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奕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76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準此，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部分，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是本判決所引用證人之警詢筆錄，僅於認定被告黃奕豪所犯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及洗錢部分具有證據能力，並予敘明。

三、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4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利用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方式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補充更正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第8行「19時2分」更正為「上午9時8分」、第10行「佯裝為投資公司員工『黃宗瑋』之」補充更正為「佯裝為投資公司員工『黃宗瑋』之黃奕豪，黃奕豪並出示偽造之工作證及交付偽造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予傅武倫」；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奕豪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四、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本案依被告供述，其依指示之內容及行為期間，可知其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而為之分工內容，足見該集團，層層指揮，組織縝密，分工精細，並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者，而係三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堪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已構成參與組織而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甚明。而本案為被告參與上開詐欺集團犯行後首次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起訴意旨於論罪欄雖漏未論列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罪嫌，然業於犯罪事實欄載明被告加入詐欺集團等語，自為本案起訴範圍，並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此部分罪名，無礙於被告之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審判。

㈡、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2條所定偽造、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使用之工作證，由形式上觀之，係用以證明其職位或專業之意，故應屬刑法規定之特種文書。再刑法第210條所謂之「私文書」，乃指私人制作，以文字或符號為一定之意思表示，具有存續性，且屬法律上有關事項之文書而言（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交付與共犯製作之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份予告訴人傅武倫，該收據係私人間所製作之文書，用以表示鴻景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告訴人現金之意，具有存續性，且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意思，應屬私文書。是本案被告向告訴人出示上開工作證及交付收據之行為，依前揭見解，自分別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甚明。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列此部分罪名，惟業經本院當庭補充告知罪名，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另本案既未扣得與上揭偽造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製圖軟體模仿印文格式列印或其他方式偽造印文圖樣，是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證明上揭偽造之印文確係透過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偽造，則尚難認另有偽造印章之存在，併此敘明。

㈢、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觀諸上開規定，係依行為人之行為態樣，而特設之加重處罰，與原定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犯罪類型有異，自屬犯罪類型變更，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合先敘明。而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事由，而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加重其刑，惟本案被告係依指示收款，尚非對告訴人施以投資詐術之人，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其主觀上知悉詐欺集團成員係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方式詐欺告訴人，自無從逕以前開罪名論處，起訴意旨容有誤會，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㈣、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㈤、被告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印文、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㈥、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被告本案上開行為間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㈧、查本案偵查中司法警察雖漏未訊問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檢察官亦未傳喚被告，致被告未及自白，惟其對於詐欺、洗錢及組織犯行構成要件事實於警詢均已供述詳實，且其既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自不能僅因偵查中漏未訊問其是否認罪，而認其未於偵查中自白，又被告賠償被害人之金額高於其本案犯罪所得（詳後述），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立法意旨在使被害人可取回財產上損害，是被告將其犯罪所得用以賠償被害人之損害，應等同於繳交犯罪所得，故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㈨、承上，並應寬認其亦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減刑事由。又因被告供述而查獲共犯許柏宥，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114年8月8日函存卷為憑，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爰就本案洗錢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上開減輕其刑部分作為科刑審酌事項。

㈩、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以假名「黃宗瑋」假冒投資公司人員名義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方式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後轉交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害為23萬元，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雖與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22萬元達成調解，並給付第一期款項10萬元，惟嗣後被告另案羈押而未繼續履行給付，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並有本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查，告訴人到庭表示同意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但希望被告停止羈押或出監後就未履行之分期能一次給付7萬元等語，復參酌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及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從事地磚工程，月收入約7萬元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不予併科罰金之說明：按為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法院依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得適度審酌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然本院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資力及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屬充分且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刑及併科罰金為低，爰裁量不再併科洗錢防制法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

五、沒收部分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本案如附表所示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均應依前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㈡、又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本案供犯罪所用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均未於本案扣押），原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之，然查，該工作證製作成本低廉，且被告或共犯為避免遭查獲，多會於使用後將其丟棄或銷毀，是足認已滅失；而收據已交付被害人收執，無再供詐欺犯罪使用之可能，其沒收或追徵均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例外不予沒收或追徵。

㈢、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5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查被告供稱本案報酬為2萬元等語，即為其本案犯罪所得，而其前開賠償之金額業已高於本案犯罪所得，依前揭見解，等同已發還被害人，自無庸諭知沒收。

㈣、而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為阻斷金流並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無法沒收。審酌此部分依卷內證據資料，被告尚非主謀，且已將洗錢財物轉交，既未查獲本案洗錢財物，已無從於本案阻斷金流，如對被告已轉交之財物沒收，顯有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300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8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刑法第11條、第216條、第210條、第212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55條、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