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25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250號

　　　　　　　　　　　　　　　　　　　104年度訴字第193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鎮崋

選任辯護人

舒正本律師

選任辯護人

王俊權律師

被告

吳宜霖

選任辯護人

陳郁婷律師

　　　　　　吳兆芳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及追加起訴（103 年度偵緝字第434 號、103年度偵字第5809號、103 年度偵緝字第43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吳宜霖與吳鎮崋為夫妻關係，吳宜霖係「鼎超食品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0 巷00號5 樓）之負責人；吳鎮崋則於其兄吳源桐所開設「裕順家禽商號（設址同上）」擔任會計人員，負責會計、出納及保管、開立吳源桐向第一商業銀行長泰分行請領以供前開商號營運使用之支票等業務。詎吳宜霖、吳鎮崋均知悉吳宜霖於民國102 年2 月間起，即在外有多筆欠款及龐大債務無力清償而陷於無給付能力之狀態，渠等為使吳宜霖能順利籌款週轉，竟為下列犯行：

㈠吳宜霖、吳鎮崋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吳鎮崋利用保管前開吳源桐支票之機會，未經吳源桐之同意或授權，即於102 年5 月至7 月間某日，在上開商號內，依吳宜霖之指示，於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支票上，分別填載如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之金額與發票日期，並於發票人簽章欄位盜蓋吳源桐之印章，以此方式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之支票共9 紙，交付予吳宜霖，供其持向他人借款之用。渠等復接續前開犯意，再於前開期間內某日，由吳宜霖透過不知情之吳雅玲（吳雅玲所涉偽造有價證券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輾轉指示吳鎮崋，再依前開方式，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0至15所示之支票共6 紙（金額及發票日期亦均詳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交由吳雅玲轉交予吳宜霖使用（吳鎮崋將所保管之前開支票據為己用，所涉業務侵占之部分，未據告訴、起訴；吳宜霖此部分所涉業務侵占罪嫌，不另為不受理諭知，詳後述）。吳宜霖隨後即持其中附表一編號13所示之偽造支票，前往其友人侯佳伶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 段之住處，向侯佳伶源隱瞞其無力還款之事實而佯稱其因作生意需資金週轉，欲以客票票貼之方式借調現金云云，致侯佳伶陷於錯誤，而依該支票所載面額扣除約定利息後，交付新臺幣（下同）38萬8000元予吳宜霖，吳宜霖並將前開偽造支票交予侯佳玲而行使。

㈡吳宜霖並承前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先另以交換票之方式，於102 年5 、6 月間某日，取得李東益所開立如附表二編號6 所示之支票1 紙，其並同時開立面額相同，惟發票日期早於附表二編號6 所示支票發票日期之支票1 紙予李東益，供李東益嗣後存入支票帳戶以兌現李東益所開立支票之用後，吳宜霖明知自己已陷於無給付能力之狀態，且李東益之支票亦將因其未能兌現所交予李東益之支票而跳票，竟仍持其以鼎超食品有限公司名所開立如附表二編號1 至3 所示支票、李東益所交付前述如附表二編號6 所示之支票，接續於附表一編號1 至3 、6 所示時間，至友人侯佳伶前開住處，以相同情詞，向侯佳玲以自己開的支票或客票票貼方式借調現金，致侯佳伶陷於錯誤，而依前開各該支票所載面額扣除約定利息後，匯款如附表二編號1 至3 、6 「實際支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予吳宜霖，並取得該等支票。吳宜霖藉此不法獲得款項共計446 萬4486元。嗣侯佳玲屆期前開各該支票均未獲兌現，吳宜霖亦避不見面，其始悉受騙（吳宜霖被訴持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所示支票向侯佳玲詐取款項部分，爰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

㈢吳宜霖復另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於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發票日期102 年9 月26日前約2 、3 個月間某日，持其以自己名義所開立如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在不詳之地點撥打電話予其友人黃德源，向黃德源隱瞞其無力還款之事實而佯稱其因作生意需資金週轉，欲以自己開的支票或客票票貼之方式借調現金云云，致黃德源因此陷於錯誤，而同意依上開等支票所載票期及面額預扣每月1.5%之利息後，以匯款方式支付19萬1000元之借款予吳宜霖，嗣該等支票屆期經提示均未獲兌現，黃德源始知受騙（吳宜霖被訴持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支票向黃德源詐取款項部分，爰不另為無罪諭知，詳後述）。

二、案經吳源桐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及侯佳伶、黃德源告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本案檢察官就被告吳宜霖持附表三編號7 所示支票向黃德源施詐之犯罪事實再行起訴，程序尚屬適法

