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自訴人

大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東龍

自訴代理人

王耀星律師

被告

陳月嬌

被告

紀乃元

共同選任辯護人

周武榮律師

劉宇庭律師

邱于倫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107年度自字第91號），本院裁定駁回後，自訴人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抗字第1363號撤銷發回更審（108年度自更一字第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月嬌曾為大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來公司）董事長，與其後任之大來公司董事長蔡叔花間，曾有爭奪經營權糾紛，因被告陳月嬌在前開經營權之爭落敗後，心生不滿，竟意圖損害大來公司利益，夥同其配偶即被告紀乃元，命令訴外人梁啟明在擔任大來公司臺南分公司經理期間，趁梁啟明負責大來公司在臺南地區之航空貨運承攬、海空運之仲介代辦等業務之便，於民國100年7月5日自大來公司離職前之任職期間內，先於99年11月2日申請設立大立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下稱大立公司），並由梁啟明擔任負責人，再向國泰世華銀行臨安分行申請開立戶名為大立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大立公司帳戶），及以越新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越新公司，該公司創辦人為被告紀乃元）負責人翁宏茂名義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申請00-0000000號、0000000號等市內電話，並利用上開市內電話，對外以大立公司名義，與大來公司原有客戶鳳記國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記公司）接洽貨運承攬業務，並以大立公司帳戶收受鳳記公司分別於100年3月25日匯款新臺幣（下同）13萬7,417元、100年5月10日匯款1萬9,817元、100年6月10日匯款13萬746元、100年6月30日匯款4,927元之貨運承攬費用，致生損害於大來公司之營業收入（梁啟明所涉背信罪嫌，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駁回上訴確定）。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嫌云云。

二、按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無罪之判決（如後述），則就本案卷內證據資料，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即無論述之必要，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自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嫌，係以附表編號1至6所示證人之證述及附表編號7至14所示非供證述證據為主要論據。

五、經查：

㈠梁啟明原係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大來公司臺南分公司經理，負責該公司在臺南地區之航空貨運承攬、海空運之仲介代辦等業務，其於100年7月5日離職前之任職期間內，於99年11月2日申請設立營業項目包含航空貨運承攬之大立公司，並自行擔任負責人，更於99年10月26日向國泰世華銀行臨安分行申請設立前開大立公司帳戶，並以不知情之翁宏茂名義向中華電信申請00-0000000號、0000000號等市內電話，利用上開市內電話，對外以大立公司之名義，與大來公司原有客戶鳳記公司接洽航空貨運承攬業務，並以大立公司帳戶，收受鳳記公司分別於100年3月25日匯款137,417元、100年5月10日匯款19,817元、100年6月10日匯款130,746元、100年6月30日匯款4,927元，共計292,907元之貨運承攬費用，妨害大來公司因此業務所生財產上增加，致大來公司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等事實，有證人梁啟明、楊佳珊、蔡叔花證述在卷（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54號卷【下稱偵查卷】第106頁、臺南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806號卷【下稱臺南地院806號卷】卷一第211頁背面至第213頁、卷二第17頁、第19至20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卷【下稱臺南高分院269號卷】第224頁、第284頁、第321頁），且有大立公司歷次變更登記事項表、中華電信臺南營運處服務中心103年12月11日服字第1030000218號函暨所附申請書、服務契約書及梁啟明與翁宏茂身分證影本、國泰世華銀行臨安分行104年2月24日104年國世臨安字第1040000016號函暨所附開戶資料及帳戶交易明細、鳳記公司提供之上開四次匯款至大立公司帳戶之相關請款單或報價單、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匯出匯款申請書及約定書附卷可稽（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0年度他字第3949號卷【下稱他字卷】卷一第48至49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續字第98號卷【下稱偵續卷】第197至203頁、第225至230頁、第279至291頁、臺南地院806號卷一第221至239頁、卷二第7頁），堪可認定。而梁啟明所為上開背信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4年度易字第80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駁回上訴確定，業經本院依自訴代理人之聲請調取前揭卷證核閱無誤。

