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歐子碩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9815號），嗣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一段第3行「「海馬3.0」、「菲多比」「速」」補充為「「海馬3.0」、「趙紅兵2.0」、「菲多比」、「速」」、同段第14行、第18行及證據清單編號4「證據名稱」欄內所載之「林錫琨」均更正為「林錫銘」，及補充「被告歐子碩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本案被告係為牟利，方參與以詐欺取財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取財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詐欺取財之犯行，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與其後之多次詐欺取財之犯行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詐欺取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詐欺取財等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詐欺取財犯行，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以利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亦即以「該案件」中之「首次」詐欺取財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取財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查被告歐子碩被起訴之本案犯行係其所涉以本案詐欺組織所為詐欺取財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犯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檢察官起訴被告就本案亦同時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本院自應予一併審酌。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等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與「綠茶」、「海馬3.0」、「趙紅兵2.0」、「菲多比」、「速」、「小北」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未遂之犯行具有局部同一性，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㈤被告本案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集團分工式之詐欺行為往往侵害相當多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危害，竟因私利而與詐欺集團合流，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及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原否認犯罪，於檢察官第二次偵訊時終坦承犯罪，於本院審理中亦坦承不諱；另因告訴人張恕仁已察覺被詐欺，報警處理而使本案之詐欺犯罪無法遂行，被告未實質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害；又被告雖表示有意願另定期日與告訴人調解，然卻於調解期日未到庭，使告訴人白跑一趟；兼衡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形、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以開計程車為業、需扶養1名子女、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46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向告訴人收款時，所使用之偽造工作證（員工識別證）1張（如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讓告訴人簽署之「盈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1紙（如附表編號2所示）、相同格示（含與前揭偽造憑證相同之偽造印文）之空白「盈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1紙（如附表編號3所示）、被告用以與詐欺集團共犯聯繫使用之手機1支（如附表編號4所示），均屬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上開偽造「存款憑證」上之偽造印文（「盈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林錫銘」、「盈銓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章）及偽造署押（「李子凡」簽名）因偽造「存款憑證」已被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至前揭印文雖均屬偽造，惟衡以現今科技水準，行為人無須實際製刻印章，即得以電腦程式設計再列印輸出等方式偽造印文，且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前揭印文確係透過另行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而偽造，是尚難認確有偽造之印章存在而應諭知沒收之情形。

㈡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為警當場查扣之現金2,000元，據被告陳稱係自己所有，與本案無關（見本院卷第45頁），復無證據得認此現金與本案犯罪有何關聯，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警方於查獲現場扣押之現金170萬元，並非被告所有，亦非本案犯罪所得，並經警方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9頁），自無從宣告沒收。

㈣被告陳稱其就本案犯行並未領到報酬（見偵卷第23頁），審酌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並未完成，被告辯稱其未領得報酬，尚屬符合常情；復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因本案之犯罪有任何犯罪所得，是無應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

㈤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若係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被告參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取財犯罪之財物，固為洗錢財物，然本案被告並無實際取得洗錢之財物，原欲洗錢之財物已返還告訴人，前已敘明，如仍對被告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舜弼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