1.按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對於同一案件得再行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0 條定有明文。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云者，祇須為不起訴處分以前未經發現，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已足，並不以其確能證明犯罪為要件，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固不得再行起訴，但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60 條第1 款之規定，自得再行起訴。而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祇須於不起訴處分時，所未知悉之事實或未曾發現之證據，即足當之，不以於處分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或證據為限。亦即此之新證據，不論係於處分確定前未經發現，抑或處分確定後所新發生者，均包括在內。且該項新事實或新證據就不起訴處分而言，僅須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已足，並不以確能證明其犯罪為必要。故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因傳訊證人或將扣案物品送有關機關鑑定，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自得再行起訴，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754號判例、98年度台上字第626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查被告吳宜霖於102 年5 、6 月間取得如附表三編號7 所示「客滿燒烤店謝益騰」之支票後，持向告訴人黃德源佯稱該支票乃與客滿燒烤店生意往來所取得之貨款支票，欲以票貼方式借款云云，致告訴人黃德源陷於錯誤，而同意票貼借款予被告吳宜霖等情，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其涉犯詐欺取財犯罪嫌疑不足，於103 年11月18日以103 年度偵緝字第130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下稱前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且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確認無訛。檢察官復於上開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再以相同犯罪事實，認被告吳宜霖涉犯詐欺取財罪嫌而向本院提起公訴（下稱本案）。惟觀諸前開不起訴處分之理由，無非係以被告吳宜霖雖有持該支票向告訴人黃德源票貼借款之事實，然其否認有何詐欺犯嫌，且告訴人黃德源就被告吳宜霖借款當時所述該張支票來源一節，前後指證並非全然相符，又被告吳宜霖前已多次向告訴人黃德源借款或票貼現金，均有如期兌現還款並支付利息之事實，亦據告訴人黃德源、被告陳述屬實，再參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明細表，亦見被告吳宜霖係於102 年7 月19日始經通報轉為拒絕往來戶，在此之前債信尚屬正常，復有向其客戶陸續進貨之情形，難認被告吳宜霖主觀上有何明知無支付能力，仍向告訴人換票、借票及票貼借款之詐欺犯意等情由，而予被告吳宜霖不起訴處分。然查證人即本案同案被告吳鎮崋於本案偵查中作證稱被告吳宜霖因所經營之公司於101 至102 年間出現週轉不佳之情形，導致被告吳宜霖對外借貸而積欠龐大債務，於102 年2 月間即已無力清償該等借款等語在卷（見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70頁），此一證人證述於前案偵查中業已存在但未經發現，而不及審酌，核屬新證據，揆諸前開說明，檢察官於前開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方傳訊證人吳鎮崋，而發現新證據，據其證述內容佐以其餘事證，認被告吳宜霖此部分行為確有詐欺之犯罪嫌疑而再行起訴，其起訴程序於法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㈡證據能力部分

1.證人吳源桐、侯佳玲、黃德源偵查中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定有明文。本條項乃屬法律規定得為證據之傳聞例外，而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說明，係認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不得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72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吳源桐、侯佳玲及黃德源於偵查中之證述，係經檢察官告以作證之義務及偽證罪責後，依法具結後所為，此有渠等之證人結文在卷可參（見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48頁、第71頁、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06 頁、第118 頁、第120 頁、102 年度偵字第22114 號卷第56頁），被告吳宜霖及其選任辯護人雖爭執此等證據之證據能力，然並未對前開證人等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加以釋明。是依上說明，證人吳源桐、侯佳玲、黃德源於偵查中之證述，均認有證據能力。

2.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本案其餘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為傳聞證據，惟被告吳宜霖、吳鎮崋及其等辯護人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3.另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檢察官、被告2 人及其等辯護人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該等證據之無證據能力，自可作為本件之證據。

二、訊據被告吳鎮崋就前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被告吳宜霖固不否認有持前述支票向侯佳玲、黃德源票貼調借現金446 萬4486元及約181 萬元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是向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借貸，因生意失敗還不出來，但我沒有詐欺，李東益是我的客戶，他的票可能是客票，也可能是交換票來的；我也沒有偽造有價證券云云。被告吳宜霖之選任辯護人亦為被告辯護稱：就偽造有價證券的部分，被告吳宜霖早與吳源桐有票據往來多年，票據往來的行為模式均為空白票據放在吳鎮崋處，印章放在告訴人吳源桐處，經被告向吳鎮崋之父親確認同意借款後，其父親即會通知吳源桐將印章交付予吳鎮崋用印，吳鎮崋並將支票交付予被告吳宜霖，此為多年來雙方票據往來之行為模式，僅因102 年8 月間被告吳宜霖遭地下錢莊要求一次償還所有借款，並將被告吳宜霖公司之電腦設備及帳冊等物搬空，並潑油漆、恐嚇員工離職，被告吳宜霖始無法清償該支票的金額，告訴人吳源桐竟為止付之目的，而反悔宣稱其並無同意被告吳宜霖使用系爭票據，顯與事實不符。就詐欺部分，被告吳宜霖為雞肉批發商，經營生意上有現金調度之需求，因而向侯佳伶等人調度資金，而後於102 年7 月底至8 月間，遭逢前開地下錢莊討債事宜，致被告吳宜霖無法再為經營，被告吳宜霖才陷於無法給付之狀況，故被告吳宜霖向告訴人等人借款並無詐欺之意云云。經查：

