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欣柔

選任辯護人

唐大鈞律師（已終止委任）

何金陞律師（已終止委任）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1873號），嗣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一段第5至6行「基於3人以上共同利用網際網路犯詐欺取財」更正為「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段第8至9行「於114年4月間某日，以網際網路連結社群網站「臉書」對公眾散布不實之投資廣告」更正為「於114年2至3月間某日，以網際網路連結影音平台「TikTok」發布不實之投資訊息」、起訴書所載之「凌梓荃」均更正為「凌梓筌」，並補充「被告吳欣柔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吳欣柔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等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等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再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㈡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罪間之犯行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犯關係，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起訴書之論罪雖有主張被告所犯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所定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要件，惟本案尚乏證據可認被告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有「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手段，是就此加重要件無從認為被告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且起訴書之論罪主張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即「所犯法條詐欺部分更正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見本院卷第61至62頁），自應以檢察官更正後之罪名為本案起訴之罪名，併此敘明。

㈣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認罪，且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是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另被告關於洗錢之自白，因本案係從一重而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無從另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然得作為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之事由，附此說明。

㈤辯護人固稱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等語。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為科刑重輕之標準，則為在法定刑內量刑輕重之依據。所謂「犯罪之情狀」與「一切情狀」，兩者固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亦應就犯罪一切情形予以考量，但仍應審酌其犯罪情狀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故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之事由，惟其程度必須達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45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將近35歲，學歷為大學畢業，從事教職，其智識及社會經驗並非無法辨識本案行為有違法之嫌疑。縱被告所述其係為取回自身遭詐之金錢，方依詐欺集團指示向他人收款等情為真，然被告為取回自己所付出之金錢，竟對於詐欺集團種種不合理之說法及指示毫無查證，即依照詐欺集團指示參與本案犯行，且向告訴人余勇毅收取之款項高達新臺幣（下同）1,243,000元，顯見被告本案行為之不法性及所造成之損害非微；又被告本案犯行可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前已敘明，是本案犯罪情狀並無何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集團分工式之詐欺行為往往侵害相當多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危害，竟與詐欺集團合流，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及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於偵、審中均坦承犯罪，且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並與告訴人以20萬元和解（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73頁，約定分期履行，目前已依約履行5萬元，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考），足認被告已有悔悟，且積極彌補所造成之損害，犯後態度頗佳；兼衡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形、所造成之損害，暨其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教職、無需扶養之人、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9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則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案若有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之財物的沒收，自應分別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亦有明文。末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

㈡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1紙（參見偵卷第39頁），為被告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所用之物，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上開偽造收據上之偽造公司印文，已因該偽造收據被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

㈢被告陳稱本案所使用之手機已被彰化的警方查扣等語（見偵卷第12頁）。查被告因同類型之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650號判決有罪，該判決併有宣告沒收供犯罪所用之手機等情，有前揭判決在卷可憑。則被告本案犯行所使用之手機既未於本案扣押，而係另案扣押且已被宣告沒收，為免無益之重複執行，爰不於本判決宣告沒收。

㈣被告稱本案使用之偽造工作證已連同面交款項交給上手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查被告早於民國114年4月19日即為警查獲，自此未再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犯行，依常理，詐欺集團實無留存被告所用偽造工作證之必要，復無證據可認該偽造工作證尚未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被告於偵、審中供稱一天之報酬為3,000元至5,000元；本案報酬之確實金額其忘記了（見偵卷第12頁、第69頁；本院卷第69頁）。查無證據可證被告本案犯行所獲不法所得之具體金額，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000元，此犯罪所得業由被告向本院繳交，有本院114年贓款字第457號收據附卷為憑，此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㈥被告參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取財犯罪之財物，固為洗錢財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全數宣告沒收。然被告取得之詐欺贓款已由其依指示全數交付予詐欺集團之上游，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思恬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