律師函通知黃春風買賣契約已因其違約而失效，故黃春風及百福山公司均並未取得葛念蕙繼承其母葛王玉英所有之私立國榮孝園公墓土地所有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99年5月27 日，以百福山公司為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自居，將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地號內之10坪墓地（下稱「本案土地」，編位祖祥作東區單穴第6-7 位，係葛念蕙繼承其母葛王玉英所有之私立國榮孝園公墓用地之一部），以新臺幣（下同）155 萬元出售與何東州，且為掩飾其無法將土地移轉登記至何東州名下，復向何東州佯稱：需集合更多買家購買其他土地一併過戶為由，於雙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書第11條，約定「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書後3 年內辦理土地持分過戶」，致何東州陷於錯誤，誤以為黃春風為有權處分本案土地之人，而於同年6 月8 日付清上開買賣價金155 萬元及管理費用10萬元（共計165 萬元）。嗣何東州於本案土地上施作先人墳墓完成，於100 年3 月間，接獲案外人陳育菱對其提起拆墓還地之訴（葛念蕙業將該土地於99年6 月2 日出售與陳育菱），始查知百福山公司並非本案所有權人而受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二、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臺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若行為人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則不得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46年臺上字第260 號判例）。至於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遲延給付責任，尚不得據此債信違反之客觀事態，而推定債務人原有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之犯意（最高法院83年度上易字第4895號、85年度上易字第1579號判決均可供參考）。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臺上字第1300號判例參照）；且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3326號判決參照）。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何東州之指訴、證人葛念蕙、劉雪珠之證述、99年5 月27日百福山公司與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約書、陳育菱於100 年3 月8 日對告訴人提之民事起訴狀、臺北縣金山鄉國榮孝園公墓之查詢結果、92年12月24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協議書、93年4 月6 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增補協書、94年3 月11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買賣契約書、94年10月21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約定書、廖年盛律師事務所95年10月2 日95年度盛字第014 號函、98年6 月16日百福山公司對本案土地及建物等人提起詐欺等告訴之刑事告訴（發）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8年度偵字第20643 號起訴書、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0 年度基簡字第264 號民事判決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出售本案土地予告訴人，並簽訂買賣契約書，且於契約中約定「簽約後3年內辦理本案土地持分過戶」，迄今尚未辦理土地移轉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很誠心誠意的要賣土地給告訴人，且我認為依據94年3月11日百福山公司與葛念蕙所簽訂的買賣契約，我有權銷售本案土地。只是因為葛念蕙詐欺我，不依約移轉土地給我，所以我才無法履行過戶。簽約時我有跟告訴人說是因為稅金問題在訴訟中，所以要等將來土地取回後，才能在締約3年內過戶給告訴人。在同段時間內，我除銷售墓地給告訴人外，亦曾銷售給杜國民、蔡旻諭、叢新滋等人，也都有跟他們說明原因，我沒有必要欺騙告訴人等語。