㈠就事實欄一㈠、㈡之部分：

1.就附表一所示之支票，係吳鎮崋利用保管前開吳源桐支票之機會，於未經吳源桐之同意或授權之情況下，於事實欄一㈠所載時、地，依吳宜霖之指示，於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支票上，分別填載如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之金額與發票日期，並於發票人簽章欄位盜蓋吳源桐之印章，而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 至9 所示之支票共9 紙，交付予吳宜霖，而後再由吳宜霖透過吳雅玲指示吳鎮崋，同以前開方式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0至15所示金額及發票日期之支票共6 紙，交由吳雅玲轉交予吳宜霖使用等情，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鎮崋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述：我因擔任裕順家禽商號的會計，故保管起訴書上所載的這些支票及印章，在開這些支票，沒有經過吳源桐的同意，是因為當初吳宜霖跟人家借貸需要客票週轉，要拿吳源桐的票去借錢，才請我開的，當時吳宜霖說支票屆期到他會將票款軋進去。這些事情吳源桐原本都不知情是等到起訴書所載這些支票要到期，但吳宜霖沒有把錢軋進去，所以我才跟吳源桐說這些事。之前若被告吳宜霖有資金困難時，我哥哥吳源桐就會借錢匯至被告吳宜霖之第一銀行帳戶，只有本案這次被告吳宜霖要求我未經吳源桐同意而開立支票，確實是被告吳宜霖先要求我開立支票供其使用，再由吳雅玲打電話給我要求我以相同方式再開立6 張支票給吳雅玲，他們當時說會在支票到期日之前將錢存入，但事實上並沒有。我在支票到期日前一天打電話詢問他們，他們卻說無法籌款，所以我跑去跟我哥哥吳源桐說這件事等語綦詳（見103年度偵緝字第433 號卷第41頁正背面、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231 頁背面至232 頁），且證人即告訴人吳源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沒有同意把支票借給吳宜霖使用，也沒有同意吳鎮華開立起訴書所載支票予被告吳宜霖，因吳鎮崋是我公司會計，我的支票及印章都由保管，她才有辦法開立這些支票，等到該等票據快要到期前，吳鎮華才主動告訴我她有偷開我的票給她先生吳宜霖做為票貼使用，並說吳宜霖無法支付上開支票款項等語明確（見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70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235 頁背面至236 頁），復有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支票存根及其中編號1 至11、13、14所示支票影本、退票理由單附卷足參（見本院103 年度訴字第250 號卷第39至40頁、102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90至96頁、卷二第6 至17頁），可徵附表一所示支票確係被告吳鎮崋、吳宜霖在未經吳源桐之同意或授權下，盜蓋吳源桐印章偽造而得等情甚明，且被告吳宜霖就其確有向被告吳鎮崋取得如附表一所示支票共15紙之部分復自陳無訛（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36頁），是以首開情事，自堪予認定。

2.附表二編號6 所示李東益之支票，係被告吳宜霖在該支票發票日102 年8 月17日前之2 、3 個月間某日，以交換票之方式，即被告吳宜霖取得該支票同時，亦開立面額相同，惟發票日期早於該支票發票日期之支票1 紙予李東益，雙方並約定李東益嗣後可將被告吳宜霖開立之支票提示兌現，以該票款供作兌現李東益所開立支票使用等情，亦據證人李東益於偵查中證述：我自99年起認識吳宜霖，吳宜霖在北市萬華區萬大路經營鼎超雞肉行，我也是在市場賣菜，因此認識吳宜霖，從今年3 月開始吳宜霖因為資金上需要週轉，所以就向我借票使用，就是我開支票給吳宜霖，他也開相同金額之支票給我，發票日會填交付當天往後2 、3 個月之日期，因為吳宜霖說要拿我的支票去向銀行票貼之前吳宜霖向我借的支票都有先將錢存入戶頭，來讓他開給我的支票兌現，我再拿他給我的錢存入我的戶頭，使我開的支票也能兌現，但從今7 月底開始，吳宜霖開給我的支票就跳票了，跳票理由是存款不足，拒絕往來，我開給吳宜霖的支票也跳票等語詳實（102 年度偵字第22114 號卷第51頁背面至52頁），核與被告吳宜霖所陳：李東益是我的客戶，他的票可能交換票來的等語相符（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36頁），是以被告吳宜霖此部分取得附表二編號6 所示支票之情形，亦堪認定。

