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博洋

被告

周妤芳

上一人選任辯護人

謝智潔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2699號、111年度偵字第398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黃博洋與周妤芳均係「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71巷至183巷及通化街180至184巷之電信勞工住宅」(下稱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一，且均明知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全體住戶未曾取得本件電信勞工住宅所坐落基地(下稱本件土地)之所有權，本件土地之所有權人為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甚至連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建物使用執照取得及後續產權登記等事宜，亦因土地所有權人與地上建物實際使用人非屬同一而迭生爭議，故遲未能予落實；再渠二人從「周刊王CTWANT」於民國111年2月25日所登載「尋找解鈴人1/立院背書標售北市4240坪黃金地 交通部竟不敢賣」、「尋找解鈴人2/每逢選舉就喊『賣地』 里長無奈籲開放危宅整修」等系列報導之標題及內文(詳附件，下稱本件報導)意旨，即可明確得悉本件土地究竟可否由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逕行拍賣標售一事，素有本件土地究為私產，或應歸屬國有之爭議存在，且本件土地標售案長期以來於立法委員間即存有極大之歧見，故而交通部遂於111年2月中旬即自行宣布停止公開招標，本件土地無法標售顯然與本件電信勞工住宅所在之臺北市大安區法治里里長林佩燕於111年2月25日前某日時許接受「周刊王CTWANT」記者採訪間顯然無涉。然黃博洋、周妤芳二人因不滿林佩燕於接受前述「周刊王CTWANT」記者採訪時，曾呼籲以：既然產權有爭議希望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可先同意住戶整修老舊危宅以降低社區公安疑慮等語，並經記者刊登在本件報導內文中，竟共同意圖散布於眾，而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聯絡，先由黃博洋委請不知情廣告業者人員製作其上印有「抗議林佩燕於今年2月25日周刊王造謠本基地有『產權爭議』」等文字之巨幅紅底白字布條(下稱本件布條)，隨後再由該業者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許，將本件布條懸掛在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周妤芳住處外牆顯眼處之方式，而指稱林佩燕有向周刊記者造謠本件土地有存有產權爭議之不實負面情事，而足以貶損林佩燕名譽。

二、案經林佩燕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暨該署檢察官簽分偵查後提起公訴。

壹、證據能力：

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黃博洋、周妤芳二人及周妤芳之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96頁、卷(二)第8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二人固均不否認渠二人經討論後，先由被告黃博洋委請不知情之廠商製作本件布條後，再於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將本件布條懸掛在被告周妤芳上址住處之外牆顯眼處等情不諱(見偵緝卷第36頁、第62頁與第108頁)。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之犯行，被告黃博洋辯以：本件報導登出來時，引起眾鄰居不滿，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委員會開了好多次會，其中也有書面議決要拉布條擴大抗議，本件土地並無產權爭議，告訴人林佩燕的造謠確實不符合事實，我們的抗議皆有所本，也曾透過派出所主管希望能夠跟告訴人溝通，但是告訴人都不理睬，所以我們擴大拉布條，我因為身為我們勞工住宅聯誼自救會總幹事，所以我才去進行請被告周妤芳提供地方懸掛布條，這是屬於公益事項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41頁)；被告周妤芳辯以：當初是被告黃博洋打電話給我說要借我的住處外牆懸掛本件布條，要維護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權益，我沒有很瞭解告訴人接受採訪時說了些什麼，掛什麼內容我也沒特別留意，被告黃博洋傳訊本件布條之內容給我我沒仔細看，沒有查證雙方的說法是我的疏失，但我認為這是為了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共同利益，所以我沒有妨害名譽的故意云云(見偵緝卷第36頁、第109頁)；周妤芳之辯護人則提出辯護意旨略以：本件電信勞工住宅所有權歸住戶，基地(即本件土地)所有權則歸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因此就土地所有權與房屋所有權十分明確，並無產權爭議，只是由於房地分屬不同人，如何進行都更改建一事多年來時有爭議，被告二人認告訴人於週刊王訪問時直接論以產權爭議用語不當，故而懸掛本件布條進行抗議，被告周妤芳並無誹謗故意，亦無誹謗行為，縱認本件有誹謗行為，則被告二人所為亦符合合理評論之原則，告訴人身為當地里長多年，被告二人為捍衛自己都更權益，深恐告訴人接受採訪時之言論影響建商標購土地意願，故亦係基於自衛與自辯所為，不應認為被告二人構成誹謗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01頁至第105頁、卷(二)第141頁至第142頁)。