經查：（一）被告為百福山公司代表人，與國榮孝園公墓所有權人葛念蕙間有土地買賣糾紛：查葛念蕙為葛鑽、葛王玉英之獨生女，葛鑽、葛王玉英則為位在臺北縣金山鄉國榮孝園公墓之原所有權人。茲因葛鑽、葛王玉英先後於87年、91年間去世，而葛念蕙為唯一繼承人，就國榮孝園公墓之遺產產生鉅額遺產稅待繳；又因葛鑽、葛王玉英生前與紫金山興業有限公司間之「私立國榮孝園公墓經營開發土地使用權經銷契約」民事糾紛，在台北、基隆等地方法院仍在涉訟中，均亟待解決。葛念蕙遂於92年12月24日，經由廖年盛律師之見證下，先由被告代表紫金山公司與葛念蕙間達成和解，再由被告代表百福山公司與葛念蕙簽訂國榮孝園公墓買賣之「協議書」乙紙，雙方約定葛念蕙將預定繼承之國榮孝園公墓土地出賣與百福山公司，百福山公司則需代葛念蕙繳納因葛鑽、葛王玉英去世所生之遺產稅、贈與稅、綜合所得稅、滯納金、罰鍰等一切稅捐，並另應支付葛念蕙1 億元價金。繼於93 年4月6 日復就遺產稅免除稅額問題，雙方另訂立「增補協議書」；94年3 月11日再依前開協議書、增補協議書之約定，簽訂正式之「買賣契約書」乙紙，且依該買賣契約書第6 條約定「乙方（百福山公司）在契約期間除須履行契約，同時得繼續開發、經營、銷售；同時乙方應承受甲方（葛念蕙）與紫金山興業公司之權利義務。」、第10條約定：「本買賣契約簽訂後，若有第三者向紫金山興業有限公司求償或其他權利主張，則乙方應自行處理。除紫金山興業有限公司銷售期間（即85年5 月16日訂定經營開發土地使用權經銷契約前）之外，若有第三者求償，則由甲方負完全責任。」等語，其後並於94年7 月10日在廖年盛律師見證下，又由葛念蕙開具「同意書」，明文約定：「依貴我雙方於民國94年3 月11日所訂立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 條：【乙方（百福山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契約期間，除須履行契約，同時得繼續開發、經營、銷售】，特立此同意書以茲證實無誤。」乙紙，交付被告收執。以上均有92年12月24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協議書、93年4 月6 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增補協議書、94年3 月11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買賣契約書、94年10月21日葛念蕙與百福山公司簽訂之約定書等附卷可稽。惟94年3 月11日之買賣契約簽訂後，因雙方屢為契約之履行多所爭執，葛念蕙認為被告始終未能依約定期限支付款項，且支票經常退票，又屢屢請求展延，顯然誠信與支付能力有所不足；被告則自認已依買賣契約支付葛念蕙共達4,820 萬元，只餘180 萬元未付，而該給付180 萬元之支票葛念蕙又故意拒絕受領；且葛念蕙已違反買賣契約第9 條須無條件配合用印之規定，致葛王玉英名下土地未能順利移轉予百福山公司，從而影響百福山公司貸款取得資金之計畫，才造成支票退票等情，互相歸責，亦有被告95年5 月19日、同年9 月13日所發給葛念蕙之存證信函二紙在卷可參（參見本院審理卷第108-118 頁、第119-124 頁）。而被告發送95年9 月13日存證信函未久，葛念蕙即於同年9 月29日、10月2 日二度委請廖年盛律師發函給百福山公司，以被告未依買賣契約第5 條第1 項約定，在買賣契約簽訂後（94年3 月11日）之1 年6 個月內（95年9 月11日）完成繳清遺產稅、滯納金、罰鍰等事宜，又未履行立即支付3 千萬元以展延3 個月期限之約定，「視同被告違約」，不得再對私立國榮公墓土地之一切權利為任何主張。因被告接受上開律師函後，因認葛念蕙係不合法之片面解除契約，故於95年10月11日亦委請張權律師發函向葛念蕙主張買賣契約仍屬有效，並同時要求葛念蕙依約履行；嗣於96年3 月5 日，因葛念蕙又委託律師撤回有關遺產稅罰鍰之行政訴訟，被告乃於96年3 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通知葛念蕙，表示撤回行政訴訟對其已造成相當損害，且要求葛念蕙應依約繼續履行，否則「應負所有後果，本公司除將依貴我雙方所訂定之買賣契約第8 條內容，視同支付貴方之買賣價金外，其造成之損害如承諾代理人之高額酬金、違約金及所有賠償責任等，均由貴方負完全責任」等語。自此雙方協議完全破裂，並互相提起刑事訴訟，其間，被告先於98年6 月16日對葛念蕙等人提起詐欺、偽造文書及違反稅捐稽徵法等罪嫌之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99年10月8 日提起公訴，由本院審理中）；葛念蕙亦於98年9 月15日對被告提起竊佔罪之刑事訴訟（經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駁回交付審判之聲請確定）等情，亦有廖年盛律師事務所95年9 月29日、10月2 日之律師函、被告95年10月11日律師函、96年3 月21日之存證信函（本院卷第139 頁至第141 頁、第142 頁至第144 頁）、98年6 