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俞彥志

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773號），嗣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補充「被告俞彥志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並補充以下理由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俞彥志於114年3月中旬某日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係由LINE暱稱「一線山河」之人指示其去指定地點收款、交款，自114年3月中旬至同年3月底，其已取款過4、5次，其因此有獲得報酬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9至21頁）。而該集團內部有分工，被告係負責與被害人面交款項，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則有向被害人行騙者、向被告收取贓款者、指揮安排車手取款事宜者等，被告藉其負責之工作而可取得報酬，足見該集團應屬具持續性之組織體，並有分工、聯繫、分享報酬之完整結構，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機組成，是依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期間、集團成員之分工、報酬之計算方式、遂行詐欺犯行之獲利等節，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而該當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且依被告供述之參與犯罪情形，被告對其所參與之團體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組織，顯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之團體，當知之甚詳，則被告確已參與詐欺犯罪組織，堪予認定。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取財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詐欺取財之犯行，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與其後之多次詐欺取財之犯行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詐欺取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詐欺取財等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詐欺取財犯行，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以利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亦即以「該案件」中之「首次」詐欺取財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犯。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取財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查被告被起訴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係其所涉以本案詐欺組織所為詐欺取財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犯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檢察官起訴被告就本案亦同時構成參與犯罪組織罪，本院自應予一併審酌。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永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大小章印文之行為，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等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等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再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罪間之犯行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犯關係，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認罪，且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114年贓款字第321號收據附卷可考，是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集團分工式之詐欺行為往往侵害相當多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危害，竟為私利而與詐欺集團合流，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及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於偵、審中均坦承犯罪，然表示目前無能力賠償，故尚未彌補告訴人游豐至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形、所造成之損害，暨其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園藝工作、無需扶養之人、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54至55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則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案若有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之財物的沒收，自應分別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末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

㈡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收款憑證單據」1紙（見偵卷第79頁），為被告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所用之物，雖未扣案，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上開偽造收據上之偽造「永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大小章印文，已因該偽造收據被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上揭偽造之印文雖均屬偽造，惟衡以現今科技水準，行為人無需實際製刻印章，即得以電腦程式設計再列印輸出等方式偽造印文，且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足資證明上開印文確係透過另行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而偽造，自難認此部分確有偽造之印章存在而有諭知偽造印章沒收之問題。

㈢扣案之手機1支（品牌型號：VIVO 40，使用門號：0000000000）為被告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犯行聯繫使用之手機，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㈣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本案使用之偽造工作證已經丟棄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本案既未扣押偽造工作證，復無證據可認該偽造工作證尚未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獲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報酬（見本院卷第48、54頁），復無證據可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高於前揭金額，堪認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5,000元。此犯罪所得業經被告向本院繳交，前已敘明，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㈥被告參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取財犯罪之財物，固為洗錢財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全數宣告沒收。然被告取得之詐欺贓款已由其依指示全數交付予詐欺集團之上游，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啟維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