(一)經查：1.被告二人均係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係自46年間起陸續興建，該住宅建物之所有權係歸屬住戶，但全體住戶從未曾取得本件土地之所有權，本件土地所有權係歸屬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所有；2.本件電信勞工住宅於111年2月中旬某日由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之監督機關自行宣布停止公開招標辦理都更；3.告訴人於於111年2月25日某時許，以臺北市大安區法治里里長身份接受「周刊王CTWANT」記者採訪，該週刊遂於111年2月25日刊登本件報導；4.被告二人經討論後，由被告黃博洋先委請不知情廣告業者製作本件布條，再於000年0月0日下午2時許，將本件布條懸掛被告周妤芳上址住處外牆顯眼處，以供不特定人觀覽等情，業據被告二人均不爭執在卷(見本院卷(一)第93頁至第94頁)，且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中所指述之情節(見與本案相關之另案偵13788卷第13頁至第14頁、97頁至第99頁、另案偵21897卷第29頁至39頁)、證人陳國展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見另案偵21897卷第19頁至19頁)、證人莊隆移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見另案偵21897卷第21頁至23頁)、證人即另案被告胡志杰於警詢與偵查中供述之情節(見另案偵13788卷第9頁至第12頁、第69頁至第71頁、第219頁至第222頁)均大致相符，此外復有被告二人間於000年0月下旬之line簡訊對話內容截圖(見偵緝卷第75頁)、本件布條之刊登照片(見另案偵21897卷第75頁至第77頁)本件報導網路列印全文(見本院卷(二)第89頁至第100頁)在卷可考，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二人主觀上確實知悉本件土地與本件電信勞工住宅間長期因使用權源而存有爭議，且亦未查證告訴人前開記者採訪之內容為何，即率爾由被告黃博洋委請不知情廠商製作本件布條後，將本件布條懸掛在上址周妤芳住處外牆可供不特定人觀覽之處，主觀上具有散布文字誹謗之故意，客觀上本件布條之文字內容亦損及告訴人之社會評價：

1.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使大眾對於公共議題保有不受拘束，可充分討論之空間，惟言論自由行使與個人名譽保障發生衝突時，除須藉由權衡觀點，劃定二者之適當界限外，尤注意行使言論自由而侵害個人名譽之情形，基於刑罰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原則，應避免以刑罰相繩，造成言論自由之過度侵害。復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針對以言詞或文字、圖畫而誹謗他人名譽者之誹謗罪規定，係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以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然同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規定，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是此僅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即指摘或傳述之事項為真實之舉證責任，惟行為人仍須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為言論即指摘或傳述之事項為真實，否則仍有可能構成誹謗罪刑責。而「證據資料」係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事項之依據，此所指「證據資料」應係真正，或雖非真正，但其提出並非因惡意前提下，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者而言；行為人若「明知」其所指摘或陳述之事顯與事實不符者，或對於所指摘或陳述之事，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有所質疑，而有可供查證之管道，竟「重大輕率」未加查證，即使誹謗他人亦在所不惜，而仍任意指摘或傳述，自應構成誹謗罪（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247號、99年度台上字第809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行為人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係行為人之主觀心態，在訴訟上難以直接證明，必須藉助客觀事實來證明，則行為人對事實之查證應至何程度，始能認定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所指摘或傳述之事為真實，亦即行為人是否已盡合理之查證義務，應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綜合考量言論侵害名譽之對象、程度、傳播方式、言論與公共利益之關聯性、時效性、消息來源可信度、查證成本與可能性等因素具體判斷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21號判決參照)。