月16日百福山公司對葛念蕙等人提起詐欺、偽造文書等告訴之刑事告訴（發）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98年度偵字第20643 號起訴書、葛念蕙對被告提起竊佔之刑事訴訟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8年度偵字第21701 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99年度上聲議字第117 號駁回再議處分書、本院99年度聲判字27號裁定等在卷可參（見100 年度他字第6188號偵查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87頁反面至第89頁、第92頁至第93頁反面、第94頁、第95頁、101 年度偵續字第47號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100 年度他字第6188號卷第56頁至第69頁）。（二）被告之經營、銷售國榮孝園墓地，主觀上並無違法的認識與故意：徵諸上述，被告與葛念蕙間，因就遺產稅及私立國榮孝園公墓間之買賣糾紛，雙方業有多年之爭議，且彼此興訟多年，然核彼二人雖互有提起刑事告訴，然始終未對系爭國榮孝園公墓之開發、經營、銷售權限，提起確認債權關係存在與否之民事訴訟。按被告本為紫金山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在葛鑽、葛王玉英死亡前，業已長期經營私立國榮孝園公墓對外之開發、經營與銷售，此有葛鑽、葛王玉英與紫金山公司在85年5 月16日經臺北地方法院公證之「私立國榮孝園公墓經營開發土地使用權經銷契約書」乙紙在案可參，而葛念蕙與紫金山公司於92年12月24日所簽立之和解契約即是由被告代表「紫金山公司」簽訂和解書乙節自明。而被告於92年12月24日之同日，復以「百福山公司」代表人之身分與葛念蕙訂定買賣契約，且在契約第6條、第10條復明定由被告代表百福山公司繼續國榮孝園公墓之對外開發、經營、銷售業務，葛念蕙並特別開具「同意書」乙紙交付被告收執等，均業如前述，則葛念蕙雖曾於95年9 月29日、10月2 日委請廖年盛律師二度發函給百福山公司，表示契約失效（或解除），然被告既亦於同年10月11日委請張權律師發函主張買賣契約仍屬有效，且於次年之96年3 月21日再度以存證信函要求葛念蕙應依約繼續履行，明示該契約仍然存在有效之基本立場，則葛念蕙縱使不就買賣契約是否繼續有效進行確認，然至少即應對該經營、銷售墓地之權利是否繼續存在，提出民事訴訟藉以確認並予澄清，惟依卷附事證及證人葛念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第103 頁），顯然葛念蕙除曾對被告提起涉嫌竊佔之刑事告訴外，並無其他之積極回應，且明知被告仍持續在國榮孝園公墓上設有招待所、派駐管理員，並有大型之公開牌示等，卻未出面制止，任由被告繼續管理、經營並銷售本案土地，則衡諸常情，被告既自85年紫金山公司存在期間，即負責國榮孝園公墓之經營、銷售，92年間又代表百福山公司與葛念蕙間成立買賣契約從而繼續經營、銷售，則迄本件告訴人何東州於99年5 月27日買賣本案土地時止，已逾15年之久，而有關葛念蕙所提起之刑事竊佔告訴，葛念蕙係遲至98年9 月15日始對被告提起，且依該確定之不起訴處分理由，檢察官係認為「…是縱告訴人（葛念蕙）已於95年9 月29日通知百福山公司解除買賣契約，惟被告主觀上認為係因告訴人不配合辦理以實物抵繳遺產稅而無權解除雙方之買賣契約，故仍依該契約第5 條持續銷售國榮公墓之墓地予他人之行為，難認有何不法所有之利益，核與刑法竊佔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刑法上之竊佔罪相繩。…」等語，並經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予以肯認，是在此情形下，被告對其繼續於私立國榮孝園公墓從事墓地之經營、銷售，並無違法性之認識，即非無依據。而葛念蕙與被告間之買賣契約，雖就葛念蕙方面固已明確表態契約效力業已中止或解除，然就被告方面卻始終否認該片面解除契約之效力，仍認為雙方契約繼續存在且有效，並期待繼續履行契約條件以取得國榮孝園之墓地之立場，亦甚為顯然。是不論雙方在本件契約之履行上孰是孰非，然既是相互歸責，且又有同時履行抗辯之請求夾雜其間，則在未經民事法院確定裁判前，被告辯稱：我始終認為葛念蕙之片面解除契約並非合法，該契約仍屬有效，故我本於契約繼續經營、管理並銷售國榮孝園公墓之墓地，並未違法等語，即洵非無據。（三）被告並未施行詐術，告訴人何東州亦未因而陷於錯誤： ⑴ 查百福山公司係於99年5 月27日將本案土地以155 萬元出售與告訴人，並於雙方簽訂之買賣契約書第11條約定「雙方於簽訂本契約書後3 年內辦理土地持分過戶」，嗣告訴人於同年6 月8 日付清上開買賣價金及管理費用10萬元，共計165 萬元後，在本案土地上亦已施作先人墳墓完成。