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易字第439號｜刑事：侵占｜裁判日期：111 年 10 月 2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43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蔣馥竹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222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蔣馥竹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壹、蔣馥竹明知洪秀屏、李瑞芝（以下簡稱洪秀屏等2人）分別於民國107年1月22日、同年3月13日及3月6日將新臺幣(下同)10萬元、10萬元及20萬元匯入她所開設的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李瑞芝另於107年3月2日，在她所經營的長馥亭餐飲顧問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 區○○路00號7樓之3，以下簡稱長馥亭公司）交付現金30萬元，2人交付她合計70萬元款項（以下簡稱「本案投資款」)，目的是為合夥開設飲料店。詎蔣馥竹於109年2月間，向他人承租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樓（以下簡稱板橋營業址），並購置機器設備，準備用以經營前述合夥事業「神樂町茶飲店」之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的所有，基於侵占的犯意，於109年3月6日前某日，以易持有為所有的方式，將本案投資款所購置的生財器具及裝潢，抵作自己及不知情的兒子林恕全的股款，與黃雅堂、林懿儒在板橋營業址合資成立神樂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神樂町公司），而予以侵占入己。貳、案經洪秀屏等2人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程序事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而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亦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本件據以認定被告蔣馥竹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部分屬於傳聞證據，但當事人對於各該傳聞證據的證據能力都不爭執，本院審酌這些傳聞證據作成的情況，也沒有違法或不當的情事，因而認為適當。是以，依照上述規定所示，這些傳聞證據均具備證據能力而得作為證據，先予以敘明。貳、被告的辯解：我與洪秀屏等2人合夥並簽署契約書，於107年底、108年初收取資金70萬時，沒有註明要成立公司或任何投資標的，我也不知道店面要成立在哪裡。109年3月間神樂町茶飲店還沒有開幕，我們的資金就用完了，我有問她們要不要多繳納一點資金，但她們都不願意，後來資金耗盡。至於神樂町公司部分，當時黃雅堂是要投資我，因為我有外國客人，我用自己的錢去投資，洪秀屏等2人投資的金額當時已經用盡，我之所以沒有跟她們講黃雅堂的事情，是因為她們不贊成加5%的稅。她們一直在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群組中質疑我為何要加這5%的稅，說你生意都還沒有進來就加5%的稅；但我認為如果不加5%的稅、沒有成立公司，如何讓國外的客戶加盟你？洪秀屏等2人想要加盟，又不要加5%的稅，也不要掛公司，我要如何搞加盟？我無法做這種事。每次開會時，因為虧損了大家都不講話，變成我自己要拿錢出來，我並沒有侵占。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一、被告收受洪秀屏等2人總計70萬元的投資款，3人與案外人丁莛凱、蕭婉婷合夥成立神樂町茶飲店：㈠洪秀屏等2人分別於107年1月22日、同年3月13日及3月6日，將10萬元、10萬元及20萬元匯入被告所開設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李瑞芝另於107年3月2日，在被告所經營的長馥亭公司交付現金30萬元與被告。㈡洪秀屏等2人總計交付被告70萬元款項，其目的是要跟被告合夥成立神樂町茶飲店，被告有製作契約書、神樂町茶飲店創始人及出資金額清冊予洪秀屏、李瑞芝。依照神樂町茶飲店創始人及出資金額清冊的記載，洪秀屏投資20萬元、李瑞芝投資50萬元、被告投資30萬元，另丁莛凱、蕭婉婷分別投資20萬元、2萬元，投資金額總計122萬元。㈢以上事情，已經洪秀屏等2人證述屬實，並有契約書（109年度他字第13953號卷〈以下簡稱他字卷〉第41頁）、神樂町茶飲店創始人及出資金額清冊（他字卷第97頁）、臺灣土地銀行存摺類存款憑條、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與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111年3月25日函文所附存款交易歷史資料（他字卷第39、43頁；111年度審易字第262號卷第25-36頁）、被告與洪秀屏等人的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43-93頁）、合資協議書手寫稿（他字卷第95頁）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0頁），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二、被告與洪秀屏等人在板橋營業址經營神樂町茶飲店的期間，另與黃雅堂等人在板橋營業址合資成立神樂町公司，神樂町公司應收股款股東確實有實際繳納：㈠被告、林恕全、黃雅堂與林懿儒等4人（以下簡稱被告等4人) 於109年2月27日簽署合資備忘錄，合資成立神樂町公司，實收資本額140萬元。