㈡越新公司所在地為臺北市○○○路0段000號5樓，該公司雖於98年7月31日設立登記時之負責人為本案被告紀乃元，嗣於同年10月14日變更為翁宏茂，該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則為紀孋珍、紀奕成、紀品志等人，有臺南市政府103年11月21日府經工商字第10308722210號函暨越新公司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在卷足參（見偵續卷第204至223頁）。然稽諸大立公司公司登記資料，可知該公司99年11月2日設立登記之負責人為梁啟明，後於100年7月14日改由陳云霏擔任登記負責人，該公司並無其他股東董事，而公司所在地為臺南市○區○○路000號1樓等情，有臺南市政府103年11月21日府經工商字第10308722220號函暨大立公司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在卷可考（見偵續卷第197至203頁）。足見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並無股東、董事或公司負責人重疊之情形，公司所在地亦不同，則大立公司是否即為被告2人設立作為承攬臺南地區航空貨運、海空運仲介代辦等業務，已非無疑。

㈢又依證人陳云霏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與梁啟明是認識約8年的朋友，知道他從事快遞、空運公司等國際物流方面的工作，而我自己是從事建築業，我因為常聽梁啟明說大來公司股東內鬥，資金調動有些困難，有些員工也被公司告，他當時有提出辭呈，但公司沒有回應，我想投資副業，而國際物流是屬特許行業，需要專業經理人來經營，我認為梁啟明在這個行業快30年，由他主導比較恰當，因此我以500萬元出資設立大立公司，並請梁啟明擔任負責人等語（見偵續卷第317頁反面至第318頁），可知大立公司實際出資人為陳云霏，而與被告2人並無關係。

㈣且越新公司及大立公司僅係就取件、收件、國外代理、機場報關等事項相互協助處理乙情，業據證人梁啟明於另案偵查、法院審理中（即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案件）及本院審理時均證述：我自大來公司離職後，就到大立公司擔任總經理職務，負責進出口報關、承攬業務等工作，當時因為公司剛開始成立，很多客人需要重新開發，也還沒有國外代理權，我便與越新公司經理人陳臺隆接洽借代理的事情，就是大立公司有國外代理或機場報關的需要時，由越新公司幫忙處理，而越新公司在臺南沒有分公司，如果有國外進來的案件，需有人幫忙派件及取件，因此陳臺隆就邀請我幫忙處理越新公司這方面的業務，並酌給行情6折的薪水，我考慮這樣可以補貼我的薪水，讓我的經濟狀況較穩定，就同意與越新公司互相配合，並加入越新公司的勞健保，但大立公司是陳云霏在100年間以我的名義出資設立，後來我認為不妥，就由陳云霏自己擔任負責人，我實際上是統籌大立公司的國際物流業務，兩家公司是獨立的個體，除了借代理相互配合外，沒有其他的關係，我只知道越新公司的董事長是翁宏茂，但業務上接觸的都是陳臺隆，被告紀乃元與大立公司沒有關係，我也不知道他和越新公司有任何關係或是否是實際經營者，我接觸的是陳臺隆等語（見偵續卷第37頁反面、第312頁反面至第313頁、臺南高分院269號卷第324頁、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電子卷【下稱臺南地院自字電子卷】第269至第279頁、本院自更一卷二第71至83頁）明確。參以證人陳柏宏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我自大來公司離職後，100年間到大立公司擔任送貨司機，在月底出貨送帳單時，帳單曾有2份，一份是大立公司、一份是越新公司，要看客戶是叫快遞還是空運，兩者帳單不同，我送貨期間曾有甲公司收到大立的帳單、乙公司是收到越新公司的請款單等語（見本院自更一卷一第506至507頁、第511頁），益見證人梁啟明前開證述：大立公司與越新公司為獨立個體，僅因取件、收件、國外代理、機場報關等需求，始相互配合等語，尚非虛妄。