2.查本件土地究係私有財產，或應歸屬國有一事，以及本件土地與本件電信勞工住宅間長期以來因所有權分屬不同之人，且基地使用權源始終未能釐清，以致爭議不斷等節，有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交通委員會)林奕華立法委員提案表暨表決結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111年1月28日新聞資料、本案電信勞工住宅謝忠興於102年7月8日呈總統府等機關之說明書(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5年6月1日北市都授新字第10530859500號開會通知單(含簡報資料)、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5年6月17日北市都授新字第10530860700號函暨會議紀錄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49頁、第153頁至第167頁、另案偵13788卷第61頁、第77頁至第79頁、第103頁至第149頁、第157至179頁、第181頁至第187頁)。再查，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先前曾對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提起拆屋還地之民事訴訴訟等節，亦有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543號民事判決、102年度司他調字第100號民事調解筆錄、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100號民事判決等可供稽考。是可知本件電信勞工住宅與本件土地間之使用權源，並非毫無爭議，本院審諸被告二人長年以來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渠二人對上開等爭議及其歷史緣由，自理應知之甚詳。

3.復參以本件報導內所引關於告訴人接受前開採訪時之陳述，告訴人之主要訴求，無非僅在於呼籲：長年以來本件土地之處理爭執一直無解，導致無法順利都更，基於公共安全，應該先開放危宅整修等語。本院觀諸本件報導全文意旨，告訴人自始至終並未刻意凸顯強調本件土地之產權爭議，而係著重提出解決方案。而本件土地長年來因土地所有權人(即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與地上物使用權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之不同，本存在應否歸還國有，以及其地上建物合法使用權源等爭議一節，既已詳如上述。從而被告二人仍依事實欄所載之分工，懸掛內容載述有：「抗議林佩燕(即告訴人)於今年2月25日周刊王造謠本基地(即本件土地)有『產權爭議』」等文字之本件布條，以供不特定多數人觀覽。則不知情之第三人一旦見聞本件布條所指摘內容，自會對告訴人是否果有對產權爭議為無中生有之陳述一事，產生懷疑或誤認之第一印象，且上開指摘傳述之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判斷及評價，均足以致告訴人在社會上人格及聲譽受有貶損之危險，屬具體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要屬誹謗無訛。準此，被告二人身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主觀上知悉本件土地長年以來存在前開等爭議之客觀事實，然竟仍懸掛本件布條供不特定人觀覽，而以文字方式散布以：告訴人向媒體造謠本件土地有產權爭議等不實事項，渠主觀上存有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亦屬明確。

(三)至被告二人與辯護意旨固以前開情詞置辯，然按，於民主社會中，各種涉及公共利益議題之事實性言論，乃人民據以為相關公共事務之認知與評價之基礎，其如於結合電子網路之傳播媒體上所為時，尤因其無遠弗屆之傳播力，以及無時間限制之反覆傳播可能性，對閱聽群眾之影響力極大，且閱聽者往往無法自行查證、辨其真偽。因此，正是基於維護負有多重使命之言論自由，當代民主社會之事實性資訊提供者，無論是媒體或一般人，均應負有一定程度之真實查證義務，而不得恣意散播不實或真假難辨之資訊於眾，助長假新聞、假訊息肆意流竄，致顛覆自由言論市場之事實根基(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

1.被告黃博洋之部分：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於105年6月3日，即曾舉辦關於本件電信勞工住宅產權登記及補發使照可行性之研商會議，且該次會議紀錄上復載明以：本件電信勞工住宅迄今尚有100戶未辦理建物登記，本件土地為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所有…立法院105年4月7日決議解散協會後，本件土地將回歸國有…本件土地後續辦理標售與都市更新時，因建物(即本件電信勞工住宅)未登記又未持有土地產權，依權利變換相關規定，權利價值將不屬(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故仍建議住戶先內部整合意見，與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交通部溝通後續參與都市更新之分配條件等意旨明確(見另案偵13788卷第181頁至第187頁)，而被告黃博洋本人既曾以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代表之名義參與該次會議，並在簽到簿上簽名(見另案偵13788卷第189頁)。則顯足認被告黃博洋主觀上應知悉本件土地存在應否歸還國有，以及其地上建物(即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有無合法使用權源等爭議。且再依本件報導刊登之內文以觀，本件土地於本件報導刊登當下(即111年2月25日)，即已經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之監督機關交通部指示停止標售程序(見本院卷(二)第91頁至第93頁)，此另有署名「中華電信總公司行政暨資產發展處資產開發科」員工黃敏治傳送予被告黃博洋之簡訊翻拍照片2張(見本院卷(一)第107頁)在卷可資佐證，故更足徵本件土地之停止標售，實與告訴人前揭接受記者採訪或告訴人於本件報導中之發言陳述均無涉。然被告黃博洋竟仍共同懸掛所指摘內容與其主觀認知事實不符之本件布條，益見被告具真實惡意，本件布條所指摘內容自非屬言論自由保護之範疇，從而被告黃博洋前開辯解，要難採信。

