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67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易字第670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余麗紅

上列被告因侵占遺失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偵字第8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余麗紅於民國104年2月16日下午6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臺北捷運東門站附近，拾得告訴人王嘉玥所遺失之手機（Apple牌、型號IPhone5S、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之侵占入己。嗣於104年2月18日告訴人王嘉玥之友人翁宜寧，發現其LINE通話軟體群族中，王嘉玥LINE帳號上照片，竟遭置換為被告余麗紅照片等情，報警偵辦，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7條侵占遺失物罪嫌云云。

二、按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除簡式審判程序、簡易程序及第376條第1款、第2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第284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余麗紅所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法定本刑為銀元500元以下罰金，依上開規定得行獨任審判，核先敘明。

三、復按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08條、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此為同法第154條第2項所明定。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或自訴人自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或自訴人自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無罪，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並予說明。

四、另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余麗紅涉犯侵占遺失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嘉玥之指訴、證人翁宜寧之證詞及告訴人王嘉玥所提供照片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侵占遺失物犯行，辯稱：伊沒有做的事不會承認，當天未到臺北市，伊沒有撿到告訴人王嘉玥的手機，也沒有在告訴人的LINE上更換成伊的大頭照，不知道自己的照片為何會出現在告訴人遺失的手機上等語。

六、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王嘉玥對於遺失手機及如何聯繫被告等情，分別於警詢、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及本院104年7月28日審理時證述：「我在104年2月16日中午12時45分許，發現遺失手機，我坐606公車，在劍潭捷運站上車，東門捷運站下車，我下車要拿手機，才發現手機不見，馬上打電話問606公車總站，他們說要幫我查，……除夕那天，我從桃園回臺北外雙溪，我的鄰居就是住我對面的翁宜寧打電話給我說為什麼我的Line照片換人了，叫我到她家看她的Line，我跟翁宜寧及翁宜寧的媽媽在翁宜寧家才看到上面寫的是『曉紅』，就傳Line給這個『曉紅』，要約她出來，可是傳都有已讀，但沒有回應，我們一直傳，後來翁宜寧說是不是要報警，才在外雙溪的派出所報案。……我最先最先看到是『曉紅』，後來才是『余曉紅』，因為她名字改過好多次，是過年後才改成余曉紅，中間我們Line的時候，她有把它切斷，我對Line不熟，都是去找翁宜寧幫我發Line，發給余曉紅。依據Line的資料顯示，照片是在『前天16:21』被更改，……在回臺北的路上，翁宜寧傳『曉紅』的照片給我，叫我按照片，我記得那張照片『曉紅』是穿紅色的衣服，我就看到『曉紅』的Line，上面就寫『王對面阿姨嘉玥』，下面就是『曉紅』的照片，她穿一件紅色的洋裝，就是類似偵卷第13頁左上方這張照片的圖，但是照片裡面的人是穿紅色的洋裝。我看到翁宜寧傳給我的圖後，她叫我要趕快去派出所報案。我就和我老公趕快去派出所報案，派出所的警員有發Line給曉紅，一樣是發到『王對面阿姨嘉玥』的帳號，報案完以後我就到翁宜寧家，她就叫我將我的手機密碼給她，她就可以查到我手機所在的位置，經由這些過程她就找到『曉紅』的FB……」、「我2月18日去報案，只是報案，我只是去做筆錄說我遺失手機，那時我並沒有要控告，我是去外雙溪翠山派出所報案的。派出所說我遺失是在東門，所以要到東門這邊的派出所報案，所以我又到大安分局的派出所，幫我發Line的是翠山派出所的員警。」綦詳在卷，而告訴人王嘉玥於104年2月16日12時45分許發現手機遺失，並於104年3月8日報案，並有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陳報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翠山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在卷為憑（見偵查卷第17至20頁），嗣於104年2月18日由翁宜寧發現，告訴人王嘉玥之LINE手機軟體帳號之大頭照被撤換為被告余麗紅之照片，亦據證人翁宜寧於104年5月12日在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證述在卷（見偵查卷第42頁背面至43頁），又被告余麗紅之FACEBOOK及LINE手機軟體（王嘉玥之帳號）上面之大頭照係為同一照片，亦有佐證圖片為憑（見偵查卷第13頁）。