3.被告吳宜霖確有先後於附表二編號1 至3 、6 所示之借款時間，持其以鼎超食品有限公司名義開立如附表二編號1 至3所示支票及其以前述方式取得如附表二編號6 所示之李東益之支票，向告訴人侯佳玲票貼借得如附表二編號1 至3 、6所示款項，並有於前述102 年5 月至7 月間某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之吳源桐支票後，亦持向侯佳玲票貼借款38萬8000元，惟其所交予侯佳玲之前開支票嗣均未獲兌現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侯佳玲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102 年度偵字第22114 號卷第53頁、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15頁背面），且有證人侯佳玲所提出借款予被告吳宜霖之相關匯款單（即匯款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被告吳宜霖於第一銀行長泰分行所設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交易明細等件在卷可參（見102 年度他字第10573 號卷第145 至146 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54頁背面至55頁背面），此部情事復為被告吳宜霖、吳鎮崋所無異詞（參見本院104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38 頁正背面、第169 頁），而被告吳宜霖所交予侯佳玲之前開支票共4 紙復均未獲兌現乙節，亦有各該支票影本暨退票理由單附卷可考（見102 年度他字第10573 號卷第8 至10頁、第14頁），是以此部各節，均足認定。

4.惟被告吳宜霖因所經營之公司於101 至102 年間出現週轉不佳之情形，導致被告吳宜霖對外借貸而積欠龐大債務，於102 年2 月間即已無力清償該等借款，於10 2年5 月間起開始要求被告吳鎮崋盜開吳源桐之支票供其使用等情，亦據證人吳鎮崋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吳宜霖的公司於101 年至102 年開始有週轉不靈之情形，，這是吳宜霖跟我說的，那時被告吳宜霖就常常拿支票去做票貼或借款，初期在調度上還能應付，但從102 年2 月開始就沒有辦法應付這些借款的清償，之後才叫我開這些未經吳源桐同意的支票等語甚詳（見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70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234 頁正背面）。由此可見，被告吳宜霖係因已無力清償其所積欠之款項，方於102 年5 月間起萌生犯意夥同被告吳鎮崋偽造吳源桐之支票供己使用，則被告進而持所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3之支票及附表二編號1 至3 、6所示自己及李東益之支票向侯佳玲借款時，當已自知其嗣後並無能力兌現自己之票據，亦無能力存入相對應之款項至吳源桐之支票帳戶以供兌現，且因其開給李東益之支票無法兌現，自亦可想見其交予侯佳玲之李東益支票勢將一同面臨跳票之情形，卻其卻隱瞞前情，仍執各該支票向侯佳玲票貼借款，致侯佳玲誤判被告吳宜霖之經濟情況而允為出借前述款項，足認被告吳宜霖主觀上確有詐取侯佳玲金錢之不法所有意圖至明。又被告吳鎮崋亦明知被告吳宜霖已無清償債務能力，且將持偽造支票向他人票貼週轉現金，則其主觀上對於被告吳宜霖將持偽造支票向他人借款等施用詐術之情事自亦甚為明瞭，仍允為協助參與前開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堪認渠等2 人就事實欄一㈠所示犯罪事實，確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以被告吳鎮崋如事實欄一㈠所示及被告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各該犯行，應均堪認定。

㈡就事實欄一㈢之部分：

1.被告吳宜霖於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發票日期前2 至3個月間某日，持前開支票，向告訴人黃德源表示其因作生意需資金週轉，欲以自己開的支票向黃源票貼借調現金，經黃德源同意按該等支票之票面金額，且依票期預扣以月息1.5%計算之利息後，出借該等款項予被告吳宜霖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德源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吳宜霖於98、99年間自己出來開設賣雞商號時，就已經有向我借調款項，當時金額比較少，之後到跳票前越借越多，我都是以第一銀行帳戶匯款到被告吳宜霖帳戶；他拿的票有他自己開的，也有一些客票。我都是按照票面金額借他錢，但會先預扣按照票期計算1 分半之利息給他等語明確（見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16 頁），核與被告吳宜霖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所陳其向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等2 人之借款模式，係被告吳宜霖事先打電話與告訴人等談好金錢及利息，再持足額支票向渠等借錢，渠等會將錢轉到被告吳宜霖帳戶內，利息約1 分半到5分不等，且被告吳宜霖所提供予告訴人等之支票均乃票期2至3 個月左右之票據等節大致相符（見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75 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二第39、40頁）。且被告吳宜霖另有持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票據向黃德源借款，連同前開支票2 紙所借得之款項，前後合計達597萬1798元（均已預扣利息），有第一商業銀行存款存根聯6紙、第一商業銀行支票存款存款存根聯1 紙、第一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3 紙、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存提款交易憑證3 紙附卷足憑（見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55 至167 頁），且為被告吳宜霖所無異詞（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號卷一第169 頁），足證被告吳宜霖確有以前揭票貼方式向黃德源借得款項無訛。又證人黃德源雖未能指明被告吳宜霖執前開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向其借款之具體時間及其所支付款項之具體數額，惟參前揭被告吳宜霖所述供作票貼之支票票期約為2 、3 個月，及證人黃德源所述其均依票期預扣月息1.5%等節，可知被告吳宜霖持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票面金額合計為20萬元之支票向黃德源借款時，黃德源應係預扣6000元（2 個月之利息，計算式20萬×0.015 ×2 ＝6000）至9000元（3 個月之利息，計算式20萬×0.015 ×3＝9000）左右之利息，則黃德源實際交付被告吳宜霖之借款應約有19萬1000元至19萬4000元。是以最有利被告吳宜霖之方式（即採預扣利息最多、實際所得金錢最少）計算，足認被告吳宜霖持前開支票2 紙向黃德源實際借得款項數額為191 萬元。且依前開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之發票日10 2年7 月30日、同年8 月30日往前回溯2 、3 個月之102 年4月底至6 月底期間，黃德源復已匯款高達233 萬7750元，有前開第一商業銀行存款存根聯可參（見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55 至158 頁），亦足佐認其中至少有19萬1000元乃係因被告吳宜霖持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票貼所得。是以前開各情，亦均足採憑。

