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易字第一七九七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易字第一七九七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右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九十年度偵字第一一九一六號），本院刑事庭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二日，在臺北縣新店市○○路五巷十九號三樓，竊取甲○○所有之「中國繪畫理論」、「芥子園書畫譜全集」二本書，得手後據為己有，並將上開書籍置於其向高嘉鍵借得之車號ＤＰ—○四八五號自小客車內，因認被告涉有竊盜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０五號及同院四十年臺上字第八十六號分別著有判例；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參照，此亦為刑法論理中「罪疑唯輕原則」之具體表現，合先敍明。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乙○○涉有右揭竊盜罪嫌僅係以被害人甲○○在警訊中之陳詞：「該二本書係置於臺北縣新店市○○路五巷十九號三樓家中，而該處確曾遭人侵入」等語為唯一論據，惟查被害人甲○○於本院調查時到庭結證稱：「（廣興路的房子是否是你的？）我婆婆留給我的。」、「（在那邊住到何時？）從來沒有住過，我婆婆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過世了留給我先生，我先生再給我。那裡已經超過十年沒有人住了，我婆婆拿來堆放一些東西。」、「（什麼東西？）不知道，因為太亂了，沒有時間整理，我不確定有什麼東西，有一些衣服、文件。」、「（警察是否有給你看過「中國繪畫理論」、「芥子園書畫譜全集」這兩本書？）有。」、「（對這兩本書有無印象？）有。」、「（如果沒有看到書內婆婆的留字是否知道是婆婆留下的？）如果沒有看到書內婆婆的留字，我就不敢確定。」、「（書是誰偷的？）我不曉得。」、「（知道這兩本書被偷了嗎？）被偷時不知道，也不知道是誰偷的。」、「（房子被人家進去幾次？）我不知道。」、「（小偷進去幾次？）這個我真的不知道，鄰居只通知我一次而已，因為我很忙所以沒有立刻過去。那次被偷通知我好幾次。」、「（當時現場情形？）因為門已經被鄰居推回去，所以我請鎖匠去打開門，因為我沒有鑰匙。」各等語，綜上被害人甲○○之證詞，其既未曾住過上址，又不確知其婆婆留有上揭二本書籍，更不知道究係何人竊取該二本書，公訴人僅以上開被害人之指述，酌以被告竟知該處建築物並無大門，即認被告為竊取該二本書之人，揆諸上開說明，顯屬無據；充其量被害人之證詞僅能證明有失竊之事實，殊不能證明為何人所竊取。又證人即案發時現場查獲之警員林世雄也結證稱：「我當時在執行交整的職務，勤班通知我有民眾報案說廣興路五巷附近一輛貨車停在那裡很可疑，我過去就和報案人（十七號三樓）一起去找，我到二樓時看到門開著，以為小偷在二樓，但是進去找找不到人，後來隔壁的民眾過來幫忙找人，那個民眾就在十九號的屋頂找到被告。」、「（被告在屋頂做何事？）我不知道。我就把被告帶到貨車去看，就在駕駛座找到那兩本書，此外沒有其他東西。之前我以為是報案人的，他說是隔壁老國大的，我們就通知鍾。」、「（十七號二樓的門鎖有被破壞嗎？）沒有，但是門開開的，被當成倉庫。」各等語，顯亦無法證明被告有何竊盜之犯行。無論被告辯稱：「該二本書係伊在臺北縣新店市○○路五巷口之垃圾桶旁拾獲的。」等語是否可採，在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何竊盜之犯行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爰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二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