2.被告周妤芳之部分：查被告周妤芳於偵訊中，業供述以：係被告黃博洋打電話與傳訊息給我，說要借用我住處外牆懸掛本件布條，我沒有很瞭解告訴人接受採訪時說了些什麼，本件布條之內容我也沒特別仔細過目，我這樣作為了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共同利益，我沒有妨害名譽的故意等語甚詳(見偵緝卷第36頁、第109頁)。故可認被告周妤芳雖身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一，且亦知悉本件土地歷來之相關產權爭議(此部分已詳述如上)，然其對告訴人前開接受記者採訪時所陳述之內容，以及本件報導之全文內容、意旨究係為何，均未事先查核瞭解，而僅係聽聞同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被告黃博洋轉述與請託，即同意出借上址住處外牆以供懸掛本件布條。本院審諸卷內事證，本件報導係於111年2月25日刊登(見本院卷(二)第89頁至第100頁)、被告周妤芳係於111年4月24日知悉本件布條內容並同意被告黃博洋懸掛(見偵緝卷第75頁之line簡訊對話內容截圖)，而本件布條係於000年0月0日下午方始懸掛，故可知被告周妤芳於本件布條懸掛前，其有充足之時間(依前開時序，其可進行查證之時間在1個月以上)審閱本件報導全文，並向其上址住處所轄之里長即告訴人進行查證核實，然被告周妤芳竟捨此不為，即貿然同意懸掛內容不實之本件布條，縱然本件布條所指涉之議題確與公共利益或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住戶之共同利益相關，惟被告周妤芳其身為本件電信勞工住宅之住戶，而屬利益攸關之一方，卻未能踐行此一合理查證程序，自無由以此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故被告周妤芳及其辯護人上揭所辯，亦難憑採。

二、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二人及辯護意旨所辯，均不足採信，被告二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被告二人就本件犯行，彼此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僅因不滿告訴人接受週刊採訪時之所陳述之內容，即以懸掛本件布條之方式，傳述不實且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文字內容而散布於眾，所為誠屬不該，復參以被告二人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二人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參與情節、程度與所造成法益侵害之程度、渠等之素行狀況(見本院卷(二)第153頁至第15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以及檢察官、告訴代理人、被告二人與辯護人對於量刑之意見，暨被告黃博洋於本院審理中所自陳以：大學畢業，現在已經退休，退休前在民代那邊當助理，目前沒有任何職務，靠投資收入維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有兩個兒子，均已成年，有一個兒子還住在一起，太太極重度殘障，我需要照顧她(見本院卷(二)第139頁)；被告周妤芳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以：大專畢業，家境小康，目前擔任雙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年薪超過新臺幣200萬元，家中就是跟先生、兒子同住，目前沒有撫養親屬(見本院卷(一)第191頁、卷(二)第139頁)等各自之學經歷、工作情形與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不諭知沒收之說明：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其上印有「抗議林佩燕於今年2月25日周刊王造謠本基地有『產權爭議』」等文字之本件布條，雖為被告黃博洋委請不知情廠商所製作，且係供被告二人共犯本件誹謗犯行所用之物，此已如上述。然本件布條未據扣案，且依卷內事證尚無法證明本件布條確屬被告二人所有，故此部分爰不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