㈡然被告余麗紅供稱：「我沒有拿告訴人手機，我也沒有到起訴書所載臺北市那個地方，那時候是過年前我要打掃。……目前是家管，於104年2月16 日該段期間人在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那段期間快要過年，我都在工廠幫忙打掃，平時習慣是中午之後在家裡睡覺，都睡到3、4點才出門運動……」等情，核與證人戴棟臣於本院104年7月28日審理時之證述：「我經營工廠，工廠地址就是中興路2段83巷7號1樓，是做電線的工廠……當天中午吃完中飯後，被告沒有外出，我們那邊有疏洪道，每天被告下午5點多都會去運動，7點多回來，那天也是一樣，被告從吃完午飯到下午5點多都在你住處，沒有出門，被告每天都這樣。」等語在卷，二人就被告平常在家、休息、運動之日常作息情形之所述，除運動時間之始點略有出入外，尚無重大瑕疵，似難僅因證人戴棟臣與被告係同居關係，即認證人所述有袒護之可能，進而質疑其證述之可信性。而被告為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申請人，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復有台灣大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行動電話申請異動表附卷可參（見偵查卷第25至33頁），又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之使用人於104年2月16日，利用行動電話發話、受話及收簡訊之基地台均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之情，亦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報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審易卷第17頁），尚無積極證據顯示被告余麗紅於104年2月16日出現在告訴人可能遺失手機之捷運東門站附近。況告訴人王嘉玥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使用人於104年2月16日13：59：06、14：00：25，利用行動電話轉接、受話及收簡訊之基地台均出現在台北市○○區○○路00巷0號14樓，復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報表附卷為憑（見本院審易卷第14頁背面），與被告供述所在之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亦有未合，則被告之所述尚非全然無據。

㈢至檢察官就被告余麗紅以手機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告訴人王嘉玥以手機門號0000000000及不詳之電子郵件信箱設定LINE帳號後，該兩人於104年2月16日至同月20日間登入LINE所使用之IP位址及該段期間更換個人圖片（照片）之紀錄，以及被告余麗紅以「余曉紅」名義於該段期間登入FB之IP位址為何？等事項加以函詢，經韓商連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稱「有關手機軟體之相關服務，係日商LINE株式會社（下稱『LINE Corporation』)提供，……該公司係依日本法設立之法人，必須遵守日本之相關法令，管理相關用戶個人資料…調查侵占遺失物案件乙事，非屬該公司得提供用戶個人資料之情形，故如該公司依前揭函文之要求，而提供用戶之對話紀錄等，恐有違反日本法令之虞。且所詢之通話紀錄，已逾LINE Corporation之檔案保存期限而遭刪除，事實上亦無從查閱」及臺灣臉書公司未針對函詢事項給予答覆等情，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104年10月26日以北檢玉淡104蒞14463字第72819號函覆甚明（見本院卷㈡第11-12頁）；又參諸告訴人於本院104年10月26日審理時所稱：「被告說沒有撿到手機，我第一次在檢察官前碰到被告，她的樣子不像是會欺騙人，看她對手機也不懂，對機械也不是很明瞭，也不可能去玩這個手機，我就很怕說手機的問題影響到被告，……我就跟檢察官說我要撤回侵占及妨害電腦使用的告訴，因為我怕是別人侵占嫁禍到被告的情形，被告有可能因此而被誣陷，我就覺得算了，我是因為女兒送給我新買的手機，當下覺得很心疼」等語，復審酌被告余麗紅於同日審理時陳稱：「如果我有到臺北市，都是證人戴棟臣開車帶我出門，我很少坐捷運，如果我有搭捷運的話，都是妹妹還是我自己的小孩、姪女帶我去搭，是搭蘆洲線，蘆洲線是否會經過東門站我不知道，我沒有搭過606號公車，它行經的路線我不知道，我很少坐公車。」等語載明在卷，以被告為家管，平日甚少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捷運或公車之情以觀，公訴人徒以告訴人王嘉玥所申辦之LI NE帳號上照片變更為被告之照片，或為文字之使用，手機出現「小紅」及「余曉紅」或在LINE上面，被告有玩LINE BUBBLE之習慣，遽認被告於104年2月16日有侵占告訴人所遺失之行動電話，排除另有他人占有手機之可能，論以被告涉嫌侵占遺失物云云，尚嫌速斷。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證據及證明方法，均尚不足證明被告確有前揭侵占遺失物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照首揭法條及最高法院判例意旨，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龔書安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