而該10坪墓地所在位置（000-00地號），原係位於台北縣○○鄉○○段○○○○段00000地號土地之一部，因上開 000-0地號土地係於99年5月19日、99年5月26日始經葛念蕙與陳育菱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土地移轉所有權契約書，並於99年6月2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99 年12月2日進行分割後，始新增該000-00地號土地，並於 100年3月間，方經新的土地所有權人陳育菱對告訴人提起拆墓還地之訴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99年5月27日百福山公司與告訴人簽訂之買賣契約書、陳育菱100年3月8 日對告訴人提起之民事訴訟狀在卷可參（見100度他字第 6188號偵查卷第5頁至第11頁、第12頁至第13頁）。而上開125-1地號土地經葛念蕙賣給陳育菱，雖係於99年6月2 日完成移轉登記，然距被告將000-00地號墓地賣給告訴人何東州之時間極為接近，且不論被告或告訴人何東州對此土地之移轉均不知悉，葛念蕙與陳育菱亦未就上開買賣、移轉土地之事實告知被告及告訴人，亦經被告與證人葛念蕙於本案供證明確。是被告係在不知該土地業已由葛念蕙名下移轉給陳育菱之情形下，進行並完成與告訴人何東州間之交易，亦屬可採。 ⑵ 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我當初到金山墓園去看，那邊有一個小招待所，當地的管理員要我到臥龍街找被告談，因為被告是百福山公司的負責人，所以我就找被告談，有畫位置圖，談價金時，我有跟被告殺價，後來達成協議，以155 萬元購買，當時被告說這塊地是他合法經營的，但沒有跟我說這一塊土地有糾紛，我不知道土地的所有權不是被告，因為墓園的招牌，都是被告公司的，當時被告是跟我講，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買這塊土地，他要在這3 年的時間內，多找一些買家，集中更多人去分割，一起辦理比較方便，被告說這樣公司代書辦理跟操作時較方便，是後來我將先人的骨灰放入時，被陳育菱告，我才知道這土地有糾紛，如果被告有跟我說土地有糾紛，我才不會買」等語（見101 年度偵續字第47號偵查卷83頁、第84頁、第91頁），然於本院審理時又證稱：「我偵查中提到被告說要集中更多人去分割，對被告而言比較有利，公司代書辦理、操作時比較方便等語，是我的猜測，可能他去找代書的時候會比較省錢，其實我也不大清楚，我不確定被告有無跟我提到是為了要節稅，才要集合眾人一起辦理過戶」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可認被告於締約時，僅有向告訴人表示其為合法經營，並未告知其擁有土地之「所有權」，且雙方既於買賣契約第11條記載「持分過戶」，則應僅為土地應有部分之移轉，並非單筆土地之所有權移轉，即無所謂需先辦理「分割」，以移轉「應有部分」之必要，是告訴人所證：被告說要找多一點買家，再一起集中辦理云云，除其前後陳述業已矛盾外，核其內容亦與契約條款有所不符。另證人即告訴人之配偶劉雪珠於偵訊時雖證稱：「我跟告訴人去被告的公司談時，他沒有拿東西給我們看或說這塊地有糾紛，被告跟我們說3 年內可以過戶，所以我們完全信任他，我確定被告當時有跟我們保證買了這塊地可以安置骨灰罈，我們就是相信這個話，所以骨灰罈已經放置了」等語（見101 年度偵字第47號偵查卷第92頁），在本院審理時復證稱：「本件土地買賣交易過程，我都有參予，買的時候約定3 年內才辦理過戶，因為被告說我們買的那塊土地，買的人數還不夠，他要等到足夠的人數才能全部一起辦理過戶，他完全沒有說過是因為稅金的問題，也完全沒有說到他跟葛念蕙之間的所有權爭議，沒告訴我們這塊地有糾紛，被告沒有跟我們說是稅金繳納的問題需要一些時間。我們是因為看到百福山的招牌立在土地上，而且也有管理員，所以一直以為被告公司是合法的，才會去找被告談，一起辦理過戶的好處，是因為被告可以節稅，他沒有跟我們談到稅金問題，只有談到3 年的時候要過戶是一起過戶，代書那邊會比較便宜」等語（見本院卷第71頁）。然查，本件買賣契約，既已約定簽約後3 年內辦理土地持分過戶，顯見買方已放棄同時履行抗辯權，與一般不動產買賣之交易習慣不同，足認本件買賣當時即存有無法立即過戶之特殊原因，則告訴人應無可能在被告未說明原由之情形下，即同意如此之約定，而依契約第11 條約定，代書費用本即係由甲方（即告訴人）支付，與被告之利益無涉，是被告並無需待多位買家一起辦理過戶俾供節稅、節費之必要，從而告訴人及證人劉雪珠前開所證，即均有違常理，難以遽採。 ⑶此外，參諸被告在葛念蕙解除契約後，確實另有出售本案左近墓地予證人杜國民、蔡旻諭、叢新滋等人之事實，亦據證人杜國民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於96年4 月跟我做墓園買賣時，有在契約第11條約定1 年後辦理過戶，他有跟我說明是因為他要負責把葛念蕙那邊的稅金處理後，葛念蕙才會把土地過戶給他，而我想既然墓園是被告在經營，且他跟葛念蕙間有契約在，我父親又可以遷葬，所以就同意如此之約定等語（見本院卷第160 頁至第161 頁）；證人蔡旻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在96年2 月27日與被告訂約的，買這塊墓地時，被告也有和我約定1 