2.又被告吳宜霖於前開向黃德源借款時，已因對外借貸而積欠龐大債務，而無能力再清償該等借款乙節，業據證人吳鎮崋證述甚明，已如前述，且被告吳宜霖所交予黃德源如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之支票，嗣確均未兌現乙節，有各該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存卷可查（見102 年度他字第10573 號卷第20至21頁）。被告既明知其無力兌現交予黃德源之支票，卻仍隱瞞該情，仍執該等支票向黃德源票貼借款，致黃德源誤判被告吳宜霖之經濟情況而允為出借前述款項，亦足認被告吳宜霖主觀上確有詐取黃德源金錢之不法所有意圖，至為顯然，其此部分詐欺犯行，應堪認定。

㈢被告吳宜霖雖以前開情詞為辯，且其選任辯護人復為被告吳宜霖辯護如上，然查：

1.被告吳宜霖於102 年2 月間即因對外積欠大筆債務，而無力再清償嗣後借款，故於102 年5 月間起開始要求被告吳鎮崋盜開吳源桐之支票供其使用；吳源桐確無同意或授權被告吳鎮崋或開立附表一所示支票等情事，業據證人吳鎮崋、吳源桐證述詳實，已如前述。且被告吳鎮崋及證人吳源桐之父吳金龍亦無先同意借款予吳源桐後，通知吳源桐將印章交付予吳鎮崋用印開票之情事，此據證人吳金龍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是裕順家禽商號總負責人，吳源桐是臺北負責人；我之前有拿6 、700 萬元給吳宜霖用，都沒有要他還，有時用匯的，有時吳宜霖拿客戶的票給我，我拿現金給他；吳宜霖拿客戶的票給我也是跳票。沒有吳宜霖跟我借錢然後我開票或我請吳源桐、吳鎮崋開立吳源桐支票的情形等語明確（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二第3 頁背面、第5 頁背面）。且互核前開證人吳鎮崋、吳源桐及吳金龍所證有關吳源桐支票使用情形，亦大致相合，未見有明顯瑕疵可指，自堪予採信。從而被告吳宜霖否認前揭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並空言辯稱其係於102 年8 月間遭地下錢莊討債後才無法清償借款云云，及其辯護人指稱：被告吳宜霖早與吳源桐有票據往來多年，票據往來的行為模式均為空白票據放在吳鎮崋處，印章放在告訴人吳源桐處，經被告吳宜霖向吳鎮崋之父親確認同意借款後，其父親即會通知吳源桐將印章交付予吳鎮崋用印，吳鎮崋並將支票交付予被告吳宜霖云云，均顯與事實不符，且經本院依被告吳宜霖及其辯護人之聲請，調取吳源桐於第一銀行長泰分行所設立帳號00000000000 號甲存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後，亦未見被告吳宜霖或其辯護人指出有何被告吳宜霖與吳源桐有長年票據往來之情事，益證其等此部所指並非實情，自難採憑。

2.被告吳宜霖固辯稱其所經營之鼎超雞鴨商行（商號，非鼎超食品有限公司）於102 年7 月間尚有正常營運云云，並提出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02 年7 月客戶收款對帳單影本3 紙、進貨紀錄1 紙、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02 年7 月送貨通知單影本1 份、進貨紀錄1 紙、陸弘股份有限公司102年7 月送貨通知單影本1 份、進貨紀錄1 紙、歷年進貨單據影本1 份為憑（見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28至43頁、第50至100 頁）。然查，被告吳宜霖是否於102 年7 月間持續叫貨、進貨乙節，與其實際上經濟能力能否繼續支應對外之欠款及經營開銷，本分屬二事。況參以證人吳鎮崋前揭證述可知，被告吳宜霖早有生意週轉不靈而向外借貸之情形，則其因營運不佳，致現金收入不足支應積欠之貨款而向外借貸，雖勉力維持雞鴨之生意，仍因收支難以平衡，無法清償借貸債務，最終陷入無給付能力狀況，衡情亦非不可想像，是其此部所舉事證，亦尚難資為其有利之認定。