該公司於109年3月6日辦理設立登記，地址位在板橋營業址，由被告之子林恕全擔任負責人，被告、黃雅堂擔任董事，林懿儒則擔任監察人。其後，黃雅堂及林懿儒辦理退股，神樂町公司於109年9月26日辦理變更登記，由林恕全擔任神樂町公司董事長，被告則擔任監察人。㈡黃雅堂、林懿儒就合資成立神樂町公司一事，自始至終是與被告洽談，黃雅堂、林懿儒並不認識洪秀屏等2人。黃雅堂、林懿儒分別實際出資56萬元、14萬元，已於109年2月25日，將投資款合計70萬元匯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江翠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神樂町公司籌備處帳戶內。被告等4人所涉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的公司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的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4條的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已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㈢被告於109年2月3日，以自己及神樂町公司名義，向案外人盧玉清承租板橋營業址，被告在經營神樂町茶飲店時，曾聘用王志豪、曾怡錚、陳炯綸、林柏廷等員工。㈣以上事情，已經林恕全、黃雅堂、林懿儒證述屬實，並有新北市政府110年1月20日函文檢附神樂町公司歷次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85-201頁）、神樂町手搖杯企劃書、匯款憑證與「神樂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備忘錄（110年度偵字第16097號卷〈以下簡稱偵字卷〉第41-62頁）、房屋租賃契約書、神樂町茶飲目錄、招牌照片與應聘人員薪資條暨注意事項（偵字卷第237-243、251-254頁）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0、31頁），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三、神樂町茶飲店投資金額總計122萬元，被告僅投資30萬元，卻將原本歸屬於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及裝潢作價70萬元，作為她與林恕全投資神樂町公司70萬元的股款，被告有易持有為所有的主觀犯意：㈠黃雅堂、林懿儒分別出資56萬元、14萬元，投資神樂町公司等情，已如前述；而神樂町公司於109年3月6日辦理設立登記時，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40萬元之情，也有神樂町公司歷次變更登記表在卷可證（他字卷第186-201頁）。又黃雅堂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你於警詢筆錄中稱被告及其小孩出資70萬元用於添購設備，在合資備忘錄又記載創始股東股權被告是30%，林恕全是20%，亦即被告母子加起來是140 萬元的一半即70萬元，你知道被告的出資是否真的有現金登帳會計簽證，或是匯到所謂的籌備帳戶還是其他方式？）他們沒有匯款，基本上我們當時有請教會計師事務所，因為當時被告提到他們已經在裝潢了，2月的狀況已經找到地址、店面已經在裝潢了，設備也進去了，因為我本身是從商的，會計師提到基本上裝潢跟設備都可以作價當成資本額，這部分我就沒有問題，就讓會計師處理就可以了。（問：依你的認知被告跟其小孩作價70萬元出資是來自於其裝潢跟設備，是否如此？）是」、「（問：為何你看到被告用硬體出資願意同意值70萬元？）因為這些資產如何評估，當然最主要要有單據，你不管設備或是裝潢，一定要例如裝潢有裝潢的費用，被告這邊要提出裝潢費用單據，還有設備單據，有這些單據之後，提交給會計師，會計師才有辦法認列資本額，如果會計師認列這些單據沒有問題的話，我就沒有問題。（問：你有無看過被告提的設備單據或裝潢費用？）有，但是很粗略的，這部分就看會計師如何做認列，這部分是會計師的專業，我就沒有特別干涉。（問：有關被告跟其小孩的一半即作價70萬元的出資，從頭到尾被告有無跟你提過這是來自於其他投資人的錢？）沒有。（問：你的認知這是被告跟其小孩添購的器材及所支付的裝潢費，是否如此？）是，所以我的認知從一開始公司設立就是有四個股東，即我黃雅堂、林懿儒跟被告及其子林恕全，一開始設立公司的認知就是這樣子，合資備忘錄也是照這樣來簽的」、「（問：被告在109年2月跟你談企劃，當時的遠景是要做連鎖店，是否如此？）是，加盟連鎖店。（問：就你的理解，你們這家公司跟在○○路000巷00號0樓的神樂町茶飲店為何關係？）我認知我們設立了一間公司，公司有資本額，上開地址是公司開的店舖，我認知是一個茶飲店的店面。（問：就是這家公司下面的一家店面？）是」等語（本院卷第342-345頁）。綜上，由黃雅堂的證詞及相關書證，可知被告在承租板橋營業址並籌設神樂町茶飲店時，即同時與黃雅堂、林懿儒洽商合資設立神樂町公司事宜，並以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及裝潢作價70萬元，作為她與林恕全投資神樂町公司70萬元的股款；而在黃雅堂的認知中，神樂町公司要以加盟連鎖型態經營，神樂町茶飲店只是神樂町公司下面的1間茶飲店。㈡依照被告所提出、由洪秀屏製作的神樂町茶飲店總帳（本院卷第67頁），顯示神樂町茶飲店的機器設備支出50萬7,720 元、裝潢花費52萬3,130元；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對此亦表示：機器設備差不多，裝潢費用後來有追加等語（本院卷第357頁）。