㈤觀諸卷附「越新（大立）」樣式之客戶委託運送格式文件（見他字卷一第24至25頁），固可見該文件表示越新公司即大立公司之字樣，然依證人周佳芬於另案警詢及法院審理時（即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案件）具結證稱：我在大來公司臺南分公司任職，擔任行政部門文書處理工作，處理進出口業務，並曾在電腦內看過「越新（大立）TEL： 00-000-0000」之客戶委託運送的固定格式，並於該格式備註欄記載「3：有任問題請聯絡梁R、TEL：00-0000000」的檔案，這是梁啟明以電子信箱發給我們的，他只有說以後可能用得著，但沒有詳細說明為什麼，當時在大來公司臺南分公司的業務除梁啟明外，沒有其他人負責，而我不知道大立公司及越新公司等語（見他字卷一第42頁反面至第43頁、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電子卷第253至257頁），僅可認定該文件係由梁啟明提供。而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既就取件、收件、國外代理、機場報關等業務相互配合，則梁啟明使用文件上標明「越新（大立）」並由其擔任聯絡人，尚難認有悖於常情。

㈥證人即鳳記公司員工楊佳珊雖曾於另案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案件偵查中具結證稱：鳳記公司自100年起有與大立公司、越新公司交易，他們兩家是同一家公司等語（見偵查卷第106頁），然亦同時證述：100年間是梁啟明以大立公司名義報價，但當時不知道兩家公司內部的關係，是大來公司打電話來時才知道等語（見偵查卷第106頁反面），可見證述「大立公司與越新公司是同一家公司」乙節，係聽聞大來公司人員所述，非其親身經歷事項。且其於另案即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案件審理時具結證述：我自87年起任職於鳳記公司，之前辦理進出口，現在擔任業務，鳳記公司有委託大來公司做出口通運業務，而且不只與大來公司一家往來，我們會比價，鳳記公司有與大立公司、越新公司交易過，我向大立公司詢價都是梁啟明接洽，越新公司只認識梁啟明，都是電話聯絡，我不知道大立公司與越新公司之關係等語（見臺南地院自字電子卷第280至284頁），足見鳳記公司員工楊佳珊辦理進出口業務時，與大立公司、越新公司聯絡對象均為梁啟明，未曾與被告2人接觸或聯繫，且對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有無任何關係乙節一無所悉，自難僅憑其聽聞大來公司員工轉述之內容，遽認越新公司即為大立公司。

㈦證人陳柏宏於另案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案件偵查中雖具結證稱：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的關係是臺北叫越新、臺南叫大立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3頁）。然其就自大來公司離職後之工作情形，先證述：我自大來公司離職後，在100年7月6日到宏逸公司任職，同年9月12日則到大立公司工作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3頁）；嗣改稱：我自大來公司離職後就到越新公司擔任送貨員，但大立公司和越新公司是同一家公司等語（見臺南地院自字電子卷第261至263頁、本院自更一卷一第505至508頁），前後證述不一，雖證人陳柏宏於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證述：偵查中所述內容是梁啟明叫我這麼說的，實際上我並沒有找到宏逸企業社的工作，這是梁啟明安排的等語（見臺南地院自字電子卷第264頁、本院自更一卷一第508至509頁），然稽諸陳柏宏及梁啟明勞保及健保投保資料，可知陳柏宏於96年3月23日加保勞健保於大來公司，嗣分別於100年7月25日、31日退出健保、勞保；另於100年7月13日加保勞健保在宏逸企業社，直至同年9月1日退保勞健保，再於同年月9月2日加保勞健保於越新公司，而梁啟明自大來公司退保勞保後即加入越新公司等情（見本院自更一卷一第525至530頁、第538至539頁、卷二第43至45頁），倘係梁啟明為免遭人知悉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之關係而刻意安排，何以僅陳柏宏有加保於宏逸企業社之紀錄？再者，證人陳柏宏究竟如何知悉大立公司乙情，其於臺南地院108年度自字第8號案件審理時先證述：我是因為出去收、送貨，單據上面有寫大立公司，才知悉大立公司的，並沒有人向我提過大立公司，梁啟明也沒有提過等語（見臺南地院自字電子卷第262至263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改稱：我自大來公司離職後，是梁啟明叫我去上班，我到上班地點時才知道大立公司，而臺南市○○路000號有掛「大立公司」的招牌等語（見本院自更一卷一第507至508頁、第510頁），亦陳述不一，則證人陳柏宏於偵查中所述內容真實性為何，即非無疑。

