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李健銘

選任辯護人

徐孟琪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2056號），嗣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犯罪，本院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4年度審訴字第2289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一段第5至6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更正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之犯意聯絡」、同段第13行「假冒外勤專員」補充為「假冒外勤專員（有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並補充「被告李健銘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李健銘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等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等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罪間之犯行具有局部同一性，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起訴書漏論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然此部分之犯行事實原即屬檢察官起訴範圍，罪名部分業經本院當庭諭知（見本院審訴卷第55頁、第83至84頁），是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酌，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㈤起訴書之論罪雖有主張被告所犯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所定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要件，惟本案尚乏證據可認被告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有「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手段，是就此加重要件無從認為被告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且起訴書之論罪主張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即「所犯法條詐欺部分更正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見本院審訴卷第54頁），自應以

㈥被告就本案犯行於偵查中未自白認罪，是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被告上開犯行，固因侵害被害人之財產法益而有所不該，惟審酌被告年齡已近知命之年，於涉及本案詐團行為之前並無任何前案紀錄，可見其素行良好，其因應徵工作而涉及本案詐團作為，堪認係一時失慮；而其犯後已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當庭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20萬元，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審訴卷第87頁），足見被告已悔悟並積極彌補所造成之損害，依其犯罪情狀若處以刑法加重詐欺罪之法定最低本刑即有期徒刑1年，實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㈧審酌被告因私利而參與詐欺集團之行為，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及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所為應予非難；然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罪，且已與告訴人余勇毅以20萬元達成和解並已全額給付，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本案犯行所造成之損害、其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審訴卷第85頁）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之說明：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則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案若有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之財物的沒收，自應分別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末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

㈡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收據（詳如附表A所示），為被告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所用之物，雖未見有於本案扣押，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於上開偽造收據上之偽造印文及署押，已因該偽造收據被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又該偽造收據上之印文雖均屬偽造，惟衡以現今科技水準，行為人無需實際製刻印章，即得以電腦程式設計再列印輸出等方式偽造印文，復無證據足證上開偽造印文確係透過另行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而偽造，自難認確有偽造之印章存在，即無對偽造之印章宣告沒收之問題，併此敘明。

㈢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工作證1紙並未扣案，本案卷內亦無任何可資特定該偽造工作證之資料，復無證據可認該偽造工作證尚未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㈣被告參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取財犯罪之財物，固為洗錢財物，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而全數宣告沒收。然被告因與告訴人面交而取得之詐欺贓款均已由被告依指示全數轉交予詐欺集團之上游，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㈤末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亦有明文。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申言之，犯罪所得一旦已實際發還或賠償被害人者，法院自無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本案獲得之報酬為2,000元一節，為被告坦承在卷（見偵卷第132頁），又無其他證據可認被告所獲之不法所得高於前揭金額，是堪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2,000元。而被告已賠償告訴人20萬元，前已敘明，被告既已賠償告訴人相當於其犯罪所得100倍之金額，足認其已無保有犯罪所得，且犯罪所得已實際賠償被害人，揆諸前揭說明，爰不予宣告沒收前開犯罪所得。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300條、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