㈣又告訴人侯佳玲依附表二編號1 至3 所示支票票面金額預扣利息後交付予被告吳宜霖之款項數額，應為190 萬804 元、140 萬2000元、85萬6500元，此有前開侯佳玲所提出之匯款單及被告吳宜霖於第一銀行長泰分行所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可查，追加起訴書附表就此部分有所誤載（詳參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 至3 備註欄所載），應予更正。另追加起訴書就附表三編號1 、2 所示支票之發票日、票面金額等記載亦有所錯誤（詳參本判決附表三編號1 、2 ），惟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104 年7 月28日104 年度蒞字第8923號補充理由書更正在案（參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33 頁正背面），併附敘明。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宜霖及吳鎮崋前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至被告吳宜霖之辯護人雖聲請調閱「鼎超雞鴨商行」的報稅資料，以證明「鼎超雞鴨商行」過去生意良好，係因地下錢莊搬走該商行生財器具後才造成被告吳宜霖無法支付票款等事實。然查，本案事證已明，業如上述，且被告吳宜霖所經營「鼎超雞鴨商行」之報稅資料所能顯示之進銷貨狀況，與其案發當時實際上經濟能力能否繼續支應對外之欠款及經營開銷，並無直接必然關聯，是認辯護人此部分所指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吳宜霖、吳鎮崋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業於103 年6 月18日經總統公布修正，而於同年6 月2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將法定刑自「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提高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律，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之情形，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03 年6 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

㈡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以取得票面價值之對價，固不另論詐欺罪，但如以偽造之有價證券供作擔保或作為新債清償而借款，則其借款之行為，為行使有價證券以外之另一行為，應另論以詐欺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吳宜霖、吳鎮崋行使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之偽造支票，係供向他人借款之用，已如前述，自屬行使有價證券外之詐欺取財行為，應構成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吳鎮崋、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㈡、㈢所為，則均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2 人盜蓋吳源桐印章於附表一所示支票之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而行使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應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吳鎮崋及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㈠所為，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參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固指稱被告吳鎮崋係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及幫助詐欺之犯意而為前開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惟並無有關詐欺部分之具體被害人及被害情節等事實之記載，證據併所犯法條欄復無引用詐欺或幫助詐欺之相關證據或論罪法條，自難認檢察官已有就其所指幫助詐欺部分併予起訴之意。然被告吳鎮崋前開詐欺取財罪與已起訴且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偽造有價證券罪間，有前述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且於本院104 年7 月30日行準備程序時，公訴檢察官復當庭補充陳明被告吳鎮崋就被告吳宜霖持附表一編號13所示偽造支票向侯佳玲施詐部分，應與被告吳宜霖均論以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並參照追加起訴書之記載，主張被告吳鎮崋此部分被訴偽造有價證券罪及詐欺取財罪等2 罪，應論以想像競合犯等語，有本院當日準備程序筆錄可佐（見103 年度訴字第250 號卷第72頁），嗣經被告吳鎮崋及辯護人就此部分實質答辯、辯論，而無礙被告吳鎮崋訴訟上防權之行使，本院自得就此部分併予審究，附此敘明。

㈣被告吳鎮崋如事實欄一㈠所為之偽造、行使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之各該犯罪行為間有局部重疊之情形，應以一行為論。被告吳鎮崋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偽造有價證券罪及詐欺取財罪等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

㈤被告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為之詐欺取財罪，係於乃基於同一訛詐被害人金錢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內，以相同情由、手段向侯佳玲索取財物，前後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以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僅論以一詐欺取財罪。又其此部分詐欺取財之行為，與其上開偽造、行使有價證券之行為間有局部重疊之情形，應以一行為論，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偽造有價證券罪及詐欺取財罪等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另其如事實欄一㈢所為之詐欺取財罪，亦係基於同一訛詐被害人金錢之目的，於密接之時間內，以相同情由、手段向黃德源索取財物，前後行為之獨立性亦屬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同依前開說明，僅論以一詐欺取財罪。被告吳宜霖如事實欄一㈢所為之詐欺取財罪與前開偽造有價證券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另按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告知其犯罪，而不逃避接受裁判，即與刑法第62條規定自首之條件相符，而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101號判例、75年台上字第1634號判例可資參照。查被告吳鎮崋於犯罪未發覺前，即先向吳源桐坦承前開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並與吳源桐一同前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東園派出所報案，有前開派出所員警陳弘哲於103 年9 月20日提出之職務報告1 紙在卷可參（見本院103 年度訴字第250 號卷第36頁）。雖吳源桐於攜同吳鎮崋前往派出所前，曾撥打電話向員警詢問本案相關事宜處置方式，然其於電話中所述尚無法明確犯罪事實，此亦據前開職務報告陳述甚明，故在被告吳鎮崋前往派出所正式報案前，亦尚難認具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員警已然知悉本案犯罪。是被告吳鎮崋確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知悉犯罪前，即向警方報案，且承認為肇事人，進而接受裁判，合於上揭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基礎，審酌被告2 人為求借得資金週轉，不惜偽造有價證券欺瞞告訴人侯佳玲，犯罪動機可訾，惟被告吳鎮崋於偵審階段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良好，被告吳宜霖則始終飾詞否認犯行，態度非佳。被告2 人於本案犯行前均無任何論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足見其等素行尚佳，佐以被告吳鎮崋自述最高學歷為高職畢業，現擔任會計，月薪3 萬元，須扶養2 名子女，被告吳宜霖自述最高學歷為高職畢業，現擔任送貨員，月薪2 萬8000元，須扶養母親等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暨其等均陳明尚未與告訴人吳源桐、侯佳玲、黃德源等人和解等情事（參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二第56頁正背面），兼衡被告吳鎮崋係依吳宜霖指示而為本案偽造有價證券犯行，犯罪參與程度較共犯吳宜霖為輕，且吳源桐亦表示願宥恕吳鎮崋（參見本院103 年度訴字第250 號卷第49頁），及其等犯罪之目的、手段、造成被害人所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吳宜霖所處多數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儆。