年後辦理過戶，因為他說他還有幾千萬的稅要繳，繳稅後葛念蕙就會將土地移轉給他，他才能移轉給我，因為我很喜歡該塊墓地，且想說1 年很快就過去了，所以雖然不能馬上過戶，也無所謂，事後被告雖不能依約過戶土地給我，但並不覺得被告有詐騙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62 頁）；證人叢新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在96年5 月9 日跟被告買墓地的，契約雖有約定1 年後過戶，但買土地後不久我母親就往生了，就下葬在這塊土地，締約是我兒子和被告談的，我不清楚被告有無跟我兒子說明需1 年後過戶的原因，雖然土地後來有發生糾紛，新的管理人不讓我父親下葬，但被告有一直幫我們處理，所以我覺得他並沒有欺騙我們等語（見本院卷第163 頁），互核一致，且有上開3 位證人提出之買賣契約書影本共3 份在卷足參（見本院卷第175 頁至第184 頁），是渠等所證即堪採信。而被告既均能告知上開3 位證人延後移轉土地之原因，係因為與葛念蕙間尚有遺產稅之問題有待解決，故土地過戶須待日後始能辦理移轉等情，則即無獨對本案告訴人何東州不能說明實情，而須進行詐欺之必要，是被告所辯，其確實有告訴告訴人有關與葛念蕙間之土地移轉問題，並未欺騙告訴人一節，亦未悖乎事理。參以上開3 位證人買賣契約與本件告訴人之買賣契約，均有幾近完全相同之延後移轉土地之約款，且從延後移轉之期間觀之，被告於96年與上開3 位證人締約時，係約定延緩1 年過戶，99年與告訴人締約時，則約定延緩3 年過戶，亦可見被告係因與葛念蕙間契約糾紛處理之日趨複雜，從而預估其可能取得土地之時間亦隨之延長，尚難謂其與告訴人間訂約當時，即已有事後不履約之詐欺犯意。此外參酌告訴人何東州於偵查中證稱：我個人認為可以安放骨灰罈即可，縱然沒有辦理過戶，給予百福山公司方便也無妨等語（見101 年度偵續字第47號偵查卷第91頁）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當初有一點急，會同意3 年過戶，可能也是我個人的疏失，沒有跟被告追究為何要3 年，我也沒有跟他要權狀來看等語（見本院卷第85頁反面）綜合以觀，本件告訴人於締約當時所真正在意者，實非土地所有權之最後移轉，而是永久使用權的取得，換言之，告訴人之先人骨灰能否早日下葬並使用於本案土地，是告訴人當時成立交易之主要目的，而本件被告與告訴人間訂立買賣契約後，被告亦確實已交付告訴人買受之墓地，並供告訴人將先人下葬，是被告並無何施行詐術之行為，告訴人亦無因而陷於錯誤之情形。五、綜上所述，被告為百福山公司代表人，與國榮孝園公墓所有權人葛念蕙間因有土地買賣糾紛，迄未解決，而雙方對契約之效力是否繼續有效存在，亦仍存有爭議，在未經民事訴訟判決確定前，被告於主觀上因堅信契約仍繼續存在且有效，從而認為銷售本案土地，具有合法權限，並無違法認識等語，即堪採信。而被告售予告訴人何東州之10坪墓地，在簽訂買賣契約與交付價款當時，被告並不知悉本案土地業經葛念蕙售予第三人陳育菱，是被告既對於日後仍可能因契約之繼續履行，而自其所認知之土地所有權人葛念蕙處取得本案土地仍懷有期待可能，即難謂其在與告訴人何東州簽訂買賣契約當時，即有未來絕無可能實現土地移轉之犯罪認識與故意，而被告係因買賣契約取得告訴人何東州所交付之價金，然亦已依約交付系爭墓地供告訴人使用並完成先人之下葬事宜，且被告並未欺騙告訴人，在買賣前即應有告知土地所有權不能立即移轉的原因，並在契約中明訂未來再辦理土地過戶之條款，是亦難謂其在締約當時即有施行詐術或令告訴人陷於錯誤之情形，因認本件被告所辯應屬可採，尚不得僅憑告訴人片面指訴，即逕認被告主觀上有詐騙告訴人，使其支付買賣價金之不法所有意圖，或客觀上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檢察官就本件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既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本院對被告是否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而向告訴人施用詐術，猶存有合理之懷疑，並無從產生有罪之確信，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詐欺取財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宇銘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2 日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官楊台清法官羅立德法官葉藍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黃芝凌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易字第6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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