而洪秀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神樂町茶飲店有一個「神樂町手搖飲」LINE群組，成員包括5個股東李瑞芝、被告、洪秀屏、丁莛凱、蕭婉婷及林恕全與李瑞芝的先生，我是109年4月底、5月初的時候，才發現被告開的神樂町公司沒有我們的名字，黃雅堂跟林懿儒則登記為該公司股東，我們詢問被告為何開了一間公司？為何我們出資了，卻沒有占公司的股份？這間公司到底跟我們有沒有關係？被告說很抱歉，沒有提前跟我們講開了這間公司，這間公司跟茶飲店是同一個，我們的股份是佔被告跟她兒子的名下等語（本院卷第309-325頁）。又李瑞芝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跟洪秀屏都有參加被告的咖啡教學班，當時被告跟我們好幾個學生說希望大家一起集資開一間飲料店，拖了很久，被告不肯退還錢給我們，我們想說已經拖了2年，就一起經營這家飲料店，被告並沒有告訴我們要成立公司，我們是109年3月29日開始經營的，一開始神樂町茶飲店並沒有聘請員工，都是我、我兒子及洪秀屏在做，我們都沒有領任何的薪資，直到7 月發生糾紛，被告報案不准我們再進到店裡面，才由被告另行雇用員工；於109年4月底、5月初經由洪秀屏的告知，我才知道被告有成立神樂町公司，而且完全沒有這些出資股東的名字，被告說神樂町茶飲店就是神樂町公司，是同一個，我們出的錢到哪裡去了？我們為何沒有列名在股東裡面等語（本院卷第327-329、334-336頁）。另李瑞芝的先生在LINE群組中表示神樂町茶飲店於109年3月29日開幕營業，這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81頁）；被告於109年7月5日向警局報案，指稱與股東因公司經營發生口角之情，也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111年8月30日函文檢附員警工作紀錄簿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35-239頁）。綜上，洪秀屏等2人的證詞大致相符，且有卷內的相關書證可資佐證，洪秀屏等2人的證詞可以採信。㈢本件由前述黃雅堂、洪秀屏等2人的證詞及相關書證，可知被告在承租板橋營業址並籌設神樂町茶飲店時，即同時與黃雅堂、林懿儒洽商合資設立神樂町公司事宜，並以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及裝潢作價70萬元，作為她與林恕全投資神樂町公司70萬元的股款；而在黃雅堂的認知中，神樂町公司要以加盟連鎖型態經營，神樂町茶飲店只是神樂町公司下面的1間茶飲店，亦即被告不僅以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作價投資神樂町公司，且神樂町茶飲店隸屬於神樂町公司，為神樂町公司連鎖企業之一。又由神樂町茶飲店創始人及出資金額清冊所示（他字卷第97頁），神樂町茶飲店投資金額總計122萬元，被告僅投資30萬元，林恕全則未投資。據此可知，被告將原本歸屬於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及裝潢作價70萬元，作為她與林恕全投資神樂町公司70萬元的股款，因該生財設備原本屬於神樂町茶飲店合夥人共有的財產，則被告即有易持有為所有的主觀犯意；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告訴人說我3月6日拿他們的錢去投資另一間公司，但那是我自己的錢」等語（本院卷第27頁），亦可見被告明知神樂町茶飲店的生財設備為該茶飲店合夥人所共有，卻誆稱是自己的錢並用以作價投資神樂町公司，被告確實有不法所有的意圖。㈣被告雖辯稱神樂町茶飲店還沒有開幕，資金就用完了，洪秀屏等2人不願意繼續投資，黃雅堂是要投資我，我是以自有資金投資神樂町公司云云；公訴意旨則主張：公司負責人受出資的股東所委託，受委託執行任務，要誠實合法的經營，不能把出資額在公司登記上就消失掉，被告所為也有背信問題等語。惟查，刑法上的背信罪為一般違背任務的犯罪，而同法的侵占罪為即成犯，凡對自己持有的他人所有物，有變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占入己的意思時，即應構成犯罪。亦即，行為人違背任務的行為，如將其持有的他人所有物，意圖不法據為己有，即應論以侵占罪，不能援用背信罪處斷。依照神樂町茶飲店總帳的記載（本院卷第67頁），可知截至109 年3月底止，神樂町茶飲店尚有餘款8,296元，而非被告所稱「沒有開幕，資金就用完了」；何況黃雅堂、林懿儒的投資款合計70萬元早已於109年2月25日，匯入神樂町公司籌備處帳戶內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被告於109年2月間即因易持有為所有的客觀行為與主觀犯意，成立侵占罪。又依照洪秀屏等2人在本院審理時的證詞，可知被告收受洪秀屏等2人的款項並簽訂契約書時，僅表示要一起成立、經營一間飲料店，並未約定要成立公司（本院卷第322、328頁），且被告將其持有的他人所有物，意圖不法據為己有，參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應論以侵占罪，不能援用背信罪處斷。是以，被告此部分的辯解及檢察官的主張，均不可採。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供稱及相關書證，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被告所辯顯然是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肆、論罪科刑：一、被告成立的罪名：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35條的侵占罪。二、量刑：有關於被告犯行的量刑，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參酌刑法第57條、第58條等規定，主要可資審酌者如下：㈠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被告大學畢業，長期經營長馥亭公司，時常對外公開開設餐飲課程，目前以從事清潔工作為業，單親，子女已成年。