㈧再參被告吳鎮崋於本案犯行前並無任何論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認犯行，堪認悔意甚殷，且取得告訴人吳源桐之諒解，均如前述，本院因認被告吳鎮崋經此偵程序及刑之宣告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其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3 年，以啟自新。然為確實督促被告保持正確法治觀念及彌補其為本案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以收啟新及惕儆之雙效，尚有科予被告一定負擔之必要，此不只可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病，且可增進公共利益，及達刑罰教化、矯治之目的，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 款之規定，附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60 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同時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併此述明。

㈨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偽造之支票15紙，雖均未扣案，然均係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於被告2 人此部分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之。復盜用他人真印章所蓋之印文，並非偽造印章之印文，不在刑法第219條所定必須沒收之列（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13 號判例意旨參照），前開15紙支票上所盜蓋之吳源桐印文，均為真正之印文，已如前述，是該等印文，當無宣告沒收之問題，併此敘明。

四、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宜霖係夥同被告吳鎮崋先侵占由被告吳鎮崋業務上保管之吳源桐支票，進而加以偽造，因認被告吳宜霖同有涉犯刑法第336 條第2 項之業務侵占罪嫌（就被告吳鎮崋此部分所涉業務侵占罪嫌部分，則未經告訴、起訴）。然按於直系血親、配偶、同財共居親屬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間，犯刑法分則竊盜罪章之罪者，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24 條第2 項規定甚明；該項親屬間犯罪須經告訴乃論之規定，依刑法第338 條之規定，於刑法第336條第2 項之業務侵占罪亦有所準用。又按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3款亦有明定。而查被告吳宜霖於犯本案之時，確為吳鎮崋之配偶（2 人於92年11月23日結婚，104 年1 月29日經法院裁判離婚），被告吳鎮崋則與吳源桐為兄妹關係，此有被告吳宜霖、吳鎮崋之全戶基本資料各1 紙及吳源桐之個人戶籍資料1 紙在卷可查（見102 年度偵字第18286 號卷一第82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76 、177 頁），可見被告吳宜霖與吳源桐當時具有為二親等之姻親關係，被告吳宜霖所涉前述業務侵占罪嫌，依前開說明，即為告訴乃論之罪。然遍觀卷內，未見吳源桐有就被告吳宜霖甚或被告吳鎮崋提起業務侵占告訴之意，是依前開法條之規定，此部分本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檢察認被告吳宜霖此部分犯行與前揭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為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追加起訴書第8 頁記載），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㈡另公訴檢察官固於本院104 年7 月30日行準備程序時指稱：就被告吳附宜霖被訴業務侵占罪之部分，因吳源桐未提出告訴，故不予論罪，就此部分更正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等語，有本院當日準備程序筆錄可佐（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37 頁背面）。然查，被告吳宜霖所涉業務侵占罪嫌部分既經起訴且繫屬在案，檢察官前開日以言詞為減縮起訴犯罪事實之請求，復未依刑事訴訟法第269 條規定，提出撤回書敘述理由而撤回起訴，自不生撤回起訴之消滅訴訟繫屬效力，本院自仍應就此部分予以審究，併此指明。

五、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認被告吳宜霖除如前述事實欄一㈠至㈢所載，持附表一編號13、附表二編號1 至3 、6 、附表三編號1 、2所示支票向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詐取財物外，復分別承前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犯意，另以不詳方式取得之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及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之支票，持向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倫佯稱因生意上取得之支票票期過長，需以該支票週轉借調現金云云，致侯佳玲、黃德源誤信為真，侯佳玲即依約定預扣利息後，交付如附表二編號4、5 、7 至10「實際支付金額」欄所示款項，黃德源則除事實欄一㈢所載之19萬1000元外，另共匯款578 萬798 元。因認被告吳宜霖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及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此有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260 號判例可資參照。而民事債務當事人間，若有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而言，原因非一；其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或因合法得對抗他造主張抗辯而拒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詐欺犯罪一端；況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故在別無積極證據之情形下，自難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之規定，以被告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推定被告自始即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而施用詐術。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吳宜霖併有以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及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之支票，持向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詐取款項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吳宜霖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侯佳玲、黃德源之證述、前開各該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法務部票據信用資訊連作業查詢列印資料及侯佳玲、黃德源匯款予被告吳宜霖之相關匯款委託書、匯款申請書、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存款存根聯等件可佐。