㈧梁啟明以大立公司名義與鳳記公司接洽前揭航空貨運承攬業務時，所使用之00-0000000號、0000000號等市內電話，係以翁宏茂名義於99年5月18日向中華電信申請設立使用乙節，有中華電信臺南營運處服務中心103 年12月11日服字第1030000218號函檢附申請書在卷可考（見偵續卷第225 至230 頁）。然大立公司設立登記時間為99年11月2日，有臺南市政府103 年11月21日府經工商字第10308722220號函暨大立公司歷次變更登記事項表、章程及股東同意書等附卷可稽（見偵續卷第197 至203 頁），前開市內電話使用時間與大立公司設立登記時間相隔半年，則梁啟明以翁宏茂名義申請前開市內電話時，是否即有意設立大立公司已非無疑。且證人翁宏茂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梁啟明與我的太太是同事，他告訴我大來公司的電話不夠用，他有去申請，但電話還沒下來，因此要我幫他申請，我就將證件交給他，由他去辦理；越新公司在臺南的業務雖然是由梁啟明代理負責，但客戶大部分都是直接打電話到臺北，至於越新公司在臺南有無專責電話號碼，我不清楚，這是經理在負責的等語（見本院自更一卷二第131頁）；而證人梁啟明於另案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案件偵查中證述：我曾向大來公司臺北總公司反應，電話不敷使用，希望可以用公司名義申請新門號，但公司都不理會，又沒有辦法以公司的名義申請，客戶常抱抱怨電話打不進來，因此我就向朋友翁宏茂借電話使用等語（見偵續卷第38頁、第312頁反面）；另證人顏嘉惠於另案臺南高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269號案件警詢時證稱：我從94年3月間起任職於大來公司臺南分公司，於100年7月5日正式離職，任職期間公司對外營運所使用的電話號碼包含00-0000000號、0000000號等市內電話，這些電話號碼是以私人名義申請的，當時是因為客戶反應我們公司原來的電話常常占線，才會再去申請，並請客戶以這些電話號碼聯絡等語（見他字卷一第32頁反面至第33頁），足見該等市內電話之設置目的係為解決大來公司客戶來電問題，且因未獲大來公司臺北總公司同意申請，始由梁啟明借用翁宏茂名義申請。

㈨綜觀前述，尚難認定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屬同一公司，且遍查另案全卷及本案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亦無證據足認上開客戶委託運送文件、借名申設前揭00-0000000號、0000000號等市內電話，係被告2人指示梁啟明為之，況梁啟明亦明確供稱其係與越新公司經理陳臺隆接洽業務，與被告2人並無業務上之往來（見本院自更一卷二第74至83頁）。再者，觀諸卷附之大立公司100年6月29日關稅預收款、越新公司100年6月28日DEBITNOTE（見臺南地院806號卷一第233頁、第235頁），縱其上記載之關稅及進口稅皆同為4,927元，惟均無法證明係何人所為或由何人指示所為，而自訴代理人僅以鳳記公司函覆法院有關大立公司或大來公司之報價及請款資料竟包含越新公司部分，據此推論身為越新公司創辦人之被告紀乃元及其配偶即被告陳月嬌，與梁啟明共同涉犯背信罪嫌，顯屬率斷而不可採。

㈩至自訴代理人請求調取臺南地院107年度自字第17號案件108年1月22日下午3時30分準備程序開庭錄音光碟，以資證明越新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被告紀乃元乙節（見本院自更一卷二第146頁），然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及可能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並有調查之可能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並無違法之可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33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縱認越新公司與大立公司屬同一公司，或越新公司實際負責人為被告紀乃元，實與被告2人有無指示梁啟明成立大立公司作為越新公司處理承攬臺南地區航空貨運、海空運仲介代辦等業務，並以大立公司名義與鳳記公司交易等背信行為，不具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欠缺調查必要性，併此敘明。綜上所述，本案依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現存證據資料，尚未使本院已達確信被告2人涉犯背信罪嫌之程度，其等犯罪嫌疑仍有不足，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之諭知，以免冤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