㈡與被害人的關係：洪秀屏等2人因參加被告開設的「蔣老師的餐飲班」（他卷第35-37頁），基於信賴，才與被告約定共同合夥經營茶飲店。㈢素行：被告並沒有任何的犯罪紀錄，素行良好。㈣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被告不諳經營管理之道，為圖便利及不法所有，將原本屬於合夥事業的生財設備作價投資神樂町公司，進而為本件犯行。㈤所生危害：被告雖然侵占合夥事業財產，但被告與洪秀屏等2 人、丁莛凱、蕭婉婷合夥經營的神樂町茶飲店於109年4月間即已陷入虧損（詳如下所述），洪秀屏等2人及丁莛凱、蕭婉婷均不願繼續投資，而由被告苦撐，自己並因此負債，被告所為尚不致造成其餘合夥人重大的危害。㈥犯後態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能全盤坦承犯行，依卷內證據資料，本院無從為有利於被告的認定。㈦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以上各項事由及其他一切情狀，就被告涉犯本件犯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伍、沒收與否的審酌：一、刑法有關沒收的規定，於105年6月22日經修正公布，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這次刑法修正後，有關犯罪所得沒收的目的，明定僅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的不當利得，使其回復既有合法的財產秩序，並非科以刑罰，於法理上的性質屬於「類似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其中刑法第38條之2規定：「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第38條之追徵，亦同。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前述規定的立法意旨，在於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增訂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沒收或追徵於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的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的情形，得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調節沒收的嚴苛性。因此，如不法利得已不存在於行為人的財產之中，此時法院再對之為沒收的宣告，即可能與行為人的罪責程度不成比例，恐將偏重而有過苛之虞，不符現代刑事政策的社會功能。二、依照被告所提出、由洪秀屏製作的神樂町茶飲店總帳（本院卷第67頁），顯示神樂町茶飲店自109年4月起即陷入虧損，並經洪秀屏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屬實（本院卷第321頁）。而黃雅堂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問：你跟被告之間就神樂町公司投資案最後如何處理？）因為到6月底時被告已經提到公司沒有營運資金，因為基本上我是公司股東，如果要繼續營運下去一定要有資金進來，當時提到要增資，可是我覺得如果公司虧損完，股權就沒有任何價值，後來我用借款給公司的方式，總共陸續借了，從6月30日到9月23日，因為每次公司如果需要資金的時候，被告就會LINE給我說現在要付什麼錢，比如付房租、薪資或是付費用的明細會跟我講總共多少錢，只要被告跟我講，我覺得是用在公司，我就會用我的錢借到公司去，變成股東往來，所以從6月30日到9月23日總共借給公司54萬元。（問：你的投資額70萬元加上借款54萬元現在如何處理？）都沒有了」、「……因為公司有虧損，就用35萬元賣回給被告，後來這35萬元被告沒有還給我，目前只有還3,000元還是6,000元，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基本上公司有欠我54萬元，被告個人本身也有欠股款」等內容（本院卷第347-348頁），核與他於偵查時所提出109年6至9月間借款給神樂町公司之匯豐商業銀行匯款交易成功電子郵件通知、借款契約書（偵卷第79-103頁）相符。綜上，可知神樂町茶飲店自109年4月起即陷入虧損，神樂町公司亦自同年6 月底即無營運資金，被告甚至向黃雅堂借款供神樂町公司營運使用，則依被告所稱神樂町茶飲店撐到110年4月間頂讓時回收30萬元來看（本院卷第357-358頁），亦不足以清償積欠黃雅堂的欠款。是以，神樂町茶飲店既然自109年4月起即陷入虧損，其後頂讓所收回的費用亦不足清償對外欠款，則參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伍、一），自不應再對被告宣告諭知沒收。陸、適用的法律：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件經檢察官李堯樺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0　　日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林孟皇法官林柔孜法官蔡宗儒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書記官陳乃瑄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24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4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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