㈣訊據被告吳宜霖堅持否認有何此部分詐欺取財犯行，辯稱伊是拿客票及交換票向侯佳玲、黃德源借貸，嗣後方因生意失敗無法還款等語。經查：

1.被告吳宜霖確有分持上開支票，於102 年4 至7 月間，先後向侯佳玲、黃德源借得前述款項，惟該等支票嗣均未獲兌現等節，固經證人侯佳玲、黃德源證述屬實（見102 年度偵字第22114 號卷第53頁、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15 頁背面至116 頁），並有證人侯佳玲所提出借款予被告吳宜霖之相關匯款單（即匯款委託書、匯款申請書等）、保單借款約定書、證人黃德源提出之第一商業銀行存款存根聯6 紙、第一商業銀行支票存款存款存根聯1 紙、第一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3 紙、中國信託銀行新台幣存提款交易憑證3 紙、被告吳宜霖於第一銀行長泰分行所設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交易明細、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及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之支票影本及退票理由單等件在卷可參（見102 年度他字第10573 號卷第9 至13頁、第15至18頁、第22至33頁、第144 、第147 至153 頁、103 年度偵字第5809號卷第155至167 頁、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54頁背面至55頁背面，又依前開支票影本及匯款資料，可見追加起訴書附表二、三所載告訴人侯佳玲實際支付被告吳宜霖之數額及被告吳宜霖交予告訴人黃德源支票之發票日期，均有部分記載錯誤，應予更正，詳參本判決附表二、三之記載），且為被告吳宜霖所無異詞（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69 頁），而堪認無訛。

2.然被告吳宜霖究係於何時取得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及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之支票，如何取得該等支票等情，均未經檢察官加以舉證說明。則被告吳宜霖以交換票或向生意合作對象取得該等支票之時，其是否已陷於無力清償對外債務之狀況，又能否預見該等支票嗣將不獲兌現等節，自均非無疑。況參新北市政府102 年11月27日北府經司字第000000000 號函暨洋鏵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 份、臺北市政府102年11月05日府產經商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暨承興事業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 份、客滿燒烤店及尚普實業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各1 紙（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一第127 至130 頁背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 年度板簡字第1849號民事案卷第5 頁、本院102 年度北簡字第13837 號民事案卷第5 頁），可見該等公司或商號於被告吳宜霖持票向侯佳玲、黃德源借款時，均尚在營運中；又依卷付鄧邦吉之個人資料查詢結果（見本院104 年度訴字第193 號卷二第18-5頁），亦見鄧邦吉係於被告吳宜霖持其名義所開立之支票向黃德源借款後之102 年8 月10日往生，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吳宜霖係透過何不法手段取得附表二編號4 、5 、7 至10及附表三編號3 至14所示之支票。則被告吳宜霖因故輾轉取得前開票據並持向侯佳玲、黃德源票貼借款，自尚難認其伊始即有知悉該等支票乃勢無可能兌現之空頭支票之情事。是被告吳宜霖辯稱伊是拿客票及交換票向侯佳玲、黃德源借貸，並非自始即有詐欺意圖等語，即尚難認無可能。

3.公訴檢察官雖另提出洋鏵有限公司、承興事業有限公司、尚普實業有限公司之票據信用資訊連結作業查詢明細，證明該等公司早有多次退票紀錄，另提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偵字第857 號起訴書、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3 年度偵字第448 號起訴書、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緝字第187 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偵字第1690號、第1691號起訴書各1 份，佐證洋鏵有限公司、承興事業有限公司、尚普實業有限公司之支票均曾經檢察官偵查認定屬於空頭支票之情形。然檢察官前開所指各情縱認屬實，亦無證據證明該等情事早為被告吳宜霖所知悉，自尚不足資為被告吳宜霖不之認定。

4.綜上所述，關於被告吳宜霖此部分被訴詐欺取財犯行，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宜霖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上開犯行，就此部分本應為被告吳宜霖無罪之諭知，然公訴意旨認被告吳宜霖此部分犯行與上揭論罪科刑之犯行間，有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01 條第1 項、第28條、第55條、第62條前段、第205 條、第74條第1 項第1 款、第2 項第5 款、第93條第1 項第2 款，103 年6 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孟珊到庭執行職務。

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有價證券之偽造變造與行使罪）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